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30日凌晨0點30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市曼哈頓的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校區，突然傳來一陣混亂騷動──數十名在校園裡發起反戰運動的學生示威者，趁著夜色闖入了哥大的著名地標漢米爾頓大樓（Hamilton Hall），並在短短5分鐘內占領了這棟超過200年歷史的建築物。他們很快地架起了路障，封鎖大樓出入口，並在正門的二樓陽台豎起了反戰旗幟，宣稱這座被占領的大樓已更名為「欣德大樓」（Hind's Hall），以悼念3個月前死在加薩的巴勒斯坦6歲女童欣德．拉賈布（Hind Rajab）。

1月29日，年幼的欣德隨著舅舅一家六口逃離正遭受以色列軍隊巷戰清剿的加薩市。誰知逃亡過程中，舅舅開的車卻遭到以色列軍隊攻擊，除了15歲的表哥拉揚（Layan Hamadeh）與欣德以外，所有家人當場死亡。當時，拉揚曾用手機報案求救，卻在通話過程中慘遭射殺。等到救難中心回撥電話，接過話筒的欣德才害怕地說出：「拜託你們救救我，可以來帶我走嗎？」

電話彼端，受理報案的巴勒斯坦紅新月會一方面安撫著不安的欣德，二方面聯絡欣德早一步撤離的母親，三方面透過管道向以色列國防軍申請「救援許可」。最終在多方聯繫幾小時後，以軍總算同意讓紅新月會出動救護車，但奉命出動的2名救護員卻在趕往現場途中與總部失聯，欣德的求救電話亦突然斷訊。一直到12天後、以軍從加薩城南撤離，終於能前往報案現場的紅新月會，這才發現欣德中彈身亡的屍體，和幾公尺外那輛被砲彈轟碎的救護車和2名救護員。

自從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越境襲擊以色列、以色列又以殲滅哈瑪斯為名對加薩走廊開戰後，截至2024年5月1日，以色列共有1,410人死亡，以加薩地區為主的巴勒斯坦人則至少34,596人死亡、將近80,000人負傷。而欣德的死，不僅是巴勒斯坦無數死難平民的悲劇之一，也成為哥大反戰學生譴責以色列的象徵旗幟。

對於哥倫比亞大學而言，抗爭學生占領漢米爾頓大樓、並以「受難名字」為其更名的行為，是哥大學生運動打從1968年越戰抗爭以來的「悠久傳統」。然而這回，過往素以校風自由而自豪的哥大校方，卻指控示威學生「受到外部人士煽動」、對校園安全造成無法容忍的威脅，並進而在30日晚間請求紐約市警察局派出數百名鎮暴警察「入校清場」，並在全美媒體直播中逮捕了占領大樓的109名學運示威者。過程中警方不僅使用閃光震撼彈，甚至在未遇學生明顯反抗的情況下，在清場過程「不明原因開槍」，所幸未有人中彈與傷亡。

漢米爾頓大樓的鎮壓清場不僅對哥大學生社群帶來極大的衝擊，幾個小時後，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同樣召來鎮暴警察，對校內的親巴勒斯坦示威運動者發動逮捕；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則爆發「反示威團體」衝入校園，以煙火、催淚瓦斯與棍棒襲擊在校園內示威、聲援巴勒斯坦的反戰學生──一時之間，美國大學院校紛紛陷入同步混亂。

對於國際局勢相當重要、但過往幾乎不曾衝擊美國國內政情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前所未見地成為撕裂美國校園政治與社會輿論的激烈議題。

自從10月7日戰爭爆發以來，美國政壇、媒體與學界輿論就一直高度關注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最新進展，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場戰爭的殘酷畫面，從一開始就在社群網路上廣為傳播，無論是狂奔逃命的以色列音樂節觀眾、或因空襲而恐慌的醫院婦孺，都觸動並撕裂了不同立場的情緒；二方面則是以色列雖是美國關係最緊密的一級盟邦，但在解救人質與入侵加薩的軍事行動裡，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堅持的強硬手段卻造成加薩平民空前死傷，這不僅使國際社會譴責發難，也讓華府傳統「挺以」的政治立場陷入分裂危機。

在衝突中，美國自由派意見不斷質疑以色列不顧人質安全，對加薩的打擊強度──包括針對醫院、發電廠、通信設備的軍事行動，以及斷水、斷電、斷糧、斷絕醫療資源的平民傷害──也遠遠超過「戰爭法所允許的合理範圍」；但保守派為主的傳統立場卻堅稱10月7日的攻擊行動，已再次證明哈瑪斯是不可理喻且直接威脅的「恐怖組織」，因此確保以色列的國家生存與安全，即是不容任何妥協與讓步的絕對底線。

不同價值與立場的辯論，很快在言論風氣最自由、政策辯論參與度也最高的美國大學校園內引發漣漪，聲援巴勒斯坦人抵抗、或力挺以色列正當防衛的學生運動與示威遊行，成為各所大學的熱門活動。隨著加薩戰火在地球彼端的死傷加劇，美國學界的立場互動也變得更為激動且敏感，再加上2024年美國大選將至，大學言論自由與學生運動的「尺度平衡」也就格外挑撥起美國政壇的緊繃神經。

由於宗教歷史與見證納粹發動猶太大屠殺的關係，二戰以來的美國與歐洲國家，對於「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的言論與定義範圍一直非常敏感。廣義而言，反猶主義指的是針對身為猶太人的種族仇恨或偏見歧視，其最早的源起可溯及古希臘時期，離散至地中海沿岸的猶太人因為信仰與生活傳統的歧異，而不斷遭到歐洲文明隔離與種族迫害。這數千年的受害經驗，讓離散於歐洲的猶太人，從19世紀開始提倡「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希望重新建立一個能讓猶太民族平等生活、結束千年流亡的民族家園──此一願望，後來雖因1948年以色列的獨立建國而成真，但反猶主義卻也因此出現新的政治定義：任何否定以色列國家生存權利的言論，都會被視作對猶太民族存續的否定，因此不承認或反對以色列存在合法性的主張，都會被視為「反猶主義」種族歧視。

2023年12月，在以色列全面進攻加薩走廊之際，美國國會眾議院教育委員會特別針對「大學校園如何應處『反猶主義』？」召開聽證會，並以證人身分邀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與賓州大學等3所頂尖大學的校長出席說明。然而聽證過程中，共和黨籍的保守派眾議員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卻向3位校長提出了一個尖銳且引發軒然大波的質問：「請問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言論，是否違反貴所大學的反霸凌與騷擾規定？請以『是』或『不是』回答我。」

遭到逼問的校長們，全都表示「這必須取決於發言脈絡與個案狀況」，然而這個答案卻不被眾議員所接受。「3位最頂尖大學的校長，竟然連最基本的原則問題都無法回答，」聽證會後，憤怒的斯特凡尼克多次大力痛批：屠殺猶太人的言論在任何情況下就是不可被接受的，根本沒有什麼脈絡不脈絡的問題。

事實上，保守派的斯特凡尼克，在聽證會上也給3位校長設下了陷阱──例如在質問MIT校長時，斯特凡尼克就宣稱：「親巴勒斯坦示威者正在煽動『大起義』（intifada），其目的是要對猶太人發動全球性的種族滅絕。」但實際上，intifada在巴勒斯坦政治語境裡，大多指的是1987年與2000年之間的兩次巴勒斯坦全民反抗以色列政府占領壓迫的大規模示威，其阿拉伯語的字面意義是「擺脫」或「甩開」，而非針對特定種族與信仰的滅絕行為。

然而在聽證會上的壓力與準備不全，卻讓3名校長對眾議員的強勢逼問毫無招架之力──既無法對反猶主義的種族仇視明確說不，也無力堅守大學校園對於言論自由與理性辯論的價值底線──因此在各界猛批的輿論重壓之下，哈佛與賓州大學的校長雙雙黯然而難堪地請辭下台。

但在這波針對頂尖大學校長的「聽證拷問」裡，卻有一所著名大學，在當時以技術性手段巧妙閃過壓力──那即是在4個月後引爆全美大學聲援巴勒斯坦反戰抗爭的常春藤聯盟名校：哥倫比亞大學。

在以巴衝突的美國辯論裡，哥倫比亞大學一直是最敏感、最有影響力的學術重鎮。一方面是因為哥大所在的紐約市，是全世界猶太裔居民人口最多的城市，其約有130萬猶太市民，人數甚至比耶路撒冷（Jerusalem）、特拉維夫（Tel Aviv）等以色列大城還多，因此紐約市與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一直保有強而深厚的猶太連結與社區記憶。

另一方面，哥倫比亞大學也是美國在巴勒斯坦議題上的研究重鎮。哥大不僅設有北美聲譽最好的中東研究學院之一，巴勒斯坦裔學者、對於巴人抵抗運動有著重要論述與國際影響力的思想巨擘薩伊德（Edward Said），生前也曾在哥大研究授課長達40年；再加上哥倫比亞大學多元自由的校風傳統，吸引了相當多的國際學生負笈就讀，因此在以巴衝突的政治觀點上，也與美國政壇的傳統主流有所差異，學生抗爭的動能也比其他學校來得更為活躍、也更有影響力。

但在城市與校風背景之外，哥倫比亞大學的現任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也是這場學運衝突的關鍵人物。2023年7月才就任哥大校長的她，擁有極為卓越且亮眼的專業背景與阿拉伯世界的成長經驗，但在哥大學生占領校園、為巴勒斯坦平民發聲請願時，沙菲克卻是全美所有校長裡，回應手段最為強硬與爭議的主導人物。

61歲的沙菲克，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卓港的一個阿拉伯穆斯林家庭。幼年時期，她隨父母移民美國，從此不斷在埃及、美國與英國三地生活，並成為當代最出色的經濟專家之一。沙菲克曾任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先後擔任過英國央行副總裁、倫敦政經學院（LSE）校長，最後才於2023年受邀回到美國、成為哥倫比亞大學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長。 在2023年12月的國會聽證會上，沙菲克原本也列名於眾議院教育委員會的傳喚名單上，她卻以「已有其他國際會議行程」為由，獲准把聽證延期到2024年4月17日。在這段多出來的「備考時間」裡，沙菲克對外不僅召集了一支專業的政策公關團隊，仔細地分析並準備眾議院教育委員會的關鍵提問與期待答案；對內，哥大校方也以「時事環境敏感已危及學生安全」為由，開始逐步關閉原本對外開放的校園，並不斷緊縮幾個同情巴勒斯坦抗爭運動的哥大學生組織在校內發起公開活動的空間，試圖以隔離與封鎖的手段，阻止哥大校園自去年10月7日開始的以巴衝突辯論與加薩聲援示威繼續升溫。

但當沙菲克全力準備國會聽證會的同時，幾個哥倫比亞的學生社團正在「密謀起事」，他們開始籌募經費，囤購大量帳篷、紮營與物資設備，並刻意選在4月17日清晨──也就是在沙菲克校長得出席國會聽證會、校方管理層全都在華府支援的同一時刻──占領哥大校區，號召全美各級學校一同響應「加薩反戰」的學運示威行動。

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占領運動，自稱為「加薩團結營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他們針對哥大校方的抗爭訴求，主要分為兩大項目：

然而在眾議院教育委員會作證的沙菲克，對於發起占領行動的學生訴求卻無動於衷，她不僅在聽證會上公開承諾將進一步審查並懲處「哥大教學團隊裡的反猶言論問題」，哥大校方也同時聯繫紐約市警察局，並在24小時內正式請求警方出動、讓鎮暴警察進入哥大校區內「清場逮捕非法占領校園的學生示威者」。

但校方邀請鎮暴警察入校逮捕自家學生的作法，卻徹底激怒了美國各所大學的學生團體與聲援組織。原本就有加薩反戰示威的學校出現了更多支持巴勒斯坦反抗運動、甚至響應校園占領行動的學生人潮──短短48小時之內，全美竟有超過1,000名校園示威者，因為響應加薩團結營地的抗爭而被警方逮捕。

哥倫比亞大學的警方清場行動，一直持續到4月19日才告暫停，但美國的正反輿論都高度不滿哥大管理高層對學運的應處方式，紛紛譴責沙菲克校長應下台負責。以大學教授與同情學生為主的自由派意見，嚴厲地譴責哥大校方主動請求警方武力清場，不僅是鎮壓學生行使言論自由與公共思辨的空間，更是對校園自主權的自我放棄；但以保守派國會議員為主的傳統立場，卻批評哥大校方的清場應變速度太慢，放任有心人士煽動「激進學生組織散播反猶言論」，致使美國各地大學陷入失序的危險狀態。

雖然在第一波警方清場中，有超過100名校園示威者在哥大校內被捕，不過後續美國各所大學的示威響應與政治效應，暫時嚇阻了哥大校方與紐約市警局採取進一步行動。一時之間，各地校園的加薩團結營地，出現各種公開演講、甚至對話辯論的嘗試空間──在大多數的狀況下，這些示威活動大多都能以和平、尊重和理性的方式進行，但來自各方的抱怨與不安全感，卻隨著媒體關注的放大與前線戰爭腳步的推進，屢屢出現失控且極度爭議的問題場面。

像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就在哥大示威現場觀察到：加薩團結營地的抗爭學生，經常與猶太裔學生爆發口角，雙方會就哈瑪斯10月7日攻擊的暴行定義、以色列被俘平民人質的安全與綁架問題等，陷入某種激動的防禦情緒；但示威現場那些脫口而出的「反脣相譏」，確實屢屢踩在反猶主義的尺度極限──例如「猶太復國主義者沒資格活著」，或者更常見、因暗示大屠殺而容易令人反感的「猶太人滾回歐洲！滾回波蘭去！」、「你們也想感受10月7日的煙燻滋味嗎？」，都曾是哥大學生不斷投訴、甚至公開反對示威活動繼續占領校園的原因。

示威學生們強調，抗爭現場的仇恨言論大多都是情緒失控的零星事件，不當發言者通常會被其他學生出言制止或口頭糾正，一些個案甚至還會公開道歉、並在懺悔後退出團結營地以示負責。但不少猶太裔學生卻表示，加薩團結營地給他們的校園生活造成很大的身心壓力，儘管示威學生不一定有攻擊意圖，但校內的猶太學生仍能清楚感受到被排擠在外、甚至其經驗觀點不受示威團體歡迎的敵意情緒，而這也成為哥大校方與沙菲克校長堅持二次清場，主張「不能繼續放任占領示威」的對外理由。

事實上，隨著占領示威的延長，學運團體與哥大校方都各自面臨著退無可退的壓力。對於校方而言，校園抗爭的時間拖得愈長，來自美國政壇與校務基金捐贈者施加的政治壓力就會愈大，再加上5月1日之後大學就要舉行期末考、月中則是一年一度的夏季畢業典禮，如果反戰示威影響考試、甚至癱瘓畢業典禮的進行，哥大校方的管理威信與學年規畫，恐將遭遇極為難堪且沉重的信任打擊。

但期末考與畢業典禮同樣讓學運團體感到緊張，除了響應抗爭的示威者一樣得面臨結業成績與同儕壓力，隨著考試、畢業與暑假的逼近，學生抗爭的士氣與可募集到的關注與資源也將大幅下降；再加上哥大校方史無前例地向抗爭學生發出了「停學警告」，促使許多學生因擔心生涯規畫受到長期影響而撤出營地，這都讓學運團體急於找到具建設性的退場機制，以避免這場美國大學校園自越戰以來串連規模與聲勢最大的反戰運動，淪為曇花一現的短期現象。

另一方面，《紐約時報》也注意到這次反戰學運所出現的另一個特殊現象：無論是在大學的抗爭前線還是網路上的學運討論，都有非常高比例的學生選擇「蒙面」，或者拒絕公開可被辨識的學生資料、拒絕對外發言和與記者交談。這是因為從10月7日開戰以來，美國社群網路已多次針對學生運動的聲援者發動「肉搜騷擾」，無論是以色列的支持者、還是巴勒斯坦反戰運動都有年輕學生因為個人發言而被曝光個資、甚至被冒用身分。這種匿名與去辨識的參與風氣，讓雙方的言論與取信公眾的號召力變得更為敏感且充滿顧忌，恐削弱了過往社會運動的溝通、對話、並在不同意見者之間建立基本信任感的功能。

4月30日清晨，加薩團結營地的數十名「衝組學生」趁著夜色衝入哥大地標漢米爾頓大樓，嘗試在最後時刻以戲劇化的衝擊事件，再次引爆美國大學的學運火花。而當天下午，占領校舍的哥大學運組織也推派學生代表，對外召開了一場充滿爭議、後來也遭到社群網路嚴厲譏諷的記者會。這名圍著巴勒斯坦傳統方巾「庫法亞」（Keffiyeh）的研究生當時對記者表示，占領漢米爾頓大樓的百名示威學生們「要求哥大校方提供飲水與餐點」，雙方才有機會重新展開交涉談判。

「你們非法占領學校建築，卻認為校方有提供學生飲食的義務？」一名記者不可置信地質問，「這是不是有點奇怪，你們想要發動革命、你們占領了校舍，但你們現在卻反過頭來要求學校提供示威者宿舍飲食？」

學運代表強調，占領大樓的學生當時正處於困守圍城的不安狀態，雖然他們也知道訴求可能被校方拒絕，但參與運動的學生們想要知道的不是「有沒有東西可吃」，而是作為全世界最有聲望與分量的教育殿堂之一，哥倫比亞大學究竟是如何看待每一個學生？「如果今天抗爭中的學生因為脫水、斷糧而死，校方究竟會怎麼看待這些學生？就算不同意這些學生的行為，他們仍是這所大學的一分子？還是堅持要執行管理紀律，就算學生會因此在你眼前死去？」這名代表略顯激動與緊張地表示，「這是一所常春藤聯盟的超級名校，但我們今天想要知道的只是最基本的人道原則，以及學生之於這所大學，到底應該是什麼關係。」

但此時，沙菲克與哥大管理層已經果斷地下達清場命令，並於30日下午第二次邀請紐約市警局出動鎮暴警察，逮捕占領大樓的109名示威學生、強力執行校園清場。

然而哥倫比亞大學二度「引警入校」的清場決定，卻引發全美教授與不少哥大校友的憤怒批評──因為發動清場的當天，正好就是1968年哥大反越戰學運抗爭，遭到紐約市警察入校打人、於同一棟漢米爾頓大樓搜捕學運分子的56週年紀念日。

當年的哥大鎮壓事件，不僅引爆了1968年美國反戰運動的學生怒火，哥大的學生們此後也都以「複製1968年」為運動傳統──每當有重大人權與學運議題時，學生示威者們都會占領漢米爾頓大樓、並在二樓陽台更改大樓名字。至今，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官網上，甚至還刊登著後來校方對1968年4月30日鎮壓學運的懊悔與紀念文稿：

「當年，紐約市警察衝進哥倫比亞大學，並在校園內逮捕了700多人。此一行動所造成的後果，多年之後仍一直困擾著哥大。哥倫比亞大學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才終於療癒那些動盪歲月的歷史傷口，這也讓今日的哥大，成為美國頂尖大學中，學生組成最多元融合的學校之一。」

只是在56年後的同一天，鎮暴警察卻再度衝進同一個學運現場，並在全校眼前逮捕另一群因為反戰理由而發起抗爭的年輕學生。

漢米爾頓大樓的鎮壓清場，一直持續到5月1日清晨。但幾乎同一時間，其他聲援巴勒斯坦反戰示威的大學院校，也陸續出現警察介入的驅離行動；其中最引發爭議與憤怒的，即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4月30日晚間的暴力事件。

《洛杉磯時報》（LA Times）報導，4月30日晚間10點30分左右，UCLA校內的加薩團結營地，突然遭到上百名蒙面、手持棍棒與辣椒水的「反學運人士」包圍突襲，他們先是瞄準學運帳篷施放煙火，接著用催淚噴霧襲擊在場學生，並在破壞現場設施的過程中與示威學生們爆發肢體衝突。遇襲的學生表示，儘管衝突當下UCLA校警、保安人員都在現場，但駐校警察卻沒有出面阻止反學運人士的暴力行為，甚至當現場學生於11點緊急報案、並有媒體直播後，加州警方都毫無動靜。一直到翌日清晨1點40分、也就是雙方爆發衝突的3小時後，鎮暴警察才終於姍姍來遲，但攻擊示威者的暴徒早已逃逸無蹤。

UCLA的暴力事件與加州警方的嚴重遲到，不僅引發學生之間的怒火，民主黨籍的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更嚴厲批評相關單位的應處作為「令人無法接受」。但警方卻向《洛杉磯時報》私下喊冤，強調UCLA屬於獨立行政單位，除非校方主動請求或批准，否則警察單位一般無法直接進入校園執法。在這波加薩團結學運中，UCLA校方為了避免刺激學生情緒，所以沒有比照哥倫比亞等其他大學預先請求警方執法，也沒有下令禁止外人出入封鎖校區。因此臨時接到報案、聲稱事前毫無準備的加州警察，才會在動員警力與調度裝備上浪費許多時間。

接二連三的學運衝突與反戰示威，也讓美國社會聯想起了反越戰學運對1968年總統大選的影響。當年美國社會對於越戰的反彈，迫使民主黨籍的時任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放棄連任，並拖累同黨候選人韓福瑞（Hubert Humphrey）的選情，讓共和黨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漁翁得利贏得大選。如今，拜登在加薩戰爭的外交政策，不僅同樣遭到學生運動的考驗，也在民主黨內部引發了不同派系與新舊世代的分裂交鋒，因此不少評論都認為：加薩戰爭恐將讓拜登與民主黨進一步失去年輕選票，而讓捲土重來的川普（Donald Trump）趁亂擴大重返白宮的領先優勢。

「校園裡那些所謂的學運分子要不是憤怒的瘋子，要不就是哈瑪斯同路人！」在5月1日的造勢晚會上，川普毫不保留地脫口痛罵哥倫比亞大學與拜登政府面對反以色列示威者的軟弱態度，「你看警察出手只花了2個小時，耗了那麼久的哥大學運就被肅清逮捕──那個畫面真的是太美太讚，我建議大家都該多看幾次。」

與此同時，拜登仍持續與學運爭議保持距離，他一方面反對學生以「暴力手段非法占領校園」，指責示威學生亂喊intifada的起義口號「不必要地煽動種族仇恨情緒」，並強調自己仍持續推動加薩停火與人道援助，「我的外交戰略並沒有（因為學運事件）有所動搖和轉向。」

然而研究韓福瑞回憶錄與選舉資料的資深政治記者特勞布（James Traub），卻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評論專欄裡，點破了反越戰學運與1968美國大選的因果迷思。

特勞布表示，儘管在1968年的反戰學運給民主黨帶來很大的分裂壓力，但民主黨倚賴的進步派鐵票選前照常歸隊，而30歲以下最積極參與示威運動的年輕選民，則與過往相同、仍是全年齡層中投票率最低。真正影響結果、並讓民主黨在選舉人團票大敗的原因，是民主黨流失了南方選區的農村與保守派支持──根據當年民調結果，這些南方選民反而支持美國繼續參與越戰，他們對詹森執政的反感主要來自於「民主黨放任反戰運動是社會失序」。

「1968年大選的真正教訓是：雖然煙火總是在『左翼』，但有效的選票總是在『右邊』。」特勞布意有所指地寫道：「拜登或許無法讓年輕選民堅定地站在他這邊，但他仍需要在以巴衝突、國內抗爭現場實現和平與穩定，因為只有社會能平靜對話時，美國選民才有機會聽見他想傳達的政見與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