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2日，一段攝於耶路撒冷鄰近比茲卡則夫猶太屯墾區（Pisgat Zeev）的影片，引發巴勒斯坦社群網站的憤怒：年僅13歲的馬納斯拉（Ahmed Manasra）倒臥在一片血泊中，伸長了手臂向天哀嚎，他的頭部中彈，身體因為痛苦而蜷縮扭曲。影片的背景聲音，是說著希伯來文（以色列官方語言）的咆哮聲：「去死吧！你這個狗娘養的死孩子！」旁邊還時不時傳來其它希伯來語的附和聲：「快！射爆他的頭，讓他死。」

3天後，以色列媒體報導「恐怖份子」馬納斯拉在經過審問後，已向以色列當局招認自己在12日當天「計畫要持刀刺殺猶太人」，但馬納斯拉的家人與巴勒斯坦政府都嚴詞駁斥這樣的說法，尤其在另一段審訊馬納斯拉的影片流出後。

影像記錄以色列士兵對著頭骨還包著紗布的馬納斯拉言語攻擊、不斷大聲怒吼，強迫他招認自己是「屠殺猶太人的幫兇」，他在一連串的咆哮下崩潰地大喊自己什麼都認，而被以色列當局認定「證據確鑿已招供」。

影片發酵，輿論四起，國際組織紛紛譴責以色列不當拷問兒童，但即使律師和人權團體努力為他爭取判決，根據以色列最新通過的國會法案，馬納斯拉最後仍可能遭以「恐怖殺人未遂」起訴，面臨判處12年刑期的命運。

然而，馬納斯拉的案子並非特例。

以巴衝突自去年10月1日起再度升溫，截至今年9月31日的統計數據顯示，共有274人因此身亡，其中包含235名巴勒斯坦人、34名以色列人，以及5名外籍人士。

雙方最常見的衝突方式為，以色列士兵或猶太屯墾區居民開槍射殺巴勒斯坦人──只要他們疑心此人有攻擊自己的嫌疑。而巴勒斯坦人則大多數為孤狼式攻擊，方式除了沿襲自1987年與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Intifada）式的投擲石塊以外，持菜刀近身行刺則成為最新一波的攻擊方式，被國際媒體稱為為「刺刀巴勒斯坦起義」或是「第三次巴人起義」。

其中，死亡的巴勒斯坦人有四分之一都是不到18歲的青少年，有11名甚至還不到14歲的孩童。每年平均有700名未成年孩童曾被以色列軍隊逮捕，每月都有超過300名兒童被羈押或囚禁在以色列監獄裡。根據半島電視台新聞報導，兒童遭捕的平均人數漸趨成長，光是2015年的兒童入獄人數，就比4年前暴增了4倍。而最令人憂慮的是 ，這些兒童被就地處決、逮捕羈押乃至受審法庭的過程中，處處都充滿了暴力威脅。

「整個以色列的立法機構和軍隊的逮捕過程都充滿歧視，他們設定審理的雙重標準，不管你幾歲，被逮捕羈押和判刑的標準都在於你是哪個種族，拿什麼身分證。」巴勒斯坦國際兒童保護組織（Defenc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Palestine）的計畫負責人阿雅德（Ayed Abu Eqtaish）無奈地說。

2015年11月，以色列國會立法，對以色列軍隊、平民、車輛「投擲石塊」被捕的巴勒斯坦人，可判處最少3年的有期徒刑。

「在希伯侖（Hebron）或是其它城市的猶太人屯墾區裡，你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對巴勒斯坦居民丟石頭、潑灑糞水，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會被拘捕。」阿雅德臉上燃起忿忿不平的怒氣。

2016年4月，以色列才因國際輿論壓力與多次協商後，釋放了監禁多月、全世界年紀最小的女性囚犯──年僅12歲的巴人女孩笛馬（Dima al-Wawi）。

以色列新增的青年法案引來大量國際撻伐聲浪，然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強調，此決定是出於「國土安全考量」。他並譴責自治政府與宗教領袖鼓吹且尊崇「殉道者」，讓巴勒斯坦兒童盲目追隨其長輩，並指控社群網站影片是散布與激發仇恨的主要原因，同時強烈否認其領導下所通過的決議，有「違反人權」之嫌。

在現今以巴衝突的脈絡下，殉道者的定義拓廣，包括參與起義抗爭而犧牲的戰士、自殺客，或者是遭以色列人誤殺的巴勒斯坦人，已與原先在《古蘭經》中的定義有些微差距。

今年20歲的那茲（Ahmed Abu Nasse）是難民營居民，當他領著《報導者》記者走入傑寧難民營（Jenin refugee camp）時，營內各家門口、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隨處可見殉道者的名字，或是貼著印有殉道者人像的海報、布條。這座位於西岸北邊的難民營，是一個在國際媒體間「惡名昭彰」之地，被奉為「殉道者首都」

由於難民營的地位與定義模糊，加上混雜在兩個政治體──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間，因此常常淪落為兩邊夾擊的受害者，既不受以國法律約束，也得不到巴勒斯坦政府的投資建設或軍事保護。加上過去兩次巴人起義中，許多自殺炸彈客皆來自難民營，遂成為以國的眼中釘。

難民營居民長期在巴勒斯坦政府驅趕及以色列軍隊武裝脅迫下，營內擁槍自重、走私改造槍械頻繁，以國視其為鼓吹與窩藏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大本營，誓言清掃難民營，三天兩頭派遣軍隊前往逮捕、羈押嫌疑犯。

「對我來說，殉道者的意義不是殺死敵人，而是捍衛家園和家人的勇者。我們這裡最小的殉道者才7歲。」那茲才剛上大學，喜歡化學，立志當個科學家，談到殉道者，他滿懷熱誠的表示，「在這裡，我們都很尊重殉道者，他們是最勇敢的一群人。我們身為難民，得不到任何（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保護和幫助，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保護自己，守護我們愛的人，這是我們身為殉道者後裔的使命。」他秀出手機中爸爸的照片，他的爸爸曾是難民營領袖，在2010年成為殉道者。

「這裡的孩子沒有未來，他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他們從小在暴力中成長，還能多天真？」提起營內兒童受捕與死亡人數攀升的問題，傑寧難民營委員會的領袖尼達（Nidal Abu Nasse）凝重的臉色上又添了一抹灰暗。

對於鼓勵自己的孩子參與抗議以色列殖民行動，居住在那畢薩利赫村（Nabi Saleh）的巴杉（Bassem Tamimi）則有自己獨到的看法。自2009年起，巴杉與村裡其他領導者自發組織在每週五伊斯蘭的禮拜後，帶領全村居民走向以色列隔離牆與檢查哨示威抗議，企圖以和平的抗爭方式吸引國際團體注意，然而7年來仍有超過200位居民被捕，其中超過一半都是未滿18歲的青少年。

巴杉的16歲女兒阿罕德（Ahed Tamimi），自9歲就開始與父親一同站在第一線。她的身軀幼小而纖瘦，站在以色列士兵面前卻毫不畏懼，多次被媒體捕捉到她大膽咆哮斥喝士兵的影像，被讚譽為「巴勒斯坦兒童的抗爭表率」。

以色列與國際媒體多次批評巴杉的做法，認為他們寧可犧牲自己的孩子，無所不用其極的利用孩童對抗軍人的形象，來博取國際同情。

但巴杉向我們解釋：「每個人，無論長幼，都是那畢薩利赫村裡的一份子，我們鼓勵每位村民參與抗爭，並帶上自己的孩子。他們（村裡的兒童）的這一生都逃不過以色列的佔領與殖民暴力，我們不能總是把他們藏在家裡，保護得好好的，他們總有一天必須自己獨自面對那些士兵。鼓勵他們參與為的是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國家和身為巴勒斯坦人應該爭取的權益，也教導他們如何處理壓力與害怕的情緒。」

巴勒斯坦人敬重願意起身與以色列威權抗爭的人，並尊稱那些不幸在抗爭中犧牲性命的人為「自由鬥士」或「殉道者」。

1967年，「巴勒斯坦殉道者基金會」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指導下成立，光是在2016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便編列了1.7億美元的預算，每月發放不定的經濟援助金給家人遭以色列人殺死、或被囚禁於以色列監獄的家庭。

對此，納坦雅胡痛斥是「助長謀殺行動，激發恐怖攻擊動機」的機制，指控他們從上至下，從政府乃至巴勒斯坦的父母，都成為鼓吹孩子參與恐怖攻擊行動的幕後黑手。

「沒有人會想犧牲自己的孩子，再多的錢都無法彌補不能見到孩子在自己身邊的痛。」夏底（Shadi Farrah）的媽媽說。

夏底是目前仍在以色列獄中服刑年紀最小的兒童，12歲的他在2015年底以「私藏刀械」與「殺人未遂」之嫌被捕，至今尚未獲釋。夏底的母親每個星期都需花費1,000謝克爾，相當263美元，坐車、購買補給品和付探望費給囚禁兒子的監獄。

除了固定的探望開銷外，家裡尚有其他4個孩子的生活費支出，夏底的父親在兒子入獄後被解僱，找工作四處碰壁，家中頓失經濟支柱。

「以色列人會用連坐法來懲罰巴勒斯坦人，如果你的孩子被捕，所有跟以色列有往來或是隸屬以色列管轄的公司都不會發給你工作許可證的。」

夏底的媽媽說，「我沒有一分一秒不想念他。而且他還這麼小…在監獄裡，他們折磨他，向他潑冷水後逼他坐在冷氣房、電擊他，每次我去看他，他都哭著跟我說為什麼我不帶他回家，他什麼都沒做，他什麼都沒做啊！」

根據巴勒斯坦國際兒童保護組織以及囚犯人權團體（Addameer）長期追蹤兒童入獄的調查顯示，以色列士兵常會在尚未有確鑿證據前，依據「有嫌疑」的藉口，在半夜入侵民宅、非法羈押兒童；而在審訊過程中，不止家人，連律師都被禁止陪伴，使得兒童必須獨自面對訊問過程。有四分之一的兒童表示，曾在審訊時被逼迫在看不懂的希伯來文件上簽字，且半數以上都曾經遭受言語或身體暴力。

兒童和青少年一方面常成為遭受攻擊的主要對象，另一方面，也成為主要發動攻擊的一群。

13歲的拉姆西（Ramzi Abu Ajamia）來自南方城市伯利恆（Bethelehem）內的赫社難民營（Dheisheh refugee camp），在8月初以色列突擊赫社難民營時，遭以色列士兵開槍，雙腿中彈3槍。1個月後，以色列士兵再度來到營內，這次雙腿已受重傷的他無法逃跑，被逮捕羈押。

「士兵會逮捕所有受傷的人，宣稱他們都是參與抗爭的恐怖份子嫌疑犯。即使他們根本什麼都沒做，只是很不巧地在士兵攻堅時在路上被看到了。」在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助與工作署（UNRWA）工作的赫社難民營文化中心發言人艾薩（Aysay al-Salfi）告訴我們，這一年來以色列士兵攻擊難民營時都特別針對居民的腿部開槍，尤其瞄準膝蓋部位。

「他（負責攻擊赫社難民營的以色列軍官）曾經跟我們宣布，總有一天他要讓這裏所有的青少年都坐上輪椅，讓每個人都無法再站起來對抗他們。」

在我們造訪時，拉姆西剛因腿傷須住院開刀而獲短暫假釋，但假釋的交換條件除了付出7,500謝克爾（約等於2,000美元，2014年巴勒斯坦人均國民所得毛額約3,305美元）的高額罰金外，拉姆西在前往醫院接受治療以外的時間都會受到以色列監控，不能離開家裡，人身自由受限，且在3個月內他會不斷被召喚出庭，一旦以色列法庭有他參與抗爭的證據，他將直接入獄服刑。

「他們規定我不能離開家裡，我其實想繼續上學的，我以後想成為一個心理學博士，但現在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回學校。」拉姆西看著自己的腳傷，難過地回憶可以愉快跑跳、在學校與同學一同學習玩樂的時光。

拉姆西16歲的哥哥哈沙（Hamza Abu Ajamia）過去因向以色列人投石，遭捕入獄6個月，出獄時他已被迫輟學半年以上，因為追不上缺漏的進度，也無法正常和同儕相處，他已決定放棄復學。

希伯侖安曼心理諮詢中心（ Aman Counseling Center）主任馬利安（Mariam Abu Turki），在長期治療受釋放兒童的案例後，分析以巴衝突對兒童的種種不利影響。

他指出，在以巴衝突下，巴勒斯坦兒童自童年起即近距離接觸與感受暴力，從小目睹親人朋友被殺，潛意識中以暴制暴的種子深植其心。此外，巴勒斯坦兒童教育權也因以巴衝突而嚴重受阻。由於以色列軍隊不時在市鎮出入口設置重兵駐守的檢查哨和路障，造成兒童上學時須步行跨越重重關卡，難以準時到校上課，有的甚至因此好幾天無法上學，嚴重影響學習進度。

另外，由於巴勒斯坦的經濟長期飽受以色列鎖國封路和貨幣控制之苦，失業率高攀不下，使得年輕一代對自己的未來毫不抱持希望。

馬利安認為，「教育是巴勒斯坦兒童最需要被關注與加強的議題，若他們連受教育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又每天只見到自己的國人家人受辱，自然而然沒有辦法理性思考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以色列政府堅稱，逮補「有恐怖攻擊動機」的嫌疑犯是為保衛國土安全，自然不分年齡性別。巴勒斯坦政府面對年齡層日漸下降的暴力衝突參與者，似乎也束手無策。

當兒童和青少年已然成為以巴衝突中參與抗爭或犧牲的主角，許多人一面譴責以色列政府枉顧兒童權益，同時也質疑巴勒斯坦人為何會允許、甚至「鼓勵」兒童參與抗爭。

在以色列人眼中，「恐怖份子」、「殺人兇手」的標籤無庸置疑地貼在這些巴勒斯坦兒童的身上；然而，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他們是勇敢的「殉道者」，是在軍事佔領下絕望的、無力反抗的「弱勢」。

以色列自1948年宣布建國至今已逾一甲子，除了每年經濟成長率平均維持在近4%，也名列2015年發展最先進的中東國家。反觀巴勒斯坦經濟狀況慘澹，每4人就有1人找不到工作。

以巴雙方對和平協議遲無共識，一次次談判破裂。只見隔離的高牆越築越長、越建越高，猶太屯墾區日漸擴增，鯨吞蠶食著原屬於巴勒斯坦人的西岸土地，巴勒斯坦獨立之路遙遙無期。

但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最困難的是面對一個沒有尊嚴的人生和沒有希望的未來。成長在失色的童年回憶裡，兒童與青少年終究成為以巴衝突的軍武壓力與暴力下，最大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