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天，以巴戰事依舊僵持，世界各地都出現大型抗議活動呼籲停火和談，在美國甚至有當年「反越戰運動」大規模延燒校園的局面。在與阿拉伯世界關係最親密的歐洲前殖民母國法國，示威衝突雖在政府的大力控制下並未大規模延燒，卻也在藝術圈傳出不同「聲援」的叫罵聲。

歷史上幾乎無解的以巴命題，當年甚至使惺惺相惜的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傅柯（Michel Foucault）吵到翻臉，而這兩年流亡的巴勒斯坦或烏克蘭藝術家在巴黎要找到一個臨時的「家」似乎也不是歷史上的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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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東京宮今年眾多展覽中的「流亡」藝術家展覽《錯置》（Dislocations）匯集了來自阿富汗、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利比亞、緬甸、巴勒斯坦、敘利亞等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15位藝術家。他們以傳統或當代技術及簡單材料創作，訴說被迫流離失所的故事。在這些藝術家的個人歷史和旅程中，身心的「斷裂」成為共同的主題。展覽不僅見證了歷史，更展現出藝術創作作為修復力量和工具的潛力。

這場展覽由在巴黎藝術領域工作的法國和敘利亞婦女組成的「打開藝術之門協會」（Portes ouvertes sur l'art）促成。該協會成立於2017年，旨在促進敘利亞流亡藝術家的發展，並在2019年納入其他背景的藝術家。除了幫助剛抵達法國的藝術家安置和展示他們的創作，協會還利用藝術的力量更廣泛地接觸法國公眾。這樣的初衷一方面與任何「接待、安置」難民的單位無異，另一方面，由於展覽「呈現」藝術的這一動作，表達言論的面向在某些時刻與宣傳抗議幾乎無異。

而直接「支持」巴勒斯坦的文化案例，更如2023年5月在巴黎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IMA, Institut du Monde Arabe）的展覽《巴勒斯坦為世界帶來了什麼》（Ce que la Palestine apporte au monde），主要為一實一虛擬兩個部分的靜態展覽，半年的期間更還有音樂會、研討會、放映等一系列活動。另外，2015年10月，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與作家兼前巴勒斯坦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埃里亞斯．桑巴爾（Elias Sanbar）締結夥伴關係，以期在巴勒斯坦國土上創建一座「巴勒斯坦現代與當代藝術國家美術館」（Palestinian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自最初成立以來已經在近50個國家展出的這個「流亡」博物館，到2016年「暫時」存放於巴黎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時，收藏約百件各國藝術家捐贈的作品，而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更可堪稱這座「未來」國家美術館的避風港。

更為特別的是「雲博物館」（Sahab museum）的《Hawaf》（意思為「邊緣」）藝術集體計畫，這是一個巴勒斯坦藝術的「虛擬」避難所。這個虛擬博物館重建了加薩社區，「館藏」包括考古收藏、民俗、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利用虛擬實境技術和圍繞巴勒斯坦遺產創作的數位藝術品，向全球觀眾開放。

雲博物館也以另一番風貌出現在《Hawaf》集體計畫中的一員──阿爾及利亞裔法國藝術家穆罕默德．布洛伊沙（Mohamed Bourouissa）在東京宮的大型個展中。（必須特別指出，2023年以色列─加薩戰爭爆發時，《Hawaf》另外兩位計畫發起人桑多斯．納卡拉〔Sondos Al-Nakhala〕和穆罕默德．阿布薩爾〔Mohamed Abusal〕都留在加薩。）

雲博物館以一個三面牆組成的錄像作品面貌出現，沉浸式影片引導我們穿越加薩。空間中央坐著一隻巨大的白老虎雕塑，而巴勒斯坦難民藝術家哈立德．賈拉達（Khaled Jarada）繪製的動畫中，老虎引導我們穿過加薩的小巷。帶我們度過了襲擊巴勒斯坦的連續風暴，通往唯一仍然可以呼吸的世界，一個想像的世界。暴風雨過後，飛到庇護一系列數位化作品的白雲當中，在這受保護的空間與巴勒斯坦藝術相會。這隻母老虎是真實存在的，牠是加薩動物園中唯一的老虎。當園方無法再餵養牠時，為了讓牠活下去不得不轉讓出去。

而那些我們在螢幕上看到的藝術作品，因為數位化才得以虛擬地存在。現在，大多數作品的實體已被轟炸毀壞或不復存在，保護這些遺產和記憶變得更加急迫。無論如何，現在已投入營運的雲博物館將繼續它的旅程，並且強調它作為教育空間的可能性。這個「教育」性質與不斷「移動」的展覽，更呼應本文開頭提及的另一個研究一系列「流亡博物館」的文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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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海報、影本、傳單、電視廣播、演講錄音、報紙和雜誌、繪畫或雕塑的複製印刷，牆上、螢幕上、或懸掛⋯⋯展覽本身設計能夠在一天內安裝和拆卸，同時也是一項永遠「進行中」的計畫。巴黎的展覽是計畫歷經西班牙巴塞隆納、德國柏林、智利聖地牙哥、黎巴嫩貝魯特、南非開普敦之後的第六次展出。

展覽的起始點是1978年3月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見證下，在貝魯特開幕舉行的「巴勒斯坦國際藝術展覽」。當時正是以色列軍隊入侵南黎巴嫩一週後，正如同2024年此時，以巴衝突的敏感時間點。當年展出了來自約30個國家的藝術家捐贈的約200件藝術品，目的是作為「團結博物館」、「流亡博物館」的種子收藏，並採取巡迴展覽的形式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最後回到巴勒斯坦。然而1982年以色列圍困貝魯特期間，存放多數作品的建築物也遭到轟炸，大部分作品被毀。

南非則在1979年發起了一個「藝術反／反對種族隔離」展覽計畫，在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垮台前幾年在國際上巡迴，自1983年在巴黎首次展出以來，至1990年間在世界各地近40個城市展出。而1980年，在第一屆尼加拉瓜民族解放陣線政府的倡議下，對抗「美帝」的拉丁美洲團結博物館問世，到1982年12月正式開放時，收藏了約300件作品。

「團結博物館」與「流亡博物館」既不是財富累積的象徵，更不是殖民主義的遺產，收藏作品往往是以人民名義捐贈，其中體現出一種顛覆性。《不安的過去：博物館、流亡與團結》呈現這些藝術家的社會參與以及實踐的顛覆性，編織出一個示威、藝術介入、活動家、藝術運動團體的連結網絡，也講述了一個更廣泛的政治訴求展覽的故事。

綜觀歷史，流亡藝術家要找到一個臨時的「家」，並在政治立場上對立的情節似乎一再上演，我們最後以阿拉伯藝術家上個世紀在巴黎的「泛政治」故事作結。早在1931年的巴黎殖民博覽會中便展出黎巴嫩、阿爾及利亞等地藝術家的作品，而同樣出身北非的一眾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和法國共產黨則提出了對立的展覽，揭發殖民地的「真相」。

1961年秋天，當許多參與訴求阿爾及利亞獨立的遊行人士被警察淹死在塞納河裡時，河畔的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第二屆國際青年藝術家雙年展上，卻展出同樣是北非殖民地出生的一群摩洛哥藝術家的作品。

上個世紀阿拉伯藝術家在巴黎這個殖民帝國中心、反殖民孵化器的複雜、曖昧、緊張、對立關係，今天看來，也多少反映了西方「列強」在面對以巴難題時的燙手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