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些人來說，人生的第一場戰役始自童年，其後的日子，只是在戰爭的遺緒裡艱難地安頓自己。這些人也許是孤兒、赤貧者、障礙者，也許是同性戀、或等待變性的人。然而有時，你只要是一個原住民就夠了，戰爭會不請自來，隨電視攻進來，隨招工的漢人攻進來，隨那個叫作「國家」的東西攻進來。假如妳成長於冷暗汙濁的1950年代，政治會提著死亡的枯骨而來，將青春覆蓋。

228之後，山上來了一些陌生人，他們的皮膚比較白，一看就是外地人，而山上的人接納了他們。這是「鹿窟事件」的序幕，也是一個小女孩的視角。女孩名叫陳政子。陌生人是1949年上山的，當時她9歲。1952年底抓人的時候，她12歲。陌生人是親戚帶上來的，陳政子的爸爸是村長，哥哥跟他們成了同夥，姊姊則跟其中一位「上級」談戀愛，陳政子會幫他們跑腿、傳訊息，也喜歡他們的思想與言談。

除了不可思議的堅忍，還有不可思議的機智。更早之前，她發現山裡冒出「新的」陌生人，「有種說不出來、怪怪的感覺⋯⋯」她跑去通報，卻還記得提醒自己別走山路，以免留下足跡、反成線索，冒險溯溪而去，萬般驚險中狼狽抵達隱遁的草寮。事後，她沒向同齡的玩伴提起這件事，只怕人多嘴雜。在忍受刑打的過程中，她以這般的聰敏回答種種不能回答的問題（為了不說話，她說了許多許多的話），當被捕的地下黨人帶著一臉的血腫出面替她求情，她擺出無動於衷、不認識對方的表情，以免暴露彼此的關係。

可惜，陳政子不是神隱少女。她的堅忍、聰敏與冷靜，保護不了自己的父兄。她的父親陳啟旺，哥哥陳田其，在遭受酷刑之後，雙雙被判死刑，於1955年槍決。

槍決的公告張貼於台北車站，是擔任三輪車夫的親友通報的。陳政子跟祖母與姊姊趕到台北，見到一方洋灰（水泥）打造的水池，裡面乾乾的沒有蓄水，也沒有福馬林，管理員扯著兩把鉤子，將屍體翻來翻去供人指認。陳政子記得那一幕，她感到的不是心痛，而是恐懼與陌生。直到父親與哥哥的遺體，從那堆「屍林」裡拖曳而出，確認了身分，她才真切無疑地感到「父兄已不在人間」的悲愴。

收屍那一年，少女15歲。她記得，在59年後的2014年，少女74歲的時候，她依舊記得：父兄的遺體只穿了內褲。

外面來的陌生人改變了鹿窟，也改變了阿里山的樂野部落。在伐伊絲．牟固那那筆下，地下黨的故事沿著嗅覺展開。「山裡空氣的內容是那麼豐富」，所有的香味都那麼美，聞起來那麼幸福，然而一天，山林中瀰漫著一股「令人作嘔的腐臭味」，再隔一段時間，變成了香味。對當時年僅8歲的伐伊絲來說，這樣一股循環往復於臭與香之間的氣味，預示著某種將臨的「未來」。啊，部落裡竟然有醬油工廠。那正是「上一個國家走了以後，又來了一個新的所謂國家」期間。比較奇怪的是，布杜（漢人）不在白天而在夜裡工作，而大人叮嚀小孩，絕對不可以跟外面的人說。

醬油之後，來了電燈。大人小孩齊聚夜間操場，驚天動地目睹了神奇的一刻。突然，一道從沒見過的、強大的聖光，打在上空，所有人大聲驚呼，不敢眨眼。然而這還沒完。接下來，他們聽見了以前沒聽過的機器聲，目光追隨那道移動的光束，看著它愈逼愈近：啊，吉普車！伐伊絲以兒童之眼，將地下黨的來去化為神祕的傳說，龐大、細膩，蓄滿了感官的衝擊。

吉普車之後，猝不及防地，啪，黑夜變成白天。眾人反應不及，沉默的驚愕中聽見有人大喊，「啊，電！」光明乍現之後，族人拍手歡呼，「連晚上都可以抓頭蝨了。」只是，瞬息的「光明」之後，接續的，卻是又長又深的黑暗。「布杜和布杜之間到底怎麼了？」「族人又是為了什麼惹了什麼事？」白色恐怖之後，這些得不到答案的問題就地熄滅，伐伊絲迎來了一個禁說母語、連族語童謠都不可以唱的，「反共（攻）大陸的童年」。

地下黨潛入鹿窟的1949年，台北發生了「四六事件」，張光直被捕入獄，因為他「涉有匪嫌」。當時他18歲，正在建中讀高三。在《蕃薯人的故事》這本精簡的回憶錄中，老年的張光直不寫學術的輝煌，不寫知識的奮鬥，不寫漂亮的功業。這位考古人類學大家、中研院院士，選擇留給後世的回憶，是他在獄中的經歷，那段患難與共的、貴重的青春。

那個18歲的少年牢牢記住了入獄初期，極端的身體經驗：不知日夜的矇眼訊問。20多人關在10個榻榻米的房間，由兩三個執槍的士兵看守，一天只吃一個饅頭，唯大小便才准解開矇眼毛巾。由看守扶出去接受訊問，問完再扶回囚房。那段時間到底有多長？也許一星期，也許一個月。矇住的雙眼不知日月，完全失去了時間感。

第一次移監後，他染上了抽菸的習慣。幾個同房的年輕人將家屬送的點心盒留下，湊幾張硬紙板，做了一套紙麻將，打了兩三天，有人抗議這樣太腐化了，於是收心不玩了，把東西送給看守。再一次移監後，他認識了性病。聽一個染了梅毒的先生宣傳「不染梅毒」的辦法，說的其實是「妓女、乳房、下體」這些「下流」的故事。聽上海人講嫖妓之事，整間房聽得津津有味，忍不住了就躲到被子底下「打手筒」，或者請旁邊的代勞。就連他自己，也幫人弄過幾次。張光直以明朗的筆調，寫來全是平常心，帶著自然而然的互助溫馨。

在獄中，張光直輾轉同房的對象包括：四六事件的台大與師院學生，困厄中病懨懨的山東流亡學生，以及金門來的俘虜。俘虜問學生們犯了什麼罪，他們說，「匪嫌」。學生反問俘虜們犯的又是什麼罪──啊，不是匪嫌，根本就是共軍吶。古寧頭一役，自金門擄來的解放軍。俘虜們帶傷團聚在獄中，就地檢討戰敗的教訓，認真說起來，也算劫後餘生的幸運兒。

張光直的筆法淡淡靜靜，是一種過來人的灑脫。那少年的開朗在抵抗遺忘的同時，也抵抗著將苦難戲劇化的耽溺與自憐，彷彿沒什麼了不起，而這恰恰是最了不起的地方。見怪不怪，是人類學家的特質吧。而這樣一種見怪不怪的氣度，似乎也是許多政治犯書寫的特點，他們被拋擲到陌生之地，遇見陌生的人，觀察陌生的事物，經驗著陌生的暴力，發明了陌生的生存之道。比如鄭新民：17歲被捕的他，將自己的年紀折成9歲半，以孩童的撒嬌耍賴，就地將火燒島的日子活成一座「青春部落」。

9歲半的小孩可以犯錯，可以將年長的獄友當成爸爸，趴在他們的膝上聽故事，彌補自己失去的父兄之愛。他要當一個沒有腦袋、沒有思想的思想犯。鄭新民寫綠島的美、綠島的海，寫不負責任的怠工、偷閒，與難友站在同一條海溝裡，對著太平洋打手槍。一邊說自己很陽剛、討厭娘娘腔、也排斥同性戀，一邊深情厚寫一位「娘娘腔」難友的點點滴滴，寫得有滋有味，活色生香，細數他的幾個愛人與幾度別離。出獄後，兩人持續保有密切的友誼，幾度幫對方介紹工作，寫字送他，還說，有一陣「可能我剛結婚，很忽略了他的存在」。

鄭新民寫「火燒島之友與愛」，寫得有憐也有愛。在青春正茂的年紀，遇見足以影響一生的朋友，在島嶼的孤絕中，在戰後失學的動盪裡，意外獲得讀書的機會。於是綠島，這人為設計的地獄，竟然弔詭地，成為美麗、滋潤、成長的沃土，一個值得懷念的地方。因為那裡有人，值得敬愛的人。因為那裡的時光，是與難友共度的時光。

鄭新民出獄那年，1955，陳政子的父兄被槍決了。前一年，1954，阿里山的鄒族領袖高一生被槍決，伐伊絲的堂兄、與高一生同案的武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就在這段時間，花蓮有個早熟而易感的少年，正在讀初中，他是後來的詩人楊牧。

「校徽是中學的特色，但那不幸正是一個統治者在想盡辦法戕除特色的時代⋯⋯。全台灣的學校，只要是戰前創立的，都只能以所謂光復節那一天做為共同校慶日，而『光復』以前的歷史必須以空白視之，不存在。那時又有共同校訓的說法，乃是四個似通非通的字『親愛精誠』，懸遍南北各級學校的大門，不知所云。」楊牧寫下的，正是伐伊絲所謂「反共大陸」的童年。

彼時，高中生的制帽改款為軍帽，「藉此徹底摒棄日本殖民者的流毒」，帽沿上的校徽，「忽然改成青裏泛白的國民黨黨徽，」那些大哥哥們戴得不情願，有機會就脫下來，並且，「輕易不向那些（外省）老師打招呼。」遇見自己人，他們會從嘴裡發出一串聲響，相互問候。聽說，那暗號般的密語是從日本話來的。

為什麼要用日本話呢？少年在老師文雅的面容，和艱澀的口音裡，「體會一種莫大的悲傷，一種困擾的迷惑的情緒」，「其實我知道他不是真正不懂『為甚麼』，他是有答案的，只不過他不喜歡那個答案罷了︱不喜歡那答案，遂拒絕認知它，偽裝成一種無知困惑的表情，強調他的悲劇意識⋯⋯」老師們發覺這地方不像神州，簡直就是異國，於是他們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習慣，自己的特權，將這裡矯正成他們的地方。

少年記得禁說台語那一日，高中生的行列裡起了一陣騷動，一位音樂老師離場抗議，老榕樹靜靜沒有表情，旁邊幾叢鐵樹卻像是有點生氣了。古舊的整齊屋舍，晨光中自有傲氣，青山後依稀凜然的，是包括奇萊山在內的，永恆的嶺嶂。那些永恆的山「遠遠俯視我們站在廣場上聽一個口音怪異的人侮辱我們的母語，⋯⋯我注視他，看見他頭顱後才升起不久的國旗是多麼鮮潔，卻有一種災難的感覺」。 少年細數著每一座山的名字，感覺所有的山「齊將眼神轉投我們身上，多情有力的，投在我身上，然而悲哀和痛苦終將開始，永生不得安寧」。

在時間的邊陲，少年曾經目睹了另一個受辱的場景，那一次，受辱的是一位布農族同學。「無法想像當初主管戶籍登記的人為什麼那麼惡作劇，不但要他們放棄布農名字，而且非分配他們一個『巫』字不可！」姓巫本無不好，卻因為他是布農族，就難免受嘲弄。有時是老師帶的頭，全班笑成一團，少年回頭看他，見他眼珠閃閃發亮，也許是淚光，也可能只是憤怒，只見他「上身挺直，在等著笑浪消退，我知道那幾秒鐘正是他們好幾百年委屈羞辱的縮影，（他）在代表他的族人堅毅地撐持啊！」

莫那能知道這是什麼。那是身為「番仔」的屈辱。貧窮的屈辱。再怎麼努力，貧窮與屈辱也不會離開的，精神與肉體的雙重困頓。所以他開始問為什麼，他必須問為什麼，而且，他必須投入政治，尋求改變。

在莫那能生動的口述中，我們遍歷了目不暇給的、綿密的傷害。漢人是災難，文明挾帶的金錢邏輯更是災難，他們像一場戰爭攻進部落，製造了無數重傷的工人與失蹤的雛妓，包括莫那能自身，與他的妹妹。相較之下，在殯儀館清洗、修補屍體，反而是最平靜簡單，有勞動就有所得的、像樣的工作。那時，莫那能不過19歲而已，距離他第一次下山打工，已經4年。有一段時間，他白天當捆工，晚上兼差當牛郎，並且──他輕盈地透露了這個「大祕密中的小祕密」──被面試的女主考官劃歸為「粗暴型」。

幽默不是痛苦的對反，而是痛苦的產物。有一次，莫那能在工寮旁的河道中，發現了一具自殺者的屍體，警察委託他尋找遺失的斷肢，承諾了兩百塊的獎金，但是他們食言了，貨到了卻不給錢，於是他將斷肢放在桌上，叫他們看。那一刻，他們被嚇壞了，而這是莫那能第一次，下山後第一次感到勝利。在疲倦無盡、恥辱無盡、然而一無所獲的都市流浪裡，警察嚇破膽的神態，令少年莫那能「發出下山謀生以來，第一次勝利的微笑」。那重獲尊嚴的甘美，讓他連錢都不想要了。──這一刻，我們彷彿可以目睹一位青年詩人的誕生。正如同少年楊牧，在親歷了「母語的屈辱」過後，萌發的異樣。那異樣通向創造。

一個飄著小雨的下午，楊牧親眼目睹了一位高中生哥哥，被老師刮耳光的過程。老師指控那個哥哥講了日本話，憤恨地痛罵，「無恥亡國奴！」但，他說的並不是日本話。然而，就算證明了講的是台灣話，依舊是無恥亡國奴。「台語、日語，都一樣，全是些無恥亡國奴！」老師轉身，甩開這是非不明的場景，挪動他短短的雙腿，走進教室，將學生們丟在走廊。

「一直到這件事發生以後，我不得不更加敏感，更加冷靜地看人。」少年楊牧發現，「藝術之力非僅來自大自然之美，非僅來自時間和空間交替的撞擊，⋯⋯還來自我已領悟了人世間一些可觸摸，可排斥，可鄙夷，可碰擊的現實，一些橫逆，衝突。」於是，少年看見了自己。而這樣的「看見」，跟習以為常的那種不經意的看，產生了根本的差異。他開始寫作。「在那深受騷擾困頓的年代，一深深寂寞的夜晚，⋯⋯潦草地書寫著一些什麼，⋯⋯向未知探索，以文字捕捉那疼痛的感覺，⋯⋯尋覓那勢必就要屬於我的，本來就注定屬於我的，應該屬於我的一些東西。」

他自覺那過程便是創造。並且，再一次，自「靈魂幽玄處」聽見那訊息，「準確不移的是愛，同情，美，反抗，詩。」

讓我們再回到陳政子。

陳政子不寫詩。她甚至沒有將國小讀完。事件後，校園裡浸滿了誹謗與流言，不知哪個人，竟還編了一首歌，嘲笑她的父兄，且規定校園裡每個人都要會唱，就連校外的成人識字班，也在傳唱這首歌。刑求的暴力沒有摧毀她，但人際的暴力、同學的排擠，讓她感到無地自容。精神的痛苦，萌發輕生的念頭──在訪談中潦草帶過的一句話，隱藏了多少比刑求更重的刑？──直到她「終於放棄學業，得到解脫」。

下山當女工的日子，陳政子低調而敏感，不主動交朋友，也不喜歡人家問家裡的事。害怕別人看她的身分證，除非必要，一概說忘記帶、或遺失了。需要收信的時候，留的是常去商店的地址。有一次，定期向警局報到後天色已晚，有個警察要送她回家，一段路過後，愈想愈不甘心，脫下木屐拔腿狂奔，「總覺得好像不太單純，搞不好他想對我不利。」

陳政子害怕陌生人，尤其陌生的男人。有一回下班，男同事提議共用一把傘，一起離開辦公室，陳政子嚇到用計脫逃，隔天辭職。陳政子拒絕戀愛，從不奢望交什麼男朋友，一旦交往就難免要溝通彼此的家庭狀況，只會帶來痛苦與失望。20歲那年，親戚介紹了對象，她抗拒著，但，「考量到他是外省籍，我擔心如果我不嫁給他，我們家會不會有什麼麻煩？」

以上種種，陳政子說，全都是鹿窟事件帶來的後遺症。豈止是家破人亡。

結婚的時候，陳政子穿的是黑色。她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能夠挑選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我堅持到底。」恍惚間，我彷彿再度看見那個收屍的少女，剛滿15歲，就已經老了。而那身黑色的婚紗，是她為自己寫的一首，黑色的詩。

《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春山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