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新上映電影大幅減少，許多網路串流媒體提供了自製、優質的原創節目，讓追劇族群樂於藉此觀賞戲劇。Netflix在4月底推出台灣自製懸疑劇《誰是被害者》後，由於開創了台劇新格局，收視率不斷攀升，進了該平台熱門排行榜。

這齣戲劇改編自推理小說家「天地無限」（鄭惠文）的小說《第四名被害者》，原著用連環殺人犯留下的「尋屍」線索為主，以媒體嗜血報導亂象為輔，交織成殘酷又現實的世界。《誰是被害者》則從結構到內容，都有相當程度的改編；全劇共8集，標題分別是「指紋」、「報導」、「蠟燭」、「車站」、「刺青」、「遺願」、「水芫花」和「傘」。

《誰是被害者》除了有實力堅強的演員陣容之外，劇情中詭譎、迷離的氛圍及對社會議題的表露，例如性別認同、嗜血媒體、民代施壓、過勞、安養院超收、修復式正義、安樂死等，都是真實發生在台灣社會各個角落的辛酸悲苦。藉由這一個好故事鋪排串起，成為令觀眾欲罷不能、想直探結局的主要因素。

本劇另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呈現的科技、視覺效果。例如，食人魚酸溶屍、跪坐焚屍及利用藻類加速屍體腐爛等，都利用特殊化妝呈現。如此運用驚悚的畫面尺度，寫實呈現罪與罰等人生難題，是台劇少見的。而演員張孝全演活了劇中有亞斯伯格症的方毅任，也讓觀眾們津津樂道。這個角色一方面是破了許多大案的鑑識官，另一方面卻因為缺乏社交能力與同理心，不僅在警局成為被排擠的邊緣人，還長期與妻女不相往來。

看了前兩集後，我聯想起多年前上映的《人骨拼圖》（The Bone Collector）。這部美國電影敘述在聯合國開會前夕，出現詭異的兇殺案，還留下許多線索挑釁。劇中連續殺人犯計畫周詳，包括用什麼方法殺人、會留下什麼證據（像是毛髮、鞋印、衣服等），迥異於因衝動而起的兇殺案。為了破案，警方找上了前鑑識神探林肯．萊姆（Lincoln Rhyme），他因執勤時發生意外，導致全身癱瘓。最後在運用他的鑑識專業後，總算完成拼圖破了案。

在《誰是被害者》劇情中，由於發生一連串死亡事件，方毅任不斷前往現場收集可疑跡證。因為事故現場是犯罪偵查的寶庫，畢竟凡被接觸過、留下的痕跡，藉由發現的微物跡證，運用鑑識科學，可以連結被害者、嫌犯與犯罪現場的關連性。例如，暴力與性犯罪必然留下生物跡證，侵入住宅常見毛髮遺留在犯罪現場，死者身上的矽藻更是研判溺死或棄屍的關鍵證據之一。

這說明法醫生物跡證鑑驗方法的提升，對犯罪偵查與司法審判的影響甚鉅。唯有以科學方法才能捍衛證據，以科學證據為基礎，才能讓法院判決獲得社會的信賴。因而，實驗室在鑑定管理與品質保證上，應特別嚴謹，以確保鑑定結果的可信賴性。而鑑識人員的客觀、公正及科學態度，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更是基本要求。

這是理想中的狀態，但現實社會並非總是如此，何況鑑識科學也有其極限。在台灣有「神探」美名、曾擔任美國康乃狄克州警政廳長、並在世界各地協助偵辦過許多重大疑案的鑑識專家李昌鈺，近年來已發生數起因他的證詞有問題，而被翻案的紀錄。

更尷尬的是，台灣現行檢察官、警察、鑑識人員大都隸屬犯罪偵查機關，也形成一手偵查、一手鑑定的「球員兼裁判」情況。前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識中心主任謝松善即指出：「台灣的鑑識單位為政府機關，工作者是警察等公務員，鑑識人員往往會傾向支持第一線檢警的結論，法醫與刑事鑑識人員更是想盡辦法證明嫌犯有罪。」

劇中方毅任身為鑑識人員，即是配置在警察局偵三隊。在第一集中，他認為用來判定某件潛水命案的關鍵證據有問題，卻被隊長趙承寬及其他隊員認為是在找碴；直到第八集，趙承寬才坦承多年前這名嫌犯打死他的搭檔，卻因為關鍵證據有問題無法定罪，後來多次犯案仍無罪脫身，他們才會在這件命案的證據上做了手腳。而方毅任在連環命案一開始即發現關鍵指紋，卻加以隱藏、不揭露，也是無法謹守客觀、公正等倫理分際的表現。

在台灣真實世界中，1990年代被指控涉及汐止吳姓夫妻命案的蘇建和等3人、空軍作戰司令部謝姓女童命案嫌犯江國慶，都是因為鑑識人員提供謬誤的科學證據，或多年徘徊在死刑與無罪判決之間、或慘遭槍決冤死。這說明在目前的鑑識機制上，由於獨立鑑定未落實、鑑定標準未制訂、鑑定能力與倫理未規範、標準品資料庫未建立、犯下冤錯案卻未檢討等，自然產生不少流弊。

正因如此，多年來台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教授李俊億、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蘇友辰等有識之士，一直倡議改革前述弊端。2017年召開的司改國是會議中，在「整合法醫、測謊、科學鑑識等科學鑑定機制，提升科學辦案的技術與應用，強化司法發現真實的能力」議題中，最後也作成「設立獨立行使職權的國家級司法科學委員會、制定並執行相關實驗室與專家的認證規範與證照制度」等決議內容。

當然，國內、外以鑑識為題材的戲劇不在少數，一部社會寫實劇自不可能僅靠科技、視覺效果吸睛。《誰是被害者》真正吸引人之處，在於它藉由一連串彼此互有關連的命案，以及究竟是連續殺人案、連環命案還是遺願自殺案的懸疑劇情，提出了值得思辨的人生課題：人們內心的需求到底是什麼？死亡也是一種善意的選擇？活得痛苦，是否就該選擇有尊嚴地死去？

本劇的故事主軸是：幾件命案中每一個人的死，都完成了下一個死者的遺願，死者們利用彼此的「遺願」，讓自己深層的願望得以發聲，受到世人的重視，彰顯曾經生而為人的價值。每個死者互有牽連，交織而成的謎情，猶如一張網；而這張網所要承接的，除了是這些死者的遺願，還有少女江曉孟想要父親找到自己的渴望，與策劃整起事件的兇手的絕望。

劇中，江曉孟的母親是末期病人，不希望拖累江曉孟，而且已明確表達放棄急救，希望完成遺願。依照《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規定，在江母意識清楚時得預立意願書，如江母已意識昏迷、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她的最近親屬也可出具同意書，選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另外，有鑑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適用範圍極窄，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立法院又制定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依照該法規定，除末期病人之外，處於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態、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的人，如有預立醫療決定，得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

江曉孟原本不願意幫母親完成遺願，但看著她不斷受到病魔無情的摧殘，意識到完成母親的選擇並不殘忍，殘忍的是讓她沒有希望的活著，於是前去找多年未曾謀面的父親簽署同意書。怎料當江曉孟在警察局碰到父親方毅任時，他的淡漠行徑令人難以釋懷。江曉孟在百般無助之下，親手拔掉母親的維生系統，雖屬情有可原，卻因不符合法定程序而成立《中華民國刑法》的加工自殺罪。

其他因遺願而連環死亡的幾位「被害者」之中，某位在自殺不成並獲救後，兇手為他注射藥物而導致死亡，這已不是完成遺願，也不是加工自殺，而是道道地地的殺人。至於其餘因完成遺願而死亡的人，他們因不被接納、被忽視、活得痛苦，在他人的協助下選擇自殺。問題是他們都不是末期病人，有權選擇死亡嗎？如果協助者不是消極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等措施，而是積極提供協助（如提供藥物），是否該擔負刑責？

自殺一直被認為是禁忌話題，「無論多麼痛苦，都要努力活下去」，這似乎是社會的共識。但今年（2020）2月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該國懲罰提供安樂死服務者的規定違憲，主要理由認為這樣剝奪了「病患的死亡自決權」。這意味至少在由醫護人員提供藥物，讓病人自行結束生命的情況下，將不再被課以刑罰。而德國刑法甚至早就規定協助身患絕症的家人自殺，是不負刑責的；亦即，江曉孟拔掉母親維生系統的行為，在德國是可以免除罪責的。

台灣對安樂死的討論，爭議數十年後已沉寂，直到2017年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仁公開呼籲安樂死法制化，才又再獲關注。《中華民國刑法》一直有加工自殺罪，前述兩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本質上只適用於罹患特定疾病且無法治癒之人的善終。相較之下，歐美國家安樂死發展至今，已有許多國家並不限於成年末期患者，而且不限於由病患自行服藥，亦即醫師得積極依照病患意願為其終止性命，這是傅達仁選擇赴國外尋死，也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做成上述判決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知，與其讓末期病人「活」受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如讓他們好好的走。這雖為台灣法制所承認，但僅侷限於消極安樂死，並不包含積極地提供協助，遑論紀岳良律師在〈從歐美安樂死進展，看台灣安樂死立法的瓶頸〉一文中所說的：

基於對死亡自決權的充分保障，荷蘭甚至評估到「老人自由死」的階段，比利時的未成年人也可以申請安樂死。

本劇最後藉由記者徐海茵和兇手的對話，開展「生」與「死」的辯論：究竟是「活著比死亡更需要勇氣」、「活著才有希望」？還是「死亡也可以是一種善意的選擇」、「生命，是可以為別人犧牲、創造出價值」？這2人同樣有過悲慘的人生，對於「活得痛苦，是否該選擇尊嚴的死去」卻有南轅北轍的看法。這本是人類社會要永遠思辨的人生問題、哲學命題，而這也正是《誰是被害者》值得推介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