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正紀念堂的中央通廊，瀰漫著許多「異質的聲音」訴說著他者的故事。事實上，這些「異質之聲」是從林怡秀與蔡旻凌一起策展的《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東南亞新住民主題當代藝術展》（簡稱《家庭備忘》）發出。

然而，這些「異質之聲」如何面對中正紀念堂的父權空間與政治正確的主旋律？是批判、解構、控訴的路徑，抑或是另一種細微曖昧的感性路線？在當代藝術如此強調展示空間、場域的問題性中，《家庭備忘》是否迴避掉了場域的特殊性？

儘管《家庭備忘》在象徵父權空間的中正紀念堂發生，但這檔展覽卻迥異於在那展出的各種特展或文創商品。相較於文創消費經驗，《家庭備忘》邀請我們以另一種路徑考慮這些新住民姊妹的生命歷程，以及藝術家跟對象在田野過程中互相交織的親密關係，並透過當代藝術的策略給予其不同的轉化可能。

然而，《家庭備忘》不只聚焦在這些新住民姊妹的生命本身，策展人也試圖勾勒出「地緣政治」的大脈絡，進而連結東南亞地區的多重文化與歷史層面。而這也同時抵抗將新住民視為新南向經濟政策的一份子，抑或是將新住民他者化、污名化的過去刻板印象。也就是說，在《家庭備忘》中我們能感受到除了「個人生命」的感性經驗，政治經濟分析的「結構層面」也沒有忽略。

在跨國游移與離散路徑中，對家的鄉愁與親人的思念總是深深的刻劃在生命裡。《家庭備忘》主要透過3組子題「遷徙之島」、「家庭備忘」與「家鄉風景」中的4部作品展開。

在開頭的「遷徙之島」中，藝術家郭俞平以聲音、物件與小冊等結合的裝置〈我的胃裡沒有午飯，脖頸在尋覓陽光，腦子索求愛情，靈魂裡有慌亂，心裡則有一股刺痛〉（簡稱〈我的胃裡沒有午飯〉）開場。過去主要探討自身家庭與台灣政治歷史相關議題的郭俞平，在《家庭備忘》中同樣探討了「家」這個主題，但這次卻不再以自己作為對象，而是繞經他者的生命歷程，並同時邀請我們能感受某種女性的私密經驗。

當我們走進〈我的胃裡沒有午飯〉，視覺上能看到許多四散的物件與某種超現實體驗，比方說復古櫃子上面突然長出的樹枝、樹枝上擺放著頭髮編織的鳥巢、球拍以及類似女性生殖器的海螺等。除此之外，聲音演出的部分也不能忽視，她邀請越籍新住民陳秋柳跟神祕人K展開無交集的劇場式對話；也邀請秋柳的女兒鄭琬諠（新住民二代）訴說關於越南的記憶。而我們可以在作品中聽到經過高度文學性轉化後的對白，當中夾帶著惆悵的訴說著離鄉的無奈與對越南的追憶。

僅管郭俞平是用田調方式跟秋柳與琬諠合作，但她的方法卻不同於客觀調查對象的人類學家。相較客觀的人類學式調查分析（往往形成知識結構或將調查對象他者化），她更融入了「反身性寫作」的面相──「在田調時反省自己的知識結構」。而藝術家也與此同時也融入了自己的主觀，建構出自己的真實，並使我們重新看待新住民的僵化定義，重新學習秋柳他們的生命處境。易言之，這種「感性田調」的方式，相較於過去人類學由上而下的客體化對象，更強調雙方生命互相交織的過程（郭俞平在合作過後也隨秋柳到越南）。所以回到展場來說，我們也同時在參與〈我的胃裡沒有午飯〉的過程中，感受到那種私密又無奈的言語或細微感受，緩緩地融入自身的生命經驗。

若說郭俞平的作品帶著情感、文學性與感性田調的方式；那之前有紀錄片創作經驗的陳含瑜則是幽默、同時又帶著感性的轉化印尼客家華人阿琴的生命故事。相較於〈我的胃裡沒有午飯〉超現實轉化遷徙游離的魔幻路徑；「家庭備忘」中陳含瑜〈印尼Sungai Duri卡拉OK記憶計畫〉則是較為現實的三角形矮椰子屋場景，其中佈滿許多照片、檔案與相關物件，以及三螢幕的KTV裝置──兩邊螢幕是在海上漂浮的空罐，中間螢幕則是家庭卡拉OK伴唱帶形式，而這些卡拉OK伴唱帶MV也不是原始的百搭場景，而是將主角抽換成阿琴的日常。

阿琴隔了20年沒回到印尼華人的原鄉百富院，而回到當地也物是人非，過去的故土早已被海岸線給淹沒，宛如阿琴把她的過去留在海裡般無奈（這同時跟海上漂浮的空罐影像呼應）。但儘管如此，卡拉OK還是讓她能重新連結相關故土的相關情感。更重要的是，流行音樂的跨文化性也展示在這組作品中，許多印尼人不知道中文歌詞的意思，卻能依賴拼音唱出華語流行歌（就像是我們不懂日韓音樂，但卻能用拼音朗朗上口）。而這流行音樂的高歌，也打開了「共在」的情感場域。

陳含瑜一直在考慮「如何讓影像走到當地人的生活裡」，而不是藝術家拍完、展完就離開。於是她花了不少時間做田野調查，並在當地的矮椰屋場景放映，邀請居民共同高歌。對她來說，日常卡拉OK更是人跟人之間關係的「媒介」，連結眾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在這組作品中，我們不只是觀看卡拉OK，更能在這重建的矮椰屋裡共同參與歌唱，共同感受並表達相通的情感。

《家庭備忘》越到尾聲也越來越現實，藝術家轉化、虛構與重新詮釋的成分越來越淡。最後的「家鄉風景」，則包括兩部傳統方法拍攝的紀錄片，阮金虹《飛海媳婦》與蔡崇隆《尋鄉異旅》。《飛海媳婦》主要是由越籍新住民阮金紅拍攝，關注姊妹阮蓓海在台但卻無法見父親最後一面的無奈。面對這種極大創傷但卻身處異地的無奈，她也以「希望長出翅膀」飛回故鄉的強烈情緒來比喻心中的遺憾與感傷。

此外，《尋鄉異旅》則是更關乎新住民的未來，主要以3位台越混血兒的新住民二代為主角，記錄她們回訪越南重新認識母親故土的過程。這組作品可以說巧妙呼應了《家庭備忘》試圖「重新認識新住民」的主題。在我看來，我們有如這些新住民二代，在展場的游移經驗中，重新理解與認識他們的故土、思鄉情懷與深刻的情感惆悵，這都在在讓我們重新思考與他們的關係，不是污名化或帶著刻板印象的看待他們，更不是將他們同一化成台灣國族的一份子並作為經濟生產的工具；而是重新思考這些生命經驗與故土之間的緊密連結。

評論家郭亮廷犀利地批判《家庭備忘》較為著墨在舊權威的關係，忽略了新自由主義新權威的問題；而此展也只是證明了中正紀念堂「多元文化主義」的轉型成功（收編成功），以及台灣中心視角，缺乏對新住民過去的探索與對未來的想望；同時提醒父親聲音的缺席等。

在我看來，《家庭備忘》確實少了尖銳的批判力道，更多是曖昧、詩意、柔性的表述。但是，我不認同少了「過去」的探索，因為本展補足台灣中心觀點較為忽略的一塊，更多是挖掘新住民的「過去」，而藝術家也以各自方式「重塑過去」；不過，確實較為缺乏對未來的想像。然而，這並不代表《家庭備忘》完全缺乏政治批判的可能性。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那些特展、文創，不也是不入流的異質雜音彰顯？在我看來，那仍舊依附在新自由主義的權威慣性中跟消費主旋律和鳴。而《家庭備忘》則是既在其中又同時干擾既定秩序的聲音，這種異質感受，也打開了某種新的感性體驗，並讓我們遠離自我中心的個人消費模式與既定框架，更推進往他者生命經驗挪移與共情理解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