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期待為台灣與美國外交、經貿關係重大里程碑的「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簡稱台美貿易倡議），於今年1月14至17日，在台北進行第二輪談判。談判結束後，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表示：「台美雙方主談人對此次談判過程與結果均表滿意」、「不排除可能就部分項目先簽署協議」。

最近幾年，在西方已開發國家內部，受全球自由貿易下產業與資本外移殘害的工人階級，大量被反建制民粹主義召喚衝擊選舉；再加上美、中對立日熾形構的地緣政治競爭、結盟格局，幾個由美國發起、主導的區域經貿合作體系，均非常看重人權、社會標準。進行中的台美貿易倡議納入勞工、環境為談判主題，也出自同一脈絡。

目前，輿論對台美貿易倡議的討論，都只集中在猜測美國是否將開放市場，以及對美、中、台三邊關係的效應，沒有關注到美國貿易政策的思維轉變。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嘗試從勞動人權的觀點，來理解這份倡議，簡略評估其對台灣勞動法規和政策的可能影響。

1970、80年代之交，「新自由主義」從英、美開始，逐漸發展成一套統領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西方已開發國家為了「解決」國內工會力量過於強大的「問題」，一方面對內以各種手段打壓；另一方面，則對外要求稱之為「貿易夥伴」的開發中國家接納外資，容許國內受工會「困擾」的業者外移享用充沛的廉價勞動力。

發展到1990年代，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以「全球化」之名臻於極盛，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大量的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被簽訂；乍看之下，資本及商品流動讓全球經濟顯得蓬勃，但同時，世界各地工人卻陷入勞動條件向下競逐。在已開發國家，與製造業大規模外移──去工業化──同步發生的，是工會組織率急遽下降及失業率上升、勞工薪資成長停滯（甚至萎縮）。在開發中國家，則出現許多血汗工廠，勞工在惡劣工作環境中領取非常微薄的薪資，替西方品牌製造用來出口、回銷至已開發國家消費市場的商品，供跨國企業套取鉅額利潤。

在WTO的架構下，由於開發中國家一直認為所謂「社會條款」用意，是想要抬高他們的人力成本，來保護已開發國家內的製造商而予以反對；故，上述主要由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制定、提出的基準，始終無法成為WTO的多邊貿易規範。反而，一些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率先突破、引入國際勞動基準，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附約《北美勞動事務合作協定》（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Labor Cooperation, NAALC），與2019年新簽訂、取代NAFTA之《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中的〈勞動專章〉（Labor Chapter）。

站在維護、促進台灣勞動者權益的立場，針對進行中的台美貿易倡議談判，USMCA顯示了美國貿易政策的最新動向，故其內容值得特別注意。

儘管在輿論上常被稱為「NAFTA 2.0」，但USMCA其實是一項「管制貿易協定」（managed trade agreement）。

對美國、加拿大的工會來說，NAFTA的最大問題，是造成原本在美、加境內的工作機會，大量流失到勞工薪資較低的墨西哥，其中最顯著的，無疑是汽車製造業。

針對上述狀況，USMCA作為NAFTA的替代，規定了汽車免關稅必須滿足的3項條件：

1.「區域價值含量」（Regional Value Content, RVC）須達75%以上

USMCA規定，在任一協議簽署國生產的汽車，若要零關稅進入其他簽署國，其總成本中必須有至少75%花費來自協議適用區域內──亦即由美、加、墨三國生產的零件、原料需占總成本至少75%（過去NAFTA規定為62.5%）。

2.「勞動價值含量」（Labor Value Content, LVC）須達30%以上

必須有占汽車總成本30%以上的零件（2023年起為40%），由時薪16美元（約新台幣480元，為墨西哥汽車製造工人平均薪資的3倍左右）以上的勞工製造。

3.設定出口上限

最後，加拿大、墨西哥每年能免關稅輸出至美國的汽車，上限均為260萬輛；至於汽車零件，則設出口總金額上限，分別為加拿大324億美元（約新台幣9,732億）、墨西哥1,080億美元（約新台幣3.2兆）。

綜上，可以明顯看出，美、加意圖以高工資為壁壘，遏止或至少縮減汽車製造業的就業機會流向墨西哥。不過，對墨西哥來說，上述規定也確保了國內汽車工人的時薪低於16美元，仍能在區域價值含量的保護下，維持低人力成本優勢；從而進一步讓墨西哥政府能夠容忍USMCA中，獲美、加、墨工會共同支持，視為重大成就的「勞動案件快速反應機制」（Rapid Response Labor Mechanism, RRLM）。

自USMCA於2020年7月1日生效以來，截至目前共有4起，墨西哥工會向美國政府申訴，指控資方打壓的案件，全發生於汽車製造業；結果，4起案件都無須交付快速反應小組，在美、墨政府的「勞動諮商」（Labor Consultation）階段，就確認權利侵害屬實且完成救濟，充分展現貿易制裁對墨西哥政府、雇主的恫嚇力。

先講個歷史，1984年，台灣是因為美國政府要求而訂定《勞動基準法》。

而如今，台灣相比墨西哥，似乎已不再有什麼產業，被美國點名「竊取工作機會」。台、美目前正進行的貿易倡議談判，也未如USMCA，涉及關稅與市場開放規定。不過，上述差異並不表示，USMCA裡的「社會條款」，對台灣勞動者不具參考價值與意義。

例如，USMCA第23.6條第1款，規定「締約各方應禁止進口強迫勞動製品」。事實上，針對我國遠洋漁業，外籍漁工遭受的暴力凌虐與惡劣勞動條件，美國勞動部於2020及2022年，兩度將台灣漁獲列入「童工及強迫勞動製品清單」（List of Goods Produced by Child Labor or Forced Labor）。

就此，行政院於去年（2022）5月20日核定《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時表示，為「維護我國遠洋漁業永續發展，確有必要精進我國漁業勞動人權相關作為，並推動國內相關法規與國際勞工組織漁業工作公約等國際規範接軌」。於是乎，既然防止遠洋漁業中強迫勞動，是政府公開宣示、承諾的政策，且我國《勞動基準法》早在1984年開始實施時，就普遍性規定「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動」；那麼，我實在想不出台灣政府有任何合乎邏輯、道德的理由，拒絕在與美國的貿易協定中，納入如USMCA之「禁止進口強迫勞動製品」規範。而當然，一個產品之被製造是否涉及強迫勞動，不能任人隨意指控說了算；故，「禁止進口強迫勞動製品」條款，勢必得搭配台美貿易倡議中，類似USMCA「勞動案件快速反應機制」的設計。

台美貿易倡議若包含「禁止進口強迫勞動製品」條款，台灣必須進行國內法規調適。美國現行聯邦法律中，《1930年關稅法》（Tariff Act of 1930，又稱《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第307條，明文禁止進口強迫勞動製品。此外，針對中國政府關押大量維吾爾人於「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美國特別於2021年實施《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規定來自中國新疆的貨物除非能被證明無涉強迫勞動，否則一律推定為強迫勞動製品而禁止進口。

相較之下，台灣目前雖無任何類似法規，但針對若干國際服飾品牌因維吾爾人遭強迫勞動而停止採購「新疆棉」，遭中國網民出征抵制所引起一波輿論熱議，蔡英文總統特別於2021年3月26日，在Facebook貼文：「呼籲北京當局，正視維吾爾族的人權議題，唯有停止壓迫，才能化解國際質疑，才能化解對立衝突。」進一步，經濟部長王美花也在被媒體詢問，政府是否將禁止進口新疆棉時答覆：「聯合國如果有什麼樣的做法，我們都會來參考。」

現在，很幸運地，我們不必等中國有席次、台灣沒席次的聯合國決定，自己就可以透過台美貿易倡議與國內調適立／修法，來向全世界展現台灣「人權立國」的意志。而當然，台灣「人權立國」絕不只對比中國，因此，「禁止進口強迫勞動製品」的立／修法，一定會適用所有產地、來源的貨物，而非單獨針對中國。

最後，我要指出，如果以USMCA為參照，除了前文提及的保障工會團結、協商權利與消除強迫勞動，台美貿易倡議該顧及的勞工權益，還有廢除童工、消除就業歧視，和確保能被普遍接受的基本勞動條件（工資、工時、職業安全衛生）。

也就是說，假若台灣方面希望進行中的台美貿易倡議談判，最終能發展成或另外開啟像USMCA，那樣完整的雙邊或自由貿易協定，那麼我國政府便必須就國內現行勞動法規與ILO國際勞動基準的落差，全面盤點、調適，才能迎上所謂「美台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

本文的篇幅，不容許我幫政府全面盤點；以下，只再列舉幾項侵害勞工權利，長期受勞工團體、學者專家批評，違反國際勞動基準已足稱公論的法規，提醒政府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