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2018）年12月底，世新校方在完全沒有通知社發所主管或成員的狀況下，突襲召開了「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迅速通過了109學年度社發所停招，理由是連續兩年招生狀況不佳，並循內部作業辦法中所說的「必要時」該委員會可以主動調整的規定，排入今 （2019） 年1月2日的校務會議議程，並強行通過。

這次校務會議總共有47位代表，其中包括15位主管和3位職員代表，校方鐵票18票，但最後通過社發所停招的贊成票僅有23票。校方提案在29位教師與學生代表中只得到了5張贊成票。這還是在校務會議開會前一週，校方積極發動職員打電話遊說各校務會議代表之下的投票結果。停招案在世新校內的支持度可見一斑。

那麼，為何世新校方對於社發所還是非除之而後快呢？

在同一個會議上的另外兩個人事規章修正案可以提供一些線索：一個是「專任教師合聘改隸辦法」，另一個是「學術主管遴選作業準則」。這兩案是由四位身為高教工會會員的校務會議代表聯名提案，但是，在開會前，世新大學秘書室退回了這兩個提案，理由是「原辦法是由行政會議通過，所以只有行政會議可以討論」。這是高教工會在其他發生過爭議案的學校看到過的，屢見不鮮的架空法定的校務會議職權的說法。

這兩個提案的緣由，是來自世新廣電系從2017年底開始遭遇到的一連串問題而來。那年底，校方行政會議通過了「專任教師合聘改隸辦法」，並未經徵詢廣電系意見就把一位老師「改隸」到廣電系。問題是這位老師之前申請到廣電系的案子已經由系教評會和系務會議否決過了，之後，到了暑假，校方同樣沒有徵詢廣電系的意見，直接從校外聘任了一位與系上老師都不熟悉的系主任。在廣電系老師們向高教工會反應後，高教工會協助廣電系老師組織聚會討論，最後得出共識，參考其他大學早已有之的辦法，由校務會議代表提案修改這兩個規章，恢復由系、院、校教評會三級三審的制度來審議教師合聘改隸等人事案，學術主管遴選則參考東吳等大學，加入教師參與。

雖然這兩個提案在會前就被拒絕列入議程，在1月2日的校務會議上，社發所代表夏曉鵑力爭之下，終於讓廣電系代表李泳泉老師發言，講清楚提案的案由。至於提案本身，則不清楚是否會被列入下次議程。

看到這裡，在其他職場工作的勞工一定會開始懷疑，人事調動任命不是雇主的經營權嗎？這有什麼好說的？

事實上，這就牽涉到「大學」這個職場的特殊之處了。由於學術分科的關係，不同學門的大學教師彼此無法判斷對方學術作品的價值，是很常見的。因此，大學法才會規定人事聘任以「專業審查」為原則。同系都有可能不同專業了，不同系、院更是無法做到「專業審查」，頂多只能形式審，看文件是否齊備、學歷是否為真等等。在這種狀況下，未徵詢系所專業意見，就做出牽涉到教學研究的重大決定，如主管聘任，是很不恰當的。

從我到世新任教以來，歷經成嘉玲、牟宗燦、賴鼎銘三任校長，類似人事調動任命這種事幾乎沒出現過重大爭議。這幾位校長的作法都是在做重大決定前會盡可能徵詢各方意見、大致形成共識，之後才下命令。所以我到任時最大的感覺就是世新對教師非常尊重。就算各種資源比不上國立大學，行政體系與主管們對教師的尊重與支持，就夠吸引人了。

而世新這任校長與董事長的作風與之前的大相徑庭，一上任就要「有魄力」地做出各式各樣的改變，幾乎不會徵詢被影響到的師生的意見。遇到反對聲音，就歸咎於「少數有心人士」煽動（彷彿多數人是不會有意見的）。而「煽動者」，在他們心中，恐怕就是社發所了。從而，因應廣電系的狀況的兩個提案一提出，三天後校方就召開了委員會會議，通過停招社發所。

我記得有一次世新社發所教師在跟校方談一件爭議案時，有個頗耐人尋味的對話。學校高層說：「你們學生寫的抗議信，條理那麼清楚，一定是大人寫的，學生哪有那種文筆？」我們的回答是：「我們的學生都是大人」。

一方面，這個對話顯示出台灣社會威權餘緒下的某種世界觀。他們認為：人必然有上智下愚。一些平常乖乖的群體，有一天忽然會抗議了，八成是有聰明人在背後擺佈。

回憶1980年代，我剛上大學，開始參加校園民主抗爭時，常被學校上級長官約談。硬的恐嚇沒用後，就用軟的、套交情。一次次約談，最重要目的就是要我說出背後是誰指使的？上級長官總覺得大學生應該只會吃喝玩樂拼考試高分，不可能會想到要抗議政府、關心社會底層什麼的。實情是，我背後就只有十幾二十位理念相投合的同學，真的沒別人了。但是滿心挫折的上級長官從頭到尾堅決不相信，最後恐怕還是以為我是抵死不招吧？

另一方面，這個衝突也顯示出世新社發所21年來從辦學理念到教育實踐所秉持的價值觀，與汲汲於想把私立大學變為營利私產的當前許多私校的主事者，差距有多大。我們堅持盡力訓練學生平等待人；主事者卻認為最好什麼事都是掌權者說了算數，反對者八成都是幼稚愚昧，「需要教育」。

世新社發所從課程內容、教學方式、所務治理、師生關係到我們可以想到的各方面，都盡可能地打造出一個民主的教育情境，把學生當成能夠貢獻於集體求知過程的成年人。戰後在台灣創立各個私立大專院校的第一代辦學者，如世新創辦人成舍我，對於知識作為培育打造成熟的民主社會成員的理念懷抱熱情。他們的遺風恰好與社發所的理念契合。這也造就了22年前世新創辦社發所的良緣。

但是，從過去幾年來世新校方與師生的種種衝突看來，現在的辦學者非但早已沒有當初創辦人的熱情，更進一步把學校視為私產禁臠，而對於校內堅持公共性的聲音，則視為妨礙其自由行使財產權的障礙。

世新社發所1997年第一屆招生海報上列出的不是一系列大師教授師資陣容，而是各領域社運、文化與學術工作者，稱他們為「與你共同學習的人」。這二十幾年來，「共同學習」也一直是社發所運作的核心機制。

世新社發所強調求知是為了與基層群眾站在一起的社會實踐；強調嚴謹的學術訓練是為了更好地反思並解決社會實踐中的困難，而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功成名就。這不僅是高蹈的理念，而是落實在日常的所務運作上：要開什麼課？想請誰來演講？哪個規定該怎麼修改才合理？新聘老師的應徵者要錄取哪位？從1997年開始，這些都是師生共同決定的事項。同時，每位社發所學生也必須到國內外基層NGO去實習，學習與各式各樣的基層民眾協作。透過讓學生實際擔負起集體的一份子的責任，我們努力打造負責任的公民。

二十幾年來在很多街頭抗爭場合，都可以看到社發所師生的身影。而讓我們很欣慰的是，社發所學生與他們在各條戰線上的朋友們，很常在混亂衝突的場合中，自動自發地扮演起「帶頭不出頭」的組織者角色，協力把群眾的激昂憤慨匯聚成力氣。但我們也不斷告訴各方，街頭衝突只是社會運動的千分之一不到。有更多的默默努力必須花在媒體看不到的地方，而且要團結更多人一起來做。我的同事們歷年來親身投入各種議題：移民/工人權倡議、關廠工人抗爭、RCA勞工集體職災訴訟、高教勞動者權益保障、農村與農業困境的突破、等等。這些都是長期、大量、不厭其煩的人力投入，才偶爾會出現在媒體上。

世新社發所二十多年來訓練學生不怕衝突、但更要不怕承擔重任的素質，容許很多畢業生投身在各種不同的社會事業上，開闢道路，並不忘藉由反身自省來確定自己走對方向。除了各種公職之外，社發所畢業生有的成為各領域的基層社工，有的投入原鄉部落再造，有的力圖開創另類農產運銷通路來為台灣農業謀生路，有些則親自成為農民。

過去7年來，世新社發所每年暑假都會與日、韓、泰國、印尼等國同樣具有進步性格的姊妹系所合辦營隊。這是在文化研究學界提倡多時的「亞洲作為方法」的理念具體的實踐，讓亞洲各國的年輕人互相認識、用一樣不夠好的英語彼此溝通、談論自己熱情投身的議題。福島核災後大家關心日本的情勢；318那年各國都在探詢台灣年輕人的意見；韓國世越號事件到燭光示威時，大家也共同談論當代韓國；花蓮亞洲水泥礦權展延的爭議讓印尼學生看到別國也有像他們家鄉一樣的問題。

在這7年出國合辦營隊的經驗中，其他國家的老師們往往會對於台灣學生所展現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感到興奮又好奇。雖然他們一樣會擔心自己的英語會講錯，世新社發所的學生相較之下更容易克服害羞膽怯，從而幫助其他國家的團隊成員克服他們的障礙。這一方面可能是台灣社會整體變遷的結果，但我相信很大一部分是世新社發所打造出的這種鼓勵學生勇於承擔責任的學習環境產生了作用。

回到世新校方的停招決定。美國名記者Naomi Klein在她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中提到，新自由主義之下的大資產階級慣常利用災難的情境來躲過輿論和法律的監督，趁機擴張其權勢和利益。美國卡崔娜颱風後，紐奧良市的公立學校被趁機私有化就是一例。在今天的台灣高教環境中，「少子化」恐怕已經變成用來震懾反對聲音的最佳利器了。

純就學雜費收入而言，辦學生人數較少、生師比較低的研究所當然向來就不是個好生意。這是從1997年剛升格為大學的世新創辦它最早的兩個研究所──社發所與中文所──時就發現的。研究所對於一所大學財務上的價值在於它的研究能量與學士後教育所帶來的聲望，聲望提高會轉換為大學部的入學率與教育部補助、乃至社會捐款。現在，世新校方說因為少子化危機，「私校恐怕無力負擔獨立所了」，這些好事該給國立大學去做。實情真是這樣嗎？

很多學校，尤其是中南部的技職院校，確實面臨到嚴重的招生不足危機，但世新大學並不是這個狀況。107學年度世新的新生註冊率高達93.9%，在私立大學中數一數二，也超過26所國立大學。但世新校方依然彷彿也面臨到了招生危機一般推動各種撙節措施，如班級人數增加，聘任契約規定無升等可能的「專案教師」以應付教育部對世新兼任教師太多的批評，同時在一些未必有用的地方花大錢，如添購VR、AR機器等昂貴設備。

這幾年看下來，世新校方不段強調「少子化危機」的目的恐怕不在於這裡那裡地省一點錢、做出一點變化，而是把整個學校從成舍我創立經營時尊重專業、教育第一的辦學風格，改造成與任何一間資本主義企業毫無分別的私有企業，在其中，雇主的意志就是最大的權力。

在這點上，恐怕許多私立學校的校董會都覺得心有戚戚焉。不管私校法、大學法再怎麼規定私立學校是私人「捐助興學」的公共性機構，有些「老闆」們就是不服氣：為何張三李四可以自由賣公司賺大錢，而「繼承」了一間私立學校的王五要賣一間學校就那麼困難？

從苗栗地方法院史無前例地任命教師與工會代表臨時董事，接管原本要被財團消滅分贓掉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的判決來看，在這個問題上，輿論正在轉向。世新校方要藉由裁撤掉社發所來震懾校內的反對聲音是辦不到的。尊重成舍我精神的校友與社會大眾不會允許。就算社發所被裁撤掉了，只要不離開世新，我們每個社發所教師都是組織工會的種子。就算我們都被逼走了，對不起，世新的學生都是大人，他們會理解什麼是公平正義，而他們會學會如何行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