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日前刊載的〈13位心理師的聯名陳情書，揭開校園心理安全網缺口〉中，描述了台南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遇到的狀況，認為中心主任的行政判斷導致心理師的專業資源無法進入學校，使得學生可能因此產生創傷。該文清楚描述現行輔諮中心會遇到的狀況，也明確點出心理師待遇不佳的困境，身為一名同樣於輔諮中心任職的心理師，希望能提供更多觀點的補充，讓大眾認識台南輔諮中心的狀況其實不只是主任專業度的問題，更是整個輔諮中心運作困境的縮影。

在現行制度中，學校與輔諮中心的分工分別是二級輔導與三級輔導，二級處理的個案是已出現適應性問題，可由輔導老師處理；三級則是學生已出現嚴重的適應或行為問題，需要心理師與社工師做專業處理，且需要做多重的系統分工。

如果所有的人都對輔導標準有一致的認識，合作當然可以無間。問題是二級與三級分界的區分仰賴個別判斷，要是學校與輔諮中心的想法不同，問題就來了：誰說了算？

實務現場，輔諮中心幾乎每天都碰到這樣的狀況：學校認為個案很危機或者很緊急，專輔人員的專業判斷卻覺得不是。例如一個孩子在學校都不說話，老師覺得他在班上完全無法適應，問題非常嚴重。問題是心理師覺得孩子並非牽涉家暴、性侵等嚴重身體、精神傷害，應該屬於二級尚可服務的範圍。如果是你，你會選擇開案服務這個孩子嗎？

以專業程度而論，學校老師應該要接受心理師的判斷，回來繼續服務個案。但是無論出於對孩子的憂心，還是出於對專業的期許，不是所有的老師都能夠信服這樣的結果，於是他們會用更多的呼喊與期待要求輔諮中心開案來服務這個孩子。但是「專業判斷」的招牌不一定能服人心，因為老師對學生的憂慮那樣巨大，似乎只能由專輔人員入場才能消解；又或者學校根本沒有輔導老師，即使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學校的老師也無法處理。而輔諮中心所有的委婉解釋，有時在學校耳中都只是推託與卸責，學校動用關係要求輔諮中心開案其實時有所聞。

除了學校輔導人力不足，自顧不暇下只能將所有期待放在輔諮中心，另種情況則是站在以防萬一的角度，為求保險，將個案轉由三級處理，種種原因導致輔諮中心幾乎承擔比原本分工更多的責任。當期待不斷累積，輔諮中心又只有十幾名專輔人員，總有極限到來的一天，一個中心再怎麼專業，也無法承擔起整個縣市的輔導需求。

因此，為了服務品質也為了整個輔導工作的長治久安，輔諮中心必然面臨的關卡，就是得堅守住二級與三級的分界。三級的工作自己承擔，二級的工作需要回歸學校，即使是三級個案，也可能在處理到一個階段後專輔人員退場，換學校繼續接手。

如果專業人力更為充沛，學校本身的輔導能力更強，專輔人員自然可以投入更多的資源給學校，用最縝密的介入避免所有可能的危害發生，但是在資源不足的狀況下勢必得有取捨，終究「信任學校」會是有一天不得不的選擇。

台南的案例，就反映「判斷輔諮中心要承擔多少」時遇到的困難。例如學生跳樓事件，從危機角度判斷，這個危機波及多少目擊者（人數）？被波及到的程度如何（嚴重程度）？學校有多少專輔老師、能力如何（學校人力）？事件是否引發媒體與社會關注？需要哪種程度的介入，介入時間多長？只要任何一項標準有不同的想法，就可能導致不同的判斷結果。也許主任真的阻擋心理師進入，但也許只是判斷的不同，究竟是何者還需要後續理解，但對一個在同樣場域工作的心理師而言，只能說真的很難有簡單的標準答案。

二、三級該如何介入危機的判斷，加入輔諮中心的上級單位──地方政府教育局處之後，變得更為複雜。

因為教育局處雖為輔諮中心的上級單位，但他們卻是受到最多行政壓力的地方：學校直接向處長檢舉、議員接獲家長陳情，又或者記者報導社會事件。無論教育局處是否理解輔導，又或者外在的壓力大到他們得不得不屈服，這些壓力最後都會化為指示，要輔諮中心做這做那，而每一個指示都在打破專業判斷的界線。幾乎每個重大案件處理與否，都是在教育處、輔諮中心、學校的三方角力下完成。

更困難的是，輔諮中心宗旨雖是處理學生問題，卻因為專業人力太好用而被期待其他形形色色的角色。你可以在學校諮商，那你能不能幫學生家人諮商？那你能不能給替代役諮商？但那根本不是輔諮中心服務的範圍。如果你秉持專業，你幾乎得被迫跟這些提出需求的人說NO，問題是他們被拒絕得心甘情願嗎？答案常常是否定的，而如何在堅守專業前提下做好所有溝通，就是非常大的挑戰。

這才是輔諮中心的主任常常無法久任的原因──專業與否只是原因之一，要面對不同位置的期待，取得所有人都滿意的結果，實在是太困難了。不開案，學校可能覺得你推卸責任，生氣地到教育處檢舉；有時則是校方不夠信任輔諮中心，學校老師會抱怨中心憑什麼對學校指指點點？收到不合理命令，對方可是你的長官，你要怎麼拒絕？如果你拿出魄力，底下專輔人員很開心，但是學校痛恨你、長官討厭你；如果你不拿出魄力，學校感謝你了，卻換得專輔人員覺得你失去專業，跟長官搖尾乞憐。

因此，哪怕是主任是否有專業能力，又或是由專輔教師、督學、科長、候用校長不同位置的人擔任，其實都還是會遇到相同的困境。那些處於模稜兩可地帶的開案或不開案，抽手或不抽手，總是很難有個讓所有人滿意的結果。

其實輔諮中心主任所受的苦，專輔人員也會承受。背後反映的，一方面是實務現場不信任也不了解專業判斷，一方面卻是人力與資源不足下互相傷害的窘境。如果輔諮中心人力可以更充沛，也許專輔人員多承擔一些也無不可；如果學校端的輔導人力也更充沛，輔諮中心就不用憂慮自己的離開造成問題。就是因為資源不足，雙方才會擔心任何一個漏洞是否會在未來爆發，造成學生傷害。

社會常以「你做的事情好有意義」的道德糖果滿足第一線工作人員，卻很難將這些對專輔人力的心疼化為具體作為。專輔待遇與人力的提升仍然遙遙無期，結果往往是在同個領域工作的社工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負荷過重而相互指責，但那背後其實都是為學生著想，以及希望自身專業更被社會認可的奮力吶喊。

台南輔諮中心的事件反映整個輔導體系的困境，也許我們不要將問題簡化為誰對誰錯，無論是專輔人員（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與社工師）、輔諮中心主任，與學校二級輔導教師，我們應該思考社會能如何更尊重、信任諮商輔導與社工專業，以及該如何提升專業人力的地位與待遇。當我們有更多餘裕，就不會在合作的路上懷抱情緒互相拉扯，而是在這困難的兩人三腳中，一起向前努力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