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這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維持了70年的出版禁令，半個月後就即將失效：2016年1 月，德國將可再度出版希特勒最重要的著作：《我的奮鬥》（Mein Kampf）。

目前在大報《世界報》（Die Welt）主編歷史副刊的凱勒霍夫（Sven Felix Kellerhoff），早在二十年前還在報社實習的時候，就開始寫文章報導希特勒，被公認為全國研究納粹最深入的媒體工作者。「1993年我還在讀歷史系的時候，就在舊書店買到第一本《我的奮鬥》，當時老闆偷偷把書賣給我，像是在賣違禁品，」現年44歲的凱勒霍夫笑著說：「那是我在大學時代買過最貴的書，花了我一整個月的獎學金。」 

二戰結束這麼久了，今天打開德國的電視，依然經常可見德軍殺害無辜平民和集中營的歷史紀錄片，其中呈現的希特勒形象，多是他狂妄自大和冷酷無情的一面。德國社會不論黨派和階層，對納粹殘暴的本質普遍有共識，「世界上很少有國家像德國一樣，持續爬梳過去獨裁政權的罪行，對自己上一輩的批判這麼嚴厲，」寫過五本揭露納粹統治真相的專書，至今依然筆耕不輟的凱勒霍夫表示。 

不過，納粹的惡名，也導致一般德國人在戰後避談希特勒，不然就是把他妖魔化；德國官方長年以來也認為，德國人不該再讀《我的奮鬥》這本煽動暴力的書，而且唯恐這本納粹的代表性著作在德國重印，會傷害德國的形象。所以，握有著作權的巴伐利亞邦政府，一再透過司法手段，阻撓國內外的出版社發行新版。 

《我的奮鬥》雖然在戰前賣出了 1,200萬本，戰後卻成了德國社會的集體禁忌，禁書的形象根深蒂固。凱勒霍夫指出，不少人誤以為，書裡頭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然為何要禁？連學術界也有許多誤解，市面上希特勒的傳記有80多本，可是《我的奮鬥》就像沒有人探究過的黑洞一樣，「一些關於這本書的基本問題，學者到現在還是迷迷糊糊。」

事實上，《我的奮鬥》在德國不是禁書，圖書館可以借出來看，舊書店有賣，高中的歷史課也有教，擁有、閱讀、討論、和買賣這本書在德國並不犯法，媒體上常見的「禁書」說法只是誤解。而且，再過幾個禮拜，這個困擾德國數十年的禁忌，就會被打破。

1945年4月30日，蘇聯紅軍攻進柏林的前一刻，希特勒在總理府的地下碉堡飲彈自盡。由於希特勒的住址登記在慕尼黑，佔領當地的美軍就把他包括著作權在內的所有財產移交給巴伐利亞邦政府。如今，作者過世70 年，按照歐盟法律，從2016年1月1日開始，《我的奮鬥》就歸為公共版權，理論上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可以再印，德國官方再也無法以違反著作權為由阻攔出版。 

權威的納粹研究機構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已經宣布，等到明年年初版權ㄧ解禁，就會推出所謂的「評論版」，首刷是 4000 本，含註釋將近 2,000 頁，篇幅超過原作的兩倍；這也是《我的奮鬥》戰後第一次在德國的書店公開上架，受到全球學術圈和輿論的矚目。 

發表過上百篇報導探討納粹的凱勒霍夫，當然不會錯過這個重要事件。他花了半年時間寫的新書《我的奮鬥：一本德國書的生涯》（Mein Kampf - Die Karriere eines deutschen Buches），2015年夏天一問世，立刻引起輿論熱議；出版社文案寫的相當聳動，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德國總算出現一本專門著作，向大眾好好介紹這本「德國史上最具爭議」和「德國作家有史以來賣的最好」的「暢銷書」。

凱勒霍夫認為，從戰後到現在，德國從來沒有好好面對過《我的奮鬥》，有太多傳聞需要釐清，新版現在即將登場，德國社會其實還沒準備好。 

「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他自述的生平有多可靠？他對猶太人的仇恨從哪裡來？書中可以找到後來納粹大屠殺的線索嗎？為何戰後全世界對這本書還這麼好奇？」凱勒霍夫的新書，匯集學界研究成果，提供豐富的背景知識；他顯然打算讓德國的大眾，在明年不得不面對這本讓人不舒服的書之前，在知識和心理上都預作準備，「就像你在吃成藥前，最好先讀一下說明書，把副作用搞清楚。」 

《我的奮鬥》分兩冊，1925年出版的第一冊《清算》是希特勒的自傳，他在書中描述自己家庭、求學、當兵、和成立納粹黨的經過；次年出版的第二冊《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主要是內政和外交的施政藍圖，後來就成了納粹奪權後德奧合併和軍事入侵鄰國的理論基礎。 

希特勒寫作當時才35歲，因政變未遂被關入獄中，抑鬱不得志又缺錢的他，最初的寫書動機是為了賺錢；凱勒霍夫指出，《我的奮鬥》每一行都是他親筆，頂多請人幫忙打字，一般以為這本書由親信代筆只是謠言。 

名人自傳虛構和非虛構的界線原本就模糊，不可盡信，獨裁者的自傳更不可信，身為歷史系科班出身的記者，凱勒霍夫花了不少心力，把《我的奮鬥》虛構的部分找出來。舉例來說，他引述周邊親友的說法，證明希特勒隱瞞財產，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出身卑微的小人物：

「寫這本書最過癮的地方，就是找出檔案和證據，推翻和希特勒有關的種種傳言，比如維基百科就有許多錯誤，連歷史學者也很容易過度相信《我的奮鬥》的文本而上當。」 

《我的奮鬥》上市前幾年，銷售情況並不理想，希特勒的政敵和輿論根本不當一回事，只有極少數的外國媒體注意到這本書的危險，直到納粹奪權的1933年前後才開始大賣。不過，戰後許多德國人卻宣稱從來沒讀過，因此形成一種《我的奮鬥》是「沒人讀過的暢銷書」的說法，對此凱勒霍夫無法苟同。他綜合圖書館借閱的統計、出版社的銷售數字、和美軍的民調結果推論，近四分之一的德國成年人曾經讀過，「應該說，這是一本相當有影響力的暢銷書。」 

再者，他比對書中內容和後來的史實，試圖驗證希特勒如何將書中的理論付諸實現。《我的奮鬥》將猶太人視為低等民族，醜化猶太人在世界各地散佈性病和娼妓，露骨的文字毫不掩飾優勝劣敗的種族主義，後來就成了後來大屠殺的理論基礎；納粹當政後，強迫全國殘障人士去勢，乃至殺害他們，也一樣可以在書中找到證據。 

凱勒霍夫因此推論，從當時家家戶戶幾乎有一本《我的奮鬥》的流傳情況來看，「許多德國人在戰後辯稱，事前根本不可能知道會發生大屠殺，根本是自欺欺人。」 

如同納粹時代留下的建築物和公共藝術到底該如何處置，仍不時引起熱議，《我的奮鬥》對德國來說也是沈重的歷史包袱，凱勒霍夫因此用了相當篇幅，回顧德國過去數十年來利用司法和外交手段，在國內外封殺《我的奮鬥》出版的作法。

擁有版權的巴伐利亞邦政府，原本承諾資助當代史研究所出版「評論版」，3年前卻在邦總理訪問以色列後，突然宣布撤銷經費補貼，讓學界一片錯愕，相當程度反應德國在納粹大屠殺的陰影下，對以色列的種種顧忌。 

長年與官方打交道的凱勒霍夫直言，德國的官員沒人敢碰《我的奮鬥》，只想把這本書擋下來，沒想清楚這樣做的後果。在凱勒霍夫和為數眾多的納粹研究者看來，正是因為德國行政和司法機關多年來的阻攔，《我的奮鬥》在2016年出新版才會這麼轟動，不僅沒有成功把《我的奮鬥》邊緣化，反而間接造成「禁書」是否能在德國出版的爭議，在各國媒體不斷延燒。

更荒謬的是，原本用來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著作權，被政府拿來作為出版檢查的手段，而且保護的對象不是作者，而是社會大眾，成了人類出版史上少見的現象。

日前德國全國的檢察機關開會，針對明年版權開放後，沒有附上任何註釋就直接重印《我的奮鬥》的出版社，還威脅動用「煽動種族仇恨」的罪名提告。

然而，不用等到2016年版權開放，網路上現在就能找到三、四十種版本，不論是掃描版、各種語言的翻譯版、還是文字檔都能輕易下載。凱勒霍夫認為，在網路時代禁止出版根本是不合時宜的作法，再說禁也要法官才能禁，但這恐怕已經超出司法機關的能力範圍。

誠如柏林國家級的德國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2011年舉行年度特展《希特勒與德國人》，探討民眾當年為何死心塌地追隨納粹政權時，展覽入口的看板上有這樣的一句話：「要闔上希特勒這一章，現在還太早；每一代的德國人，都將問一樣的問題：這樣的獨裁者怎麼可能出現？」 

2016年在德國新上架的《我的奮鬥》評論版，可視為是回答這個問題的一種嘗試。當代史研究所的歷史學家宣稱，他們是透過「人物和事件的客觀說明」、「關鍵意識形態和其歷史根源的解釋」、「希特勒參考資料的揭露」、「違背史實和偏頗段落的修正」、「時代脈絡的補充」、和「與納粹執政後果相互對照」的方式，來為原文註釋，目的是「解構希特勒的政治宣傳，讓這本書失去象徵的力量。」 

在納粹研究具有權威地位的當代史研究所，在官方的支持下，早在 1990年代就已經出版過希特勒演講集17冊，和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日記30冊，但都沒有像《我的奮鬥》這次重新出版這麼轟動。「這本書是認識希特勒這個人和他的世界觀，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主編哈特曼（Christian Hartmann）說：「在版權解禁的此刻，即時出版一個能徹底解析希特勒爭議言論的版本，不僅是學者份內的工作，也是德國該盡的義務。」 

哈特曼面對媒體，詳細說明他和他領導的團隊，如何用了3年時間，埋首在希特勒的文字，寫出 3,500條註解。哈特曼舉例說，希特勒在書中認為，德國的媒體圈被猶太人牢牢掌控，他就註解說，媒體工作者當中猶太人的比例的確偏高，但不像希特勒描寫的那麼誇張，而且猶太族群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其中不乏德意志國族主義者。

這本全新的《我的奮鬥》評論版，本身也是跨學科的大型研究計畫。例如，希特勒稱猶太人是「蛆」，「身上帶著惡毒桿菌」的他們會「毒害人類的靈魂」，哈特曼在註解時，就不只從政治宣傳的角度切入，點出「把政敵貶成害蟲是常見的手法」，還向寄生蟲專家求教，「從19世紀微生物學和公共衛生學的發展脈絡，找出希特勒的用字在當時引發的聯想。」 

哈特曼也刻意把原書名當中希特勒的名字阿道夫（Adolf）刪除，《我的奮鬥》新版的書皮是中性的灰色，全名是《希特勒，我的奮鬥──一個批判的版本》（Hitler, Mein Kampf - eine kritische Edition），「這樣就不會太親，我們想跟希特勒拉開距離；」就連視覺的呈現上，哈特曼也想出一種特殊的編排方式，把原文放在書頁的正中央，用註解來包圍它，「有時候註解比原文還長，我們就是不要讓希特勒的文字當主角。」

與凱勒霍夫一樣，哈特曼也認為，《我的奮鬥》全書充滿仇恨的語言，讀起來「讓人反感」。就像政治上常見的煽動手法，希特勒總是把複雜的現象過於簡化，混淆事實、謠言、謊言、和似是而非的說法，註解很花工夫；但如果蒐集足夠的證據，能夠精準反駁他，也能帶來愉悅，「有種正中紅心的快感。」 

幾年前，德國出現一本小說：《希特勒回來了》（Er ist wieder da，繁體中文版已在台灣出版），透過希特勒重新復活和成為媒體寵兒的故事，嘲諷社會大眾的種族偏見，一上市就造成轟動，熱賣超過200萬本，原著改編的電影在今年10月上映也一樣大賣。 

不過，這畢竟是虛構的故事，孰料時序跨進2016年，希特勒就真以出書的方式回來了。如今的德國人，是否足夠理性和成熟，不再受《我的奮鬥》的蠱惑？凱勒霍夫的回答十分肯定：「這是本寫得很糟的書，對當代的德國人不具任何吸引力。」 

為了寫書，凱勒霍夫把整本書從頭到尾讀了兩遍，他指出，希特勒寫作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口仍未癒合，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不時暴力相待，這樣的時代背景離現在太遠，《我的奮鬥》沒有註釋並不容易讀懂；「好在我不用再讀第三遍，」凱勒霍夫苦笑說：「整本書用字粗俗，許多段落一再重複，條理混亂，實在很難消化。」 

不過，凱勒霍夫還是建議人們應該「冒險」讀讀看，讀了後就會明白，這是一本宣揚種族仇恨和煽動犯罪的書。「新版能為這本書脫下神秘的外衣，讓大家討論時有憑有據，」他說：「我個人期盼，透過討論，《我的奮鬥》的禁書形象，從明年起可以逐步消失。」 

然而，不可諱言，放眼世界各國，還是有不少人對這位聲名狼籍的德國獨裁者心存幻想；小報不時杜撰希特勒還活著的陰謀論，依舊受到讀者的喜愛。研究指出，在政治不清明的國度，人民普遍對富國強兵和強人政治特別渴望，這也是《我的奮鬥》在印度、埃及和土耳其仍相當暢銷的原因。 

希特勒以過度簡化的意識形態之爭，來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將歐洲當時的困境，全部歸罪於特定族群「征服世界的陰謀」。面對多年來備受貨幣危機和移民問題困擾，此刻又深陷難民風暴的歐洲，若我們把書中關於「種族」的概念，置換成「文化」、「文明」或「宗教」來思考，就會發現這本書仍有值得世人警惕之處。 

原本在國際事務上合作無間的歐盟各國，現在將難民當成人球互相推諉，高牆和對立逐漸取代統合和團結。經濟遲遲未見起色，社會上人心惶惶，政治人物只要將恐怖份子、難民、和穆斯林混為一談，以強硬的態度重申嚴刑峻罰，民調就隨之水漲船高，卻不願面對國內弱勢的相對剝奪感，恐怕才是國際恐怖主義滋生的溫床。 

就這點來看，希特勒的幽靈正披著右翼政黨的外衣重返歐洲，能充分揭露政客話術的《我的奮鬥》新版來的正是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