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這片土地上，許多沉默的建築承載著過往威權時代的幽暗記憶，它們曾是權力運作的場域，也是無數生命被壓抑、掙扎的見證。這些空間，不僅是冰冷的鋼筋水泥，更蘊含了時代的氣息與人性的交錯。

空間中可見的場景、動線、物件、器具、肌理、漫布其間的氣息，甚至所處的地理環境，除了使用目的、設計思維與施作工藝之外，也會跟當時的政治、權力、治理、經濟、消費、文化、流行和內心想望等複合因素，所產生的需要、支配甚或控制有關。因此，援引攝影的空間書寫類型，聚焦歷史空間內外的建築實體、物件、痕跡與氛圍，將有可能藉由附著其間的多重寓意，層疊拼湊兼具美學實踐的影像線索，進一步直視景物、趨近歷史也建構時代。

帶著這樣的思考與探索，我走進安康接待室與新店軍人監獄這兩處威權歷史遺址。

「安康接待室」讓我想起韓國的全斗煥下令軍事鎮壓光州民主化運動的行動代號「華麗的假期」，對照這些看似尋常無礙的文字，背後所承載那段尚未釐清的慘烈歷史，現在看起來不僅荒謬更顯得格外諷刺。

緊鄰二叭子溪和五重溪邊上的安康接待室，建築本體與內外景觀保存完好，全區僅留有一處入口，周圍被道路的駁坎、茂密的植物和社區住家所環繞，大門及周邊則輔以警衛哨所，居高臨下又環境隱蔽，明顯是個經過挑選刻意打造的隔絕處所。除了警衛哨所、庭院之外，地坪上依山勢建有4棟獨立的一層樓建築，包括調查局、警總人員作為辦公、住宿之用的宿舍區、生活區，以及偵訊、關押之用的工作區和休養區。

其中，沿山坡建造，較高處作為偵訊用途的工作區，內部隔間多以隔音吸音材質鋪設，輔以先進的錄影、錄音以及監看設備。低矮處作為關押監獄的休養區，則有11間押房，整齊排列在兩列長條型建築，押房門上設有凹陷的貓眼，方便由外環視押房內部，門前的狹長走道，則呈雙十字狀，走道盡頭為監管的中央台。再者，為不讓受關押者暴露於戶外，工作區和休養區兩棟主建物間，另有地道相連，中間再以鐵門區隔。蒙著頭遮蔽視線的移動，加上地形的高低落差，不僅更為隱密便於提訊，也會對受關押者帶來強大的心理壓力，甚至造成失序錯亂的環境感與時空感。

雖然我在早期就曾閱讀過安康接待室的相關描述，但是我心裡思量著，面對類似的巨大場域，要完成一部品質穩定的影像紀錄，不僅需要一個小團隊的支援，更需要正式的出入許可，我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那幾天我們備了45相機／底片、中片幅數位相機、燈光等機具，從清早到入夜，查看環境，觀察光線，快速工作也輕緩移動。持平而言，整個空間明顯帶給人有感知的磁場和心理壓力，拍攝現場在專注中愈發顯得安靜肅穆，沿著辦公區、偵訊室、地下通道、押房、放風區⋯⋯，身處其中，環視周遭，人要無感，並不容易。

新店軍人監獄則是於1952年建造，原名「國防部台灣軍人監獄」，為國防部執行徒刑的場所，1973年改名為國防部新店監獄，另稱「明德山莊」，戒嚴期間主要囚禁軍法審判的政治犯，包括雷震、蘇東啟、湖口兵變主角趙志華、美麗島事件的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等人。監獄建築本體採賓州式監獄的放射狀設計，5棟鋼筋水泥監舍分別名為仁、義、禮、智、信，統一由中央台管理。當年的政治犯則多集中關押在仁、智和信監，其中，信監左右兩排各7和8間的開放式鐵牢，則是民間監獄少見的形式。直到1987年解嚴之後，新店軍人監獄才停止收押政治犯，總使用期長達35年，為我國現存囚禁政治犯使用時間最長的監獄。

根據受難者證言，軍監超收受刑人的情況嚴重，導致睡臥空間擁擠，關押環境惡劣，加上長年內部管理鬆散，風紀敗壞，獄方人員動輒刑求凌虐人犯，或以提供餿飯伙食換取購買餐券牟利，病房甚至不消毒沖洗，導致受難者在交互感染下病死獄中。解嚴後的新店軍人監獄原本仍作為軍事監獄之用，直至2005年11月因國軍「精進案」裁撤，原址於2006年4月3日移撥作為「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迄今，目前主要關押毒品相關的收容人，原本關押政治犯的仁監改名為「忠舍」由戒治所使用，信監、智監則保存狀態良好，特別是信監左右兩列的開放式押房格局，讓人印象深刻，未來也都將規劃作為人權教育、展示相關用途。

回想幾年前進入新店軍監的拍攝過程，仍屬相當特別的經驗。當時獲得的拍攝許可為3個工作天，扣掉午休和進出監獄的移動時間，算算就是20小時內得完成的事，也就是「限時搶拍」的概念。由於大部分仍是使用中的關押場所，除了監所管理員的隨行，我們只能在標的建築裡外的相關場所工作，也由於拍攝時間有限，幾乎都是跑著移動，盡可能觀察尋找、迅速定位，同時也邊拍邊想著克服困難，努力在「鐘響」前，完成這個具歷史與人權教育意義的空間攝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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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暑假開始，我分別去了韓國首爾的南營洞、光州民主遺址，以及德國的柏林史塔西博物館（Stasi Museum）和萊比錫祕密警察博物館，那陣子《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南營洞1985》、《華麗的假期》這幾部電影突然變得鮮明，更體現民主自由得來不易。這幾年我也因為威權歷史遺址的拍攝，查找了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的相關檔案，裡頭包括許多本省和外省籍受害者，令人憤怒和傷痛的案例，進而逐步理解，釐清真相、推動轉型正義，對於實現公平正義、促成族群和解所扮演的角色和意義。

其中，有個研究統計讓我相當意外，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已於2014年9月解散）的數據顯示，本省人和外省人族群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比例約略是55%與45%，加上早期那個年代的外省人口數，占台灣總人口數不到15%，換言之，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人數，以當時的外省族群所占人口比例算是相當高。我為此分別問了一些朋友，所有人對這個數據都感到意外甚至吃驚，而這反應又意味著什麼呢？

意即，在當年高壓極權的思想控制／殘害之下，無庸置疑是全面性不分族群，無論你是本省還是外省族群，寧可錯殺千百絕不錯放一個的肅殺景象。因此，在轉型正義實踐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多次政黨輪替之後，對於當年在「白色恐怖」時期受難的外省族群，平心而論，也應當提供或創造同等至少符合比例原則的書寫／話語權，讓他們的檔案／案例也能在歷史進程中被理解甚至昭雪。姑且不論他是隻身來台無人收屍的外省冤魂，或那些至今仍飽受內心磨難的本省受害家屬，又或只是對一個未曾經歷那段歷史的現代公民來說，就算需要花上時間，真相必然要釐清，正義更必須彰顯。但如何讓族群、階級和世代，在轉型正義實踐的同時，能夠逐步地靠近、融合以至於真正的和解，領航人真的需要耐心、同理心、高度，更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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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防部於2005年初步完成的「清查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專案報告統計，台灣在戰後遭逢軍事審判的政治案件，總計16,000餘人，所涉及政治案件的類型，主要為涉共、台獨、民主運動與言論案件。而推估仍流離隱藏的案件數與受難者黑數，也在促轉會接續的檔案整理與相關訪談研究中，持續增加至22,000餘人。如今，隨著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更迭演變，所連動的法治與人權意識的穩固提升，內部對於那段晦暗歷史的回溯與梳理，雖仍處在持續發掘、尋求共識的進行式，但我們不難從近代德國、韓國在轉型正義的實踐過程中，找到有效參考的經驗和範例。曾是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的史塔西檔案局（Archives de la Stasi）官網上的提示──「愈能理解極權，就愈能理解如何打造民主」──或許能為我們帶來更為堅定的信念和力量，透過轉型正義的推動，將會是法治國家面對威權歷史，處理歷史傷痛的核心價值與方法。未來，縱使仍得歷經相當漫長的對話，我們可以相信的是，唯有直視歷史，思考思辨，以史為鑑，台灣社會才有可能攜手向前，邁向真正的和諧與和解。

筆者於2021年底受邀參加大台北當代藝術雙年展時，曾將《不義遺址 – 安康接待室 / 新店軍人監獄》系列作品，編輯部署在板橋大觀國小大門正對面，早期為華僑中學公務宿舍，一處結合後現代、後工業、建築、鐵件等材質、感受和語境的開放式空間。這個展覽的實踐，一方面回應了《不義遺址 – 安康接待室 / 新店軍人監獄》中，透過靜態攝影與空間的交疊，呈現戒嚴／白色恐怖時期，關押刑訊思想政治犯的空間樣態，以及影像背後所潛藏的歷史與權力意義。同時，它也符合個人期望，在相對中性、隨機與開放場域中，讓這個連結白色恐怖、人權與轉型正義實踐的系列作品，有機會與更多不論在主觀或客觀條件、意願上，未有機緣接觸相關議題的公眾相遇，探鑿藝術參與人權議題的普及、開拓與公共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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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解除戒嚴、總統直選、政黨輪替、法律制訂與公民意志的穩固支撐，安康接待室與新店軍人監獄等高壓禁錮、殘害人權的威權歷史遺址，與一道道悲壯無語的光明身影，已逐漸從荒煙蔓草的稀微路徑與歷史荊棘中逐步顯露，成為台灣在公民與人權教育上，至為重要的研究章節與歷史拼圖。

而《闇夜幽光 威權歷史遺址 – 安康接待室 / 新店軍人監獄》攝影集，則是在前述的歷史、視覺與展示思考基礎下，在藝術／美學的社會實踐過程中，進一步藉由攝影與實體出版，反思與人權議題相關的空間書寫事例。

正如同那斑駁脫落的棉瓦，迴音懾人的地道，氣根糾結的押房，鏽蝕頹圮的鐵窗，沉甸厚重的房門，黴絮濕黏的牆面，深沉陰暗的長廊，依稀可感的磁場以及那彷彿俱在的魂魄，似乎仍持續訴說著，在那個驚恐年代的未竟志業、待雪沉冤與不平悲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