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因為手腕被自動鑽孔機弄傷，從士林的木工廠回到山上。當年夏天，有次經過村內的國小，看到一些旗幟隨風飄揚，問人家才知道原來是「許多大學生來了！」（後來才知道是淡江大學山地服務團的學生）隔天，我從林班下工後，正要去雜貨店買酒喝，碰到5、6個外地來的青年迎面走來，我下意識地躲到樹籬笆後面，好奇又自卑地偷看他們走過去。

在當時的印象中，大學生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既偉大又遙不可及。我的想法很簡單，因為看到村裡的族人凡是當上國小老師的，都很有地位，且往往兼任國民黨的幹部，享受許多特權。而，大學生畢業後可以當國中老師，更高一級，豈不是更崇高、更偉大了！

幾天後，村裡有人結婚，那些大學生也來了。我們正圍著圈跳舞，一個女的白浪插進圈內拉著我的手也要跳，我手一甩就跑開，獨自一人坐到旁邊的臺階上喝酒。她又過來說要找我聊天，我就又跑去跳舞，她又跟了上來⋯⋯。我一直不理會她，後來乾脆跑回家，因為喝得有點醉，在路上踢到石頭跌倒，膝蓋破皮，想不到她又跟了上來，還大驚小怪地察看。我終於開口向她說了第一句話：「妳不要像蒼蠅一樣纏著我！」然後一拐一拐地走回家，看到爸爸跟朋友在喝酒。過了一會兒，她竟然拿著酒精和紅藥水跑到我家來，幫我消毒擦藥。看著爸爸他們用碗喝酒，用手抓菜，共用一根湯匙舀湯就口喝，我突然感到很羞恥，很想開口趕她走，不讓她看到我們落後貧窮的形象，但是面對她的熱情，我一直開不了口。一轉眼，她走進廚房，在簡陋的土灶上炒蛋，要給爸爸和他的朋友配酒。

最後，我那高築的心理防線終而被她突破了，我和她開始聊天，並且在那個晚上哭了。因為在我5歲的時候母親就過世了，我從小沒被一個女人這麼細膩地關心過。

這個女白浪名叫譚友棻。認識她和其他山服團的大學生，其後透過他們又結識了許多漢人朋友，讓我在1970年代後半期面對各種生命苦難時，有人陪著我一起去「消化」它們，才能幾度從爆發、絕滅的邊緣扭轉回來。

後來我和那些大學生混熟了，才知道他們是要來關懷、協助我們「山地同胞」的，就經常帶著他們在山上、部落到處跑。後來他們下山回去了，譚友棻寫過幾封信給我，我總是小心折疊好放在胸前的口袋，碰到朋友就得意地拿出來給他們看，告訴他們：「這是大學生寫給我的信。」

我從小是祖母帶大的，與她感情很深。祖母說話很有趣，由於從未受過漢文教育，沒有漢人的度量衡觀念，所以形容事情經常用比喻的。譬如問她這棵老樹有幾歲，她會回答「大概有你的5個祖父加起來那麼老」。

1973年秋天的某天下午，我突然聽到祖母用排灣話大叫：「孩子們，你們快來看這個人，我們家的豬都要躲到柱子後面了！」我一抬頭，看到一個很胖很胖的白浪慢吞吞地走上來，我嚇了一跳，直覺的反應是「人怎麼可能那麼胖！」

原來這個白浪是上山來招工人的。在談好一天工資175元的條件下，當天晚上，我和包括弟弟在內的11個人打好簡便小包，搭上他開的一部旅行車，連夜由南迴公路轉縱貫線直奔台中。我們沿途喝酒唱歌，快樂得不得了，渾然不知這是連串噩運的開始，龐然巨獸正在前頭張開嘴巴等著吞噬我們。

清晨到了台中太平，吃完生平第一次的豆漿、油條之後，隨即被送去做工。工廠設在住宅區內，封閉悶熱，空氣中瀰漫一股腐臭的味道。我們的工作是將許多已經長蛆的魚骨磨成粉做為飼料，第一天就加班到晚上10點。當我們疲累地從警衛室拿出行李，一心想去宿舍好好休息的時候，管理員卻又把我們往廠房帶，拿出一個活動梯子往上一掛。我們抬頭一看才知道，原來所謂的「宿舍」就是設在石綿瓦屋頂下的「空中閣樓」。裡頭窄緊汙暗，無法迴身或直立，加上白天烈陽的炙烤及廠房內四處漫溢的魚骨腐臭味，那難受的滋味可想而知。當時我在想，就是監獄恐怕也比這裡好罷！

我們全部都爬上去之後，活動梯便被移開了，原來是怕我們逃走；閣樓果然搖身一變，成了監禁我們這些蕃仔的「空中監獄」。問之前來的人，才知一天工資確是175元，但晚上做的不算加班費，而且他們從進來後便沒有再出過大門。

我們當然受不了，第二天晚上約12點便展開「逃獄」行動，將被單綁結成索狀，從窗戶懸墜下去，再以疊羅漢的方式輪流越牆而出。爬過3個人後，驚動狼狗狂吠，接著傳來警衛用台語高喊「蕃仔跑了」的聲音。我顧不得手掌受傷，一躍抓住牆頭尖銳的鐵蒺藜網，迅速翻牆逃逸。我們約有6、7人逃出，沿著馬路跑的全被追上來的警衛抓回去，我和弟弟鑽進附近的甘蔗園逃過追捕，跑到公路局車站搭金馬號的夜車上台北。等車的時候，兄弟倆不敢坐在候車室，而是躲到廁所驚懼地朝外偷看是否有人追上來。

隔天清晨到了台北，弟弟要去新莊找以前的工頭介紹工作，我則打算去找譚友棻。弟弟走了之後，我揣著譚友棻寫給我的信站在仰之彌高的希爾頓飯店前，愣愣地面對如流水般的車陣，不知道如何過馬路。後來看到很多人從公路局西站旁的天橋走過去，才恍然大悟，有樣學樣地爬上天橋，並有點得意自己的聰明。接著問題又來了，我不知道應該從那個樓梯下天橋，正猶豫間，聽到後面有人叫「阿呢基」（日語，大哥之意），回頭一看，是個穿牛仔褲、涼鞋約40歲左右的中年人。這個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惡魔出現了。

他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用台語說：「阿呢基，找頭路是嗎？」「是啊，我要找一個朋友介紹。」「找那個朋友？」我就掏出信給他看。「啊！很好的朋友嘛！」被騙過一次後，我稍微提高了警覺，我想兩個人年紀差那麼多，會是好朋友嗎？就用懷疑的語氣告訴他：「她在讀大學呢！」他隨即很熟稔地說：「這就對了，伊爸爸在開公司嘛！按呢啦，你先到阮公司坐坐，我打電話叫伊跟你講。」

這時候我完全相信了，而且在天涯茫茫、不知所措之際，突然有了線索，我對他還非常感激，就隨著他乘摩托車到了似乎是在圓環附近的一家職業介紹所。他把我帶到一間小閣樓，過不久進來告訴我，他打過電話，譚友棻爸爸的公司目前不缺人，不過他們公司有捆工的工作，一個月7,000元，外面許多人排隊搶著要，但是他可以讓我優先。我在走投無路之下答應了，他隨即要跟我收500元的報名費。我起先不太懂，天真地問他是否要先考試，我曾經得過村裡的挑擔比賽第二名。後來，我身分證和僅剩的100多元都被他收走，他還很夠義氣地表示，不夠的錢他替我墊。

隨後我被送去一個魚販處，工作是抬魚貨，一個月2,700元，我一聽，大聲地向那個魚販說：「你騙人，我要回去告訴我朋友。」（我還呆呆地把那介紹所的人當朋友）一陣爭執之後，我又被送回介紹所，他們之間還發生了一點爭吵。接著我在一天之內又被送去三個地方，分別是地下製鞋廠、電鍍工廠及一份截鋼筋的工作，待遇最高的只有3,500元，沒有一個工作是我滿意的。

晚上，我倦累不堪地拖著三餐沒吃的身體回到介紹所，要不回自己的身分證，就無奈地餓著肚子坐在一旁打盹。他們恨我不合作，偶爾經過時就踹我一腳，甚至用整盆冷水潑我，不讓我睡。我怒目向他們瞪著，但顧慮身分證沒拿到，沒敢和他們開打。大概晚上11點，我看到兩個排灣族少女被帶上小閣樓，聽到介紹所的人告訴她們，洗碗一個月1萬2。我衝上去，用排灣話警告她們不要被騙，身分證千萬別交給他們。

結果我被綁起來毒打一頓，關進廁所。後來我奮力掙脫繩索，踹開門衝出來，憤怒地要和他們拼命。那個中年人看我幾近發狂，就拿出身分證還我，叫我可以走了。我捧著那張寶貴的身分證，簡直悲喜莫名，這時天也已經亮了。但他旋即威脅要寄信到我家，通知我爸爸說我在台北和人家打架惹事，不好好做工；他又說，做三個月就好，別那麼「搞怪」。這個威脅很有效，何況我身上一文不名，又已經四餐飯沒吃，一天一夜未閤眼，只好無奈地同意。

當天早上來了一個砂石廠老闆，雙方就介紹費討價還價之後，說要先看「貨色」。我委靡地被帶到老闆面前，介紹所的人一拍我胸脯，要我展現精神，隨即大加吹噓說我身體壯得像頭牛，曾得過扛東西比賽第一名云云。那個老闆揑揑我的肌肉，摸摸我結繭的手，又一陣喊價後，以3,500元的代價把我從「奴隸市場」買走，當然我的身分證又轉而落在他手上。一個月後我才知道，原來那筆3,500元的介紹費要從我的工資中扣，是我自己花錢把自己賣掉的。

出了介紹所，老闆帶我到圓環吃牛肉麵，他叫的小碗剛端上桌，我的大碗已吃完。他突然提高聲調、略帶詭異地問我要不要再吃一碗，我猛點頭。在我狼吞虎嚥地吃第二碗牛肉麵的時候，我看到老闆面帶極度滿意興奮之情，重複地用台語喃喃自語：「會吃就會做。」那時候我突然想起從前跟族裡的長輩上山狩獵時，他們捕獲獵物的神情，兩者是那麼神似。那是我首度在從小嚮往的台北大都會中，強烈體會到在許多漢人眼中，原來我們「蕃仔」只是獵物或商品的恥辱。

從那一天起，我就住進中興橋附近淡水河邊的工寮，以每個月3,800的低廉工資幹起砂石廠的重勞動工作。最累的是碰到颱風前、後的拆管、裝管，一根重達120公斤的鉛管，別人要四個人合抬，我卻一個人扛著，河中岸上到處跑。

1973年冬初的某天上午，我正在清理堆積在鉛管入口的垃圾，抓到一隻腳，原以為是人家丟棄的塑膠模特兒，用力一拉，整個腳踝的皮卻剝落下來，接著聞到一股強烈的腐臭味，原來是一具屍體。我用繩子先暫時把腳綁到鉛管固定起來，然後跑去向老闆講。老闆要我把屍體撥到一旁即可，可是我們排灣族的觀念是死人入土為安，我覺得於心不忍，老闆就要我去報警。警察來了之後，因為沒人肯下去將屍體撈上岸，就要我去做，說可以領到200元，但不能傷到屍身。我從爛泥中小心翼翼地將屍體抱上岸，經水沖洗才發現是一具只穿著內褲的年輕女屍，卻少了一隻手。

隔天我去派出所要200元，警察告訴我：「已經向上報了，錢還沒下來，何況還少了一隻手。」過了四天，退潮之時，我正在拉砂石船的錨，看到有個東西漂過去，很像一隻手。我指著它邊追邊吆喝下一船的工人攔下來，正好有一隻魚跳出水面，他以為是要叫他抓魚，伸手一撈卻失去平衡掉進水裡。他是抓到了，提起來一看不是魚，是一截斷手，嚇得一甩而出，本來會游泳變成不會游，雙手在水中亂拍，喝了好些水。我馬上游過去將他救起來，踩背吐水後才醒過來。

之後我在泥坑中找到那隻手，就把它拿到工寮去沖洗。老闆瞥了我一眼，問我在幹什麼，我說「我在洗手」，他走過來仔細一瞧，嚇了一大跳，要我趕快拿到外面去。我就用報紙包一包拿去派出所。值班警察以為我又來要200元，有些不耐地向我說：「還沒下來，下來我會通知你。」我二話不說，打開報紙就擺到值班臺上，說：「我找到了，缺的那隻手在這裡。」他嚇得站起來往後一退，椅子都碰倒了，大喊要我趕快拿去放牆角。我不理會他，說我不要錢了，要去工作了，就一溜煙地跑回去，臉上帶著下山謀生以來第一次露出的勝利微笑。

1970年代在台灣，跳河好像是很普遍、傳統的自殺方式。我在淡水河邊的砂石廠工作不到一年，至少撿過7、8具屍體，顯然當時的自殺率已漸提高，不過方式還很單純，不像1980、1990年代有那麼多千奇百怪的招數。至於撈屍體的200元賞金我一次也沒領到，因為警察大人總是說：「報上去了，還沒下來。」而我們「蕃仔」是不大懂得計較也沒有能力去計較的，不是嗎？

（本文為部分節錄，經國家人權博物館、春山出版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