「今天是大日子。12點時BBC宣布：今天盟軍開始登陸反攻了！」 「密室一陣騷動！長久等待的解放，真的開始了嗎？解放？大家談了這麼久，這一刻依然太美好，太像童話，似乎永遠不會成真。這一年，1944年將會為我們帶來勝利嗎？我們還不知道。但，有希望，就有生命。這股希望讓我們重新鼓起勇氣，讓我們再度堅強。」

2020年6月6日，是許多人口稱的「6月6日斷腸時」。因為1944年的今天，盟軍發動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海上兩棲登陸作戰，在法國的諾曼地登陸。當日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1929～1945）在她的日記中所寫下的上面這段話，最足以代表世人的心聲。

法蘭克一家是猶太人，原本居住在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1933年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通稱納粹黨，納粹來自德文中的Nazi）執政後，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避居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其後希特勒揮軍入侵波蘭、荷蘭，並於1940年在波蘭建立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幾乎所有波蘭裔猶太人都住在隔離區或集中營中。

1941年，奧斯威辛集中營以毒氣「奇克隆B」進行大屠殺實驗。1942年1月20日，10幾位德國納粹要員於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共同議定執行「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這份《萬湖會議議定書》詳述了根除歐洲地區約1,100萬名猶太人的階段性計畫。戰後，在1945年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中，這份文件成為納粹有計畫地展開猶太種族滅絕的鐵證。

密室8名成員被捕後，被移送至荷蘭北部的中繼猶太集中營；同年9月3日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一名室友被毒氣毒死，安妮的媽媽因為飢餓與過勞而病死，其餘則被分別處置。其中安妮、瑪歌被送往卑爾根─伯森（Bergen-Belsen），一個靠近德國漢諾瓦的集中營，其後因為衛生條件極其惡劣，集中營爆發斑疹傷寒，安妮與瑪歌等數千名囚犯都病死在該集中營。最後，安妮的父親成為8名成員之中唯一的倖存者。

在納粹自認日耳曼人才是優秀、純種的「雅利安」人種的偏見下，除了迫害猶太人，也包括羅姆人（或吉普賽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及同性戀者。1945年1月27日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解放時，才結束納粹在這裡的暴行。這裡曾經關押超過560萬人，超過110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

這是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的事情，已是事隔70幾年的陳年往事了，何必舊事重提？不是該如電影《返校》中威權象徵的學校教官所說：「事情都過去了，就當一切沒發生過，不好嗎？」對此質疑，如今人類正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軸心國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新型冠狀病毒」！或許我們可借用防疫的科學觀點，省思推動轉型正義的價值所在。

2020年，注定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永遠被深刻記憶的年代，只因為源自中國武漢的COVID-19病毒傳染、肆虐，已迅速擴散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不僅造成傷亡無數，更大大改變人類的日常生活與交流互動，每日確診、死亡人數不斷攀升，迄未止歇。人們期盼著早日發明疫苗，疫苗接種成為人類可能回復正常生活的唯一解方。

疫苗接種是利用免疫系統的運作原理，使注入接受者體內的物質類似或等同於異物，而引發相似的生理功能，以便於日後較具毒性的相似物質侵入體內時，能夠回憶起類似的狀況，加快對付病原的反應。因為人們的免疫系統在第一次碰到抗原時，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誘發免疫反應，而且反應強度不高，因而常在第一次遇到病原菌時生病。但是，免疫系統具有記憶的能力，在第二次碰到相同抗原時，於很短的時間內就能誘發很強的免疫反應。

關於納粹時代，今年5月底有一部德國電影《罪人的控訴》（The Collini Case）在台上演，講述一位年高德劭的大企業家遭人謀殺，兇手是一位義大利裔人。這位加害人在接受審訊時，始終不願意吐露殺人動機。辯護律師多方訪查，才知其背後隱藏著德國二戰之後的轉型不正義，也就是納粹被害人家屬（兇手）雖然於1968年對加害者（大企業家）追訴，卻因納粹幫兇透過立法，讓其無法繼續追訴，才憤而於2001年採行私刑正義。

對此，我建議讀者搭配觀看《罪人的控訴》及《謊言迷宮》（Labyrinth of Lies）。後者也是一部德國電影，對戰後追訴納粹罪行有更全面的關照。劇情從1958年開始，敘述年輕（1930年出生）的約翰．萊德曼（Johann Radmann）剛上任為黑森邦第一大城市法蘭克福（正巧是《安妮日記》主人的出生地）的檢察官，被指派負責枯燥的交通違規案件，還遇到無照駕駛又刁蠻的女孩瑪蓮（Marlene）找麻煩。

某日，記者聶卡大鬧檢察署，指控一名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工作的守衛，如今竟安然在小學教書！此舉雖引發檢察署騷動，卻沒人想介入調查。萊德曼跟所有年輕人一樣，對奧斯威辛集中營一無所知，他誤以為「那不是受保護的居住區嗎？」其他知情的人或是三緘其口，或是指稱：「那是戰勝者編撰的政令宣導，何必再回去追究這些呢？」

在黑森邦總檢察長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的授命下，萊德曼決定追根究柢，與聶卡展開合作。在他抽絲剝繭、鍥而不捨地追查下，終於啟動了歷史上有名的法蘭克福奧斯威辛大審判（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s）──1963年，「奧斯威辛」在德國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詞，當時有22名納粹黨羽遭到起訴的大審判，在法蘭克福市政府廳展開。而世人都將此歸功於鮑爾，他被認為是德國轉型正義的代表人物，電影《大審判家》或許多書籍都如是說。

的確如此！如果沒有鮑爾的堅持、無畏與鬥爭，就不會有這場大審判。誠如《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看檢察總長如何翻轉德國的歷史》（Fritz Bauer: 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一書作者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在中文版序中所說的：

「他在1950與1960年代迫使德國人去回憶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他讓真相得以被說出來。他在德國社會引爆了激烈的論辯。所有截至當時為止，人們避而不談的事情，全被弗里茲．鮑爾攤在陽光底下。他也因此為自己樹立了許多敵人。」

鮑爾放著一堆辦案老手不用，啟用萊德曼這樣的「菜鳥」檢察官，當然有其戰略考量。只因為他們是清白的，既未受納粹黨國意識形態的薰陶，也不曾摻和納粹的集體罪惡，才能較客觀、更有人性地看待，甚至追訴父祖輩們的惡行。

電影《謊言迷宮》值得推介之處，就在於其劇情重點不是側重在卓爾不群的鮑爾身上，而是年輕世代的萊德曼等人，在面對父祖輩做盡骯髒齷齪事、自己身陷罪犯與謊言編織而成的迷宮時，如何滿懷赤誠、奮鬥不懈地探究真相的心路轉折。

然而，在鮑爾、萊德曼的眼中，則認為紐倫堡大審只有審判主要戰犯，並不包括共犯。畢竟沒有警衛、技術官僚、醫生等等的參與，不可能系統性地執行大屠殺任務。正如蔡慶樺在《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一書中所提的：

「細讀歷史，從來沒有什麼極權主義政體可以自行運作，那些國家機器的每一個環節，固然有邪惡者主導，但都缺少不了那些平凡的、單純的、甚至心地善良的小螺絲釘，如果不是他們，還有誰讓極權主義運作呢？」

再者，鮑爾、萊德曼認為隱瞞真相才是毒藥，毒害德國人尚待成長的民主。因為紐倫堡大審是同盟國所追訴，並不是德國的司法系統所啟動。若沒有藉由這場審判，如何迫使德國人一同直視當年犯下的集體罪惡？如何證明這不是政治清算，而只是要共犯們為自己參與的惡行負責？

當然，這種自揭民族「恥辱」的行徑，顯然不是多數人所樂見的。因而，萊德曼只能孤軍奮戰、不眠不休地工作，直到後來鮑爾才指派他人協助。在此期間，萊德曼既要不斷地聆聽被害人所遭受的各種慘絕人寰的悲情，又要審訊可能的加害人，不時還要面對周遭同僚的冷言冷語、怒目相向。

當萊德曼面對：「你要讓所有小孩去質疑自己父親是殺人犯嗎？」的質問時，他堅定地表示：「是！我要一切謊言到此為止。」但是，當他發現與自己燃起愛苗的瑪蓮，其父親也涉及其中，甚至自己一直景仰、失聯多 的父親也是納粹黨員時，他崩潰了！尤其當他知悉與自己一直並肩作戰的聶卡，竟然也曾在奧斯威辛負責看守囚犯時，更是徬徨失措。

天人交戰的萊德曼，不僅與周遭的人漸行漸遠，就連最愛他的瑪蓮，也愈來愈不了解他。於是，他向鮑爾遞出了辭呈，應聘為前途大好的智慧財產權律師。但是，當事務所老闆要他為明明有罪的權貴作無罪辯護，更須與之前審訊某位納粹親衛隊員的魔鬼辯護人一起合作時，正氣凜然的萊德曼義無反顧地回任檢察官。

萊德曼與同伴歷經多年奮鬥，終於起訴了一幫共犯。而經由這場審判所揭示的真相，改變了整個德國，促使這個國家拋開傷痛，重啟追緝納粹與思辨之路。如果沒有這場公開法庭的審判，將類似安妮一家人這樣的猶太人所遭遇的慘劇，赤裸裸地攤開在公眾面前，不知將有多少無知的德國人繼續被「奧斯威辛是受保護的居住區」的謊言所蒙蔽！

正因為公開審訊向世人揭露這個天理不容、令人髮指的真相，德國政治高層對納粹過往的噤聲不語引發了大學生們的激烈抗議，最終釀成為時超過10年的「六八學運」。而由於政治氛圍的改變，才有1970年12月7日，時任西德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區的陣亡將士紀念碑前自發下跪，並且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之舉。

這場「華沙之跪」後，西德政府才扭轉戰後一整個世代為了營造民主社會、刻意遺忘納粹邪惡的作法，讓「道歉認錯」成為不變的政策方針，並堅定地概括承受納粹的罪責。拒絕遺忘、承擔喚起歷史記憶的責任，讓德國堅決地走上轉型正義之路；加害的故事、受難的故事、悔罪的故事及和解的故事，一直被挖掘、述說，至今仍持續著。

相較之下，執政者在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為打壓異己，藉由《刑法》100條、《懲治叛亂條例》等法律，任意冠上意圖顛覆政權的罪名，並施以軍事審判，造成大量的冤案。迄今卻不曾推動司法體系的轉型正義或清查加害人，也不曾有過類似的「法蘭克福大審判」，以致台灣社會不能經由公開審判、媒體報導，將這類歷史記憶注入生活文化之中，因而只要聽聞轉型正義議題，不少人仍會連結到「清算」、「東廠」，更遑論徹底拋棄過去高壓政權所賴以支撐的政治意識型態。

更令人遺憾的是，以國族認同強行區分我者與他者、殘暴地對待異己等行徑，一直在人類社會不斷地上演。盧安達或蘇丹的種族屠殺、伊斯蘭國（IS）恐怖攻擊一度橫行、緬甸佛教徒迫害羅興亞人、中國關押維吾爾族人等等，歷歷在目；目前更因戰亂導致大批難民、飢民不斷在國境之間流動，使世界各地又興起了民族偏激主義。

這幾年來，當難民源源不斷地北上，歐洲各國面臨這波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難民潮時，在一片防堵聲浪之中，不僅許多德國人張開雙臂歡迎難民，德國政府也接受其庇護申請。其中的關鍵，除了總理梅克爾具有「自由的祕密是勇氣」的堅定信念外，很大原因與德國這種掀開自己歷史傷口、不斷地歷史反省，被植入國家暴力、種族歧視的免疫記憶有關。

截至目前為止，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已造成數十萬人喪命；但對照諸如納粹的種族屠殺、中國文化大革命迫害異己所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可見人類的集體罪惡毒性更強、危害更大。我們唯有不斷地捫心自問：我們是誰？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如果我們是安妮一家人，是否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這意味我們對待難民、不同族群或異見人士的方式，將顯現出我們有多認真地看待自身的基本價值，亦即尊重、包容，以及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