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台灣，是我們無法決定的偶然，那麼，面對必然發生的死亡，在台灣的我們，可以選擇怎麼離開嗎？

今年3月，知名作家瓊瑤發表她寫給兒子和兒媳的公開信，除了仔細交代身後事，同時表明拒絕多種醫療處置，更期待台灣未來能針對「安樂死」立法。在那篇臉書發文底下超過千則的留言裡，湧進大量附和支持的聲音。

時間往前推到2016年年底，資深體育主播傅達仁「上書」蔡英文總統，請命通過「安樂死法案」，並願意成為全台第一名案例，一時社會為之熱議。後來他在各種公開場合一次次解釋他的提案：第一、80歲以上、有不治之疾者；第二、年輕人，被醫生證明是絕症者，前提都是自願、沒犯法、沒欠稅，得享有「安樂善終權」。他說，這是為全民謀福祉的法案，友人如知名運動員紀政也表示力挺。

在一個又一個想要安樂死合法的聲音背後，是對「不得好死」的恐懼以及對「善終」的企求。

他們之中，不乏照顧者、探病者，他們目睹一次又一次的「盡全力搶救」，以及無法拒絕醫療處置的痛苦軀殼，走得既痛苦又沒尊嚴。

嘉義退休教師賴台生的母親當年已是癌症末期，子女們捨不得，仍讓她嘗試新藥，硬生生把半年餘命撐到一年半。直到母親離世，他才從醫師口中說出的那句「你們太孝順了」，悟出了自己的「愚孝」──那些拚命讓媽媽活下來的日子，只是讓母親受苦受難。那之後，他簽了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遺體捐贈同意書等文件，為自己做好臨終準備。

「你綁著、插著管子、哀哀叫的，還不曉得哪一天能死，那是痛苦、那是刑罰，」傅達仁皺著眉、邊揮手說著他看到的情況。受不了病痛之苦、拖累家人之罪的當事人中，也不乏以極端方式走上絕路，徒留一地唏噓，讓家人陷於莫大悔恨和愧疚。

為了幫病人和家屬自苦海解脫，賴台生2016年9月透過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平台」，提出「推動安樂死合法」一案。他原以為提案不可能通過，想不到最後在3個月內，以5,392個附議提案成功，促使衛生福利部於該年年底召開公聽會回應。

這個全名為「研商推動安樂死合法化政策」的會議，是近年來公家單位第一次集結倫理學、醫學、法學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專為探討安樂死召開的正式會議。

作為提案人，64歲的賴台生說，母親和岳母都因病拖磨多年才離世，「我岳母中風，7年來都是兩種表情，不是很難過，就是不耐煩。」生前最後的日子毫無尊嚴。他認為，人沒辦法控制怎麼來到這世界，至少得能決定是否死得漂亮，「我不要把生命最後的決定權交給別人，我傾向自己決定去留，把善終權找回來。」他形容，如果人的「賞味期限」到了，就要順勢而為，不要逆天而行，「這不是殺死，是解脫！」

而會議記錄上，教醫學倫理的中山醫學大學教授戴正德則說：「基本上人類對生命，並沒有決定生死的權利。⋯⋯如果一個人活著可以讓別人感受到活著是有價值的，就有活著的責任。」他認為，荷蘭很多選擇安樂死的人，其實還能活下去，從這角度來看，無異於浪費一條寶貴生命。

賴台生和戴正德的想法，正好各自對應「生命自主」與「生命價值」的立場，這是討論安樂死議題時經常交鋒的兩造想法：人的生命權和自主選擇權，孰輕孰重？

主張自主權的人強調，一個人擁有生命的自主與選擇權，才能活得有尊嚴。一旦窮盡辦法卻無可避免地活在痛苦並邁向死亡時，為何不能選擇當下結束？賴台生接受《報導者》記者訪問時形容，如果知道終點近了，明明有直達車，為什麼還要搭車子在中間繞路？為什麼不能選直達車？

但從生命價值優先的立場出發，認為人只要活著，不管機會多麽渺茫，總有希望，為什麼要扼殺奇蹟發生的可能？「反對（安樂死）的論述中，他們提出質疑：你怎麼知道你現在的疾病，一定沒有希望，也許明天就會有新的藥物被研究開發出來，因此你不能說我已經活得非常痛苦，因為希望就在明天。」戴正德說。

雖然核心立場大不同，會議上還是假想了實際執行最可能碰到的問題：多數醫護人員不願成為結束他人生命的執行者。

有安寧舵手之稱的蓮花基金會董事長陳榮基在會議上說：「把病人弄死來解決病人痛苦，是違反醫學倫理，因為醫師是要維護病人的健康、治病或減緩痛苦，最後陪伴病人好好善終，這才是醫生的任務。」

投入台灣生命教育的台大哲學系教授孫效智解釋，連美國這樣民主的社會，至今51州中也僅6州通過病人主動服藥的「協助自殺」合法，而不允許安樂死。主因之一是害怕醫師救人第一的「原始設定」受影響，致使病人權益受損。美國也曾就相關議題對醫護人員做民調，結果是：多數醫護人員均贊成安樂死成為善終的選項，但是，沒有人願意當執行者。

醫界的另一種考量是：2000年通過的《安寧緩和條例》以及2016年底通過、將於2019年正式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已經先後拉展出台灣人「善終」的空間。這兩部法律，讓病人能在特定情況下，表達拒絕急救或維持生命治療的意願，並在緩和醫療照顧下，與家人道謝、道愛、道歉、道別，再離世。（延伸閱讀：預訂好好死門票：《病主法》開放入場）

從安寧緩和醫療的觀點來看，若安寧緩和醫療普及且品質優良，能緩解90％以上病人的痛苦及尋死念頭，而且根據《經濟學人》委託新加坡連氏基金會的「2015年死亡質量指數」調查，台灣排名世界第6、亞洲第1。

臨終醫療質量並不差的台灣，何以安樂死仍呼聲不斷？

台灣的安寧緩和醫療推行多年，2014年約有2萬6千多位病人接受安寧的照顧。但實際上，仍有供給量不足、品質良莠不齊的進步空間。2016年5月，監察委員江綺雯糾正衛福部，認為該部沒有建立整合性的安寧照護體系，不僅未讓服務普及，也無能確保安寧緩和醫療的品質，而有失當。這背後牽涉到包括醫師教育、健保給付、公衛宣導等複雜面向。即使相關組織推廣不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通過17年後的今天，健保卡上註記意願書的人數仍僅約42.7萬。

像是俗稱「泡泡龍」的罕病先天性水皰症，病友每日都要承受全身血皰、水皰不斷漲破，並花8個小時包紮、換藥。若病友決定拒絕食道擴張術等維持生命治療，在自然結束生命之前，將經歷莫大苦楚。這類病友最後身、心、靈所承受的痛苦，或許已超過醫療能幫上忙的範圍。那麼，台灣是否還有空間進一步討論其他做法，協助他們結束苦痛？

這股「與其痛苦活著、不如死個痛快」的訴求，其實映照出當代台灣社會變化。

一方面，台灣即將踏進「高齡社會」，明（2018）年65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將超過14%，每7人就有1名長者，老病死議題不再能迴避。另方面，隨著民主社會的發展，人民越來越重視自主、想握住自己的善終發球權，這些鬆動了社會過往談死的禁忌。

此外，台灣世界著名的醫療水準，從葉克膜、洗腎機、呼吸器，到氣切插管、按壓胸部、電擊、注射強心針等急救套餐，創造了大量跟死神拔河的有力工具，但這對生命走到盡頭的病人很可能是痛苦折磨，也難怪前衛生署長葉金川會對家人耳提面命：「如果我沒法醒來，不要串通醫生凌遲我！」

2015年，台灣有名曾接受安寧醫療的癌症末期患者，在家人陪伴下飛到瑞士，尋求知名的協助自殺組織Dignitas（中譯為「尊嚴」），結束他的生命。我們越洋採訪得知，截至2017年4月，該組織7,700名會員中，有7名是台灣人。（延伸閱讀：我們延長的到底是生命，還是痛苦？──專訪瑞士協助自殺組織Dignitas）

大家對於「去瑞士赴死」應不陌生。從好萊塢愛情電影《我就要你好好的》（Me Before You），到甫獲英國影藝學院（BAFTA）提名最佳電視紀錄片的《西蒙的抉擇》（How to Die: Simon's Choice），主角都到瑞士尋求死亡協助。

片中，西蒙原是事業成功的商人，但他在57歲時得知自己罹患運動神經元疾病，病程進展快速，他對身體的控制權極速流失，漸漸無法講話，也無法書寫。知道自己很快將剩下動彈不得的軀殼，他決定赴瑞士尋求協助自殺。在58歲生日當天，西蒙在妻友環繞下，按下替自己身體關機的按鈕。他給還在世間的85歲媽媽留下了這樣的紙條：「雖然這件事很悲傷，但這是最好的決定，謝謝你當我媽媽。」

實際上，由他人注射致命藥物的「安樂死」（Euthanasia），在瑞士仍非法，真正合法的是「協助／陪伴自殺」（Assisted / Accompanied Suicide），也就是由醫生開立處方、準備藥劑，在親友陪伴下，由意願人自行喝下或打開點滴開關。

乍聽之下，「協助自殺」一詞似乎比「安樂死」更強烈、令人難以接受，畢竟裡面包含了「自殺」字眼，囊括了關於自殺的負面意涵，但在瑞士有其法理發展脈絡。

「尊嚴」董事路雷（Silvan Luley）接受《報導者》記者越洋訪問時解釋，瑞士自從19世紀政教分離、成為現代國家後，自殺和協助自殺都不再是犯罪，直到1920年代，國會才另訂定刑法第115條：若出於「自私」動機協助他人自殺，則有罪。

而要取得瑞士協助自殺組織的服務，必須經過重重關卡、反覆確認，才會來到最後一刻：意願人在組織人員及其親友陪伴下，主動結束生命。

德國的情況則和瑞士相近，屬於同樣的法理脈絡。1871年，德國頒布全聯邦的第一部刑法時，便作出結論：自殺不入罪。由於法理上不罰自殺，基於沒有主犯何來從犯，所以也不罰協助自殺。

不過，實務上，德國醫師公會和全球多數的醫師公會一樣，目前仍反對醫師幫忙開立處方、協助自殺，以至於需要的民眾多會到鄰國瑞士求助。2015年11月，德國國會立法禁止「執業」性質的協助自殺，自此將組織性的協助自殺排除在外，此法被視為刻意防堵瑞士如「尊嚴」這樣的組織，在德國大張旗鼓。

孫效智分析，近代的維生醫學技術，模糊了延長「生命」和延長「死亡」之間的界線，因此引起公民社會討論，能否在醫療情境中幫助病人「加工離世」。不同國家討論的結果是：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及加拿大決定讓「自願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皆合法，也就是自願且具自主決定能力的病人，在無法治癒且痛苦無法忍受且沒有其他選擇下，可要求醫生為病人施行安樂死，或協助病人自己施行。但即使法案通過，不同意見仍在社會中繼續激盪（延伸閱讀：安樂死在比利時）。

前立法委員楊玉欣便提醒，談安樂死之前，要先知道裡面的不同層次。到底談的是安樂死？協助自殺？還是拒絕醫療？「當你知道這是他殺行為的時候，你不一定會認同，但你站在你自己想要痛苦解脫，你可能會覺得對我就是需要，給我一針吧。每個人有不一樣的價值觀，我們也要尊重。」

台灣第一個安樂死相關的請願案，發生在1986年。當時，17歲那年因車禍意外成為植物人的王曉民，已經躺了20年，她的父母向立法院請願訂定安樂死法律，成為陳情首例。該案後在立法院引發激辯，並遭多數委員反對，而王曉民在家人無微不至的照顧下，在床上度過整整47年，至死未曾清醒。時至今日，安樂死合法化聲浪再起。

但短期內，安樂死要在台灣走到立法這一步，恐怕很難。孫效智說，台灣當初連讓病人撤除維持生命治療、自然善終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主權利法》，都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若要進一步談加工協助病人死亡，在他看來還很遙遠。

而正式進入是否立法的討論之前，先鬆開避談死的結更重要。楊玉欣說，從家庭、教育到社會都不談死，顯示整個文化的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都不足，「我們不能面對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但經歷死亡是讓生命完整的一部份。如果人不會死，我們何必這樣認真，做什麼都無所謂啊。」

去年12月底，現年84歲的傅達仁替自己辦了場生前追思會，會場擺滿他的畫作，場地綴著藍色、金色和銀色氣球。他的親朋好友都來了，他說，這樣很好，該來的都來了，很溫暖。

現場播完傅達仁擔任體育主播的回顧短片後，他開始講述自己的病痛，前後進出醫院十多次，4個月暴瘦12公斤，他反覆說著，希望有一天安樂死能合法，他就能完成他「年輕時，奮鬥向前，年老時，喜樂再見」的願望。

輪番上陣祝福的親友，有的上台表演、獻唱，有的說著與傅之間的各種奇聞軼事，但大家終究巧妙地避開了所有關於「死亡」或「安樂死」的字眼。他們說，「一定會活到120歲」、「還會再出第二、第三本書」、「哎呀傅大哥還這麼健康，一定會長命百歲的」。

生是偶然，死亡卻是所有生命必經之路。安樂死、尊嚴死的辯論和反思，已掀開台灣「忌談生死」那張封條的一角，或許再撕開一些、再討論一點，我們都有機會，好好說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