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是對遙遠故鄉或過去歲月的懷念情緒。這個看似非常「個人」的情感，在許多時候其實是於某個特定的國家／國族概念下被刻意地召喚。例如日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Twitter表示台北有多家山東餃子館與山西刀削麵館，而推得「台灣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啻是以舌尖上的鄉愁連結特定的國族概念。正在北投鳳甲美術館展出的台灣香港錄像展「鄉愁是一面飄揚的旗」，便是以鄉愁為主題，探討這個現代國家與個人懷舊情感及身分認同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

展覽共展出10部香港當代錄像作品與7部台灣錄像作品。這些作品的創作時間點前後橫跨25年，進一步顯示出不同世代、不同身分背景的台港藝術家，如何在不同的年代、以不同的影像技術與表現形式，處理個人回憶、家庭情感、城市記憶等，與社會議題及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本篇文章藉參展的香港藝術家暨學者游靜（現為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於「鄉愁是一面飄揚的旗」開幕座談上的講評，以及策展人朱峯誼的展覽說明，分別闡述探究「鄉愁」對於此刻身於香港及台灣的我們的時代意義。

這次展覽中我有份參與創作的一部作品，剛好是今次展覽中最老古董、歷史最久遠的，也是我自己在電影錄像創作生涯中的第一步。藉著追溯這部作品的來龍去脈，也許可以粗淺勾勒出香港錄像藝術過去發展的其中一些面向。

1990年，就是這部作品創作的那一年，我在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部工作。當時香港嘗試接觸錄像──當時流行的制式是VHS與V8──並用以創作的朋友們，大多來自既定不同的藝術創作領域，有些之前是拍超八電影的（8米厘實驗電影），有些是表演藝術團體的成員，也有從事實驗音樂或視覺設計的，可見錄像藝術當時在香港是個非常年輕及極富吸引力的媒體。朋友們即使極其艱難地運用僅有的資源與工餘的時間，製作了錄像藝術作品，在香港也難得有放映的渠道與空間。同時，1989年世界各地包括歐洲與中國發生的政治社會變動，對香港人的衝擊是很大的。

是在這樣一個脈落下，當時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部主管黃愛玲與我討論，也許可以與德國駐港文化機關歌德學院合作（錄像藝術在德國的發展非常蓬勃），邀請在德國對探究歷史題材有興趣的錄像藝術家來港，在香港演藝學院，為香港對參與創作錄像藝術有興趣的朋友主持類似「大師班」的工作坊。當時歌德學院提出可以邀請德國一位錄像藝術教授Hartmut Jahn來港，他剛剛完成了一些關於柏林圍牆倒下的作品，對德國統一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有深度的思考。

因為有香港歌德學院的參與，所以我們前所未有地能夠看到而且可以讓我們挪用，香港政府新聞處（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過去幾十年的一些影像歷史資料。在殖民地香港長大的我們，對香港歷史，不論是文字的或者是影像的歷史，都幾近一無所知，也沒有機會接觸政府新聞處保存的，接近大半個世紀以來，這些由官方製作的香港流像影像資料。這次工作坊聚集了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家；我是以文學創作及電影評論出身，編過電影雜誌及策劃影展，卻從未參與過錄像創作。在這次工作坊內，我與當時在香港最早涉獵錄像藝術的第一代錄像藝術家鮑藹倫，及從事漫畫與視覺藝術的黃志輝──他們兩位在視覺藝術創作方面都比我有經驗得多──組成一個小組，聯合製作了一部仿當時流行的商業音樂錄像類型的短片，叫《卡拉 [超住（你）嘅] OK》。

這次工作坊的製作成果，讓香港觀眾第一次看到原來香港政府擁有如此豐富的，在地歷史影像檔案，於是催生了大概之後20年，香港藝術家會企圖一直用這些歷史影像進行二次創作，包括這次展覽可以看到的，麥海珊與蔡世豪的作品。這次展覽選取的香港錄像藝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過去20多年活躍於香港影像藝術創作領域的，有來自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如麥海珊思考她在香港這片殖民地土生土長的經驗；也有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的英國人，如在香港大學任教現代藝術史的老師祈大衛，既外且內地記錄了急遽又充滿滯礙的政治變遷；還有從北方來港的新移民藝術家如鄭波，瞥見香港岌岌撐出來的門面與社會現實之間，龐大如反諷的落差。

這些都不無辯證地，體現了香港當代社會在過去幾十年一種兼收並蓄的文化特色，又同時在呈現與思考，在香港這個融合了殖民跟資本主義，高度壓縮地發展的所謂國際大都會，外來者的目光、論述、他們的來（《歡迎光臨香港》）與去（《97噸的回憶》）──不論是來自歐洲或是來自中國──如何也不得不成為香港的歷史記憶與自我形象的一部分。正是這樣的歷史記憶與自我形象，從這次選取的作品中，讓我們無法不面對，香港的所謂「鄉」或者所謂「愁」，不可能是單單指向一個恆久不變的地方或狀態，或任何一種國家符徵（旗），而必然是一些異常複雜，充滿糾結反諷，過分急遽又過分滯礙，時而飄盪時而飛揚又時而卡住，且不斷會朝你怒目回看的（「超住你嘅」），情感與思辨過程。

製作於1990年的《卡拉 [超住（你）嘅] OK》是由黃志輝、游靜、鮑藹倫創作的9分23秒的實驗短片，也是這次展覽當中年代最早的作品。從游靜老師的分享裡，我們可以看見這件作品的幾個重要的時代意義：首先，它可以說是第一批大量使用香港政府新聞處歷史影像資料的錄像作品。這不僅標誌了當時香港政府對外公開政府收藏影像，讓民眾能自由查詢、使用，甚至是自由創作的開端，而這種使用、剪輯歷史影像資料也是後續許多錄像作品經常使用的創作方法，像是展覽裡展出的《唱盤上的單行道》（麥海珊，2007）及《我的六零年代》（蔡世豪，2015）。不同的是，《卡拉 [超住（你）嘅] OK》在影像上與聲音上運用大量的蒙太奇技術，觀眾看到的是繁複剪輯的影片片段與零碎拼貼的配樂。這些重組的片段與音樂乍看之下彼此衝突、不相呼應；但也正是在這樣的衝突與重組，讓實驗錄像作品產生新的意義。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詭譎地令人無法捉摸。香港曾經如此自由開放的風氣與環境卻在20多年後的今日再次被壓抑；以現代國家為形式的威權主義再次復興、以國家為主題的宏大敘事再次流行於由政治所主導的文化場域。保管上述歷史影像的香港政府檔案處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署轄下，雖然其館藏仍對外開放且提供線上搜尋，但近年來政府的言論管制不斷緊縮，檔案處不僅過濾搜尋關鍵字，也審查版權屬政府的館藏檔案的使用。更不用說自2020年《國安法》通過後，那些令人憂心焦慮的審查、禁言，甚至是拘捕行動。這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在此刻討論鄉愁的原因：鄉愁作為一種個人的懷舊情感，其必然包含兩個面向；一是遠離與斷裂，另一個則是親近與連結。而現代國家介入個人鄉愁也因此存在兩種形式：一方面，國家可以是被建構、被想像的「親近與連結」的積極對象，像是我們常聽到的「祖國」、「讓國家再次偉大」等的宏大政治修辭。另一方面，國家也可以是造成「遠離與斷裂」的始作俑者，正如同現今香港正在發生的變化。

國家造就的巨大遠離與斷裂，過去也曾經發生在台灣，在各個政治迫害者身上、在白色恐怖的受害家庭裡。「今日台灣、明日香港」亦或「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亦或「昨日台灣」，如今因為國家暴力的行使而產生了時空上的混亂。雖然當前台灣社會裡台灣人認同已蔚為主流，而台灣的新世代們也可能很難想像當年的中國結與台灣結之間的論戰，但事實卻是我們從未好好處理台灣社會裡的中國情結。更確切地說，我們從未認真地理解中國情結與中國鄉愁的共構機制，卻只一味地以一個覺醒後的台灣主體性位置、將其全部歸罪為過去的國民教育與政府的洗腦。的確現代國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不弄清楚此一民族情感的形成緣由及內部結構，我們如何在台灣社會內部裡促成基於彼此相互理解的有效溝通？若否，我們又如何能真正有效地防範來自外部的、在情感層面上實行的認知作戰及文化統戰？

另一個同樣尚未被好好處理的是台灣社會裡的中華民國情結，一種以中華民國為對象的鄉愁。它是「中華民國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等政治論述背後主要的大眾情感基礎，卻也因此成了我們對此議題創新想像的障礙。當「中華民國」面對當前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國際法裡慣用的「國家繼承理論」（故 [被承認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繼承 [不被承認的] 中華民國的各項權利、義務與地位）的挑戰的時候，我們對於台灣地位與國家主權等概念是否能有其他想像與論述的可能？再延伸來談，我們甚至可以說台灣社會對於中華民國的鄉愁情感是當前台灣社會無法在轉型正義與憲法改革上取得支持共識的情感原因──而這便是我們在此時分析鄉愁情感與現代國族概念之間的關係的急迫性與必要性。

「鄉愁是一面飄揚的旗」展覽並沒有直接處理中華民國的地位問題，也沒有直接處理當前香港的政治問題。展覽的目的更在於提供觀眾眾多素材──包括各個時代的香港錄像作品、探討各種身分認同的台灣錄像作品、研究論文等──讓觀眾看到鄉愁如何在不同年代、不同區域、不同族群裡，存在各種不同的形式與樣貌。如同游靜所言，所謂「鄉」或者所謂「愁」不完全單單指向一個恆久不變的地方或狀態，而是包含了建構、想像、變異、流動等的特質。從這個角度來看，「鄉愁是一面飄揚的旗」的展覽目的並不在藉由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而是藉由觀照情感的運作模式，鼓勵觀眾重新反思與調整自己與情感之間的距離，並藉此進一步看清未來得以前行的方向。

【歡迎影像專題投稿及提案】 請來信[email protected]，若經採用將給予稿費或專案執行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