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職業教育之國？

我們向來相信德國有強大的職業教育傳統，也常常援引德國來批判台灣甚至亞洲的高等教育情結，德國自己樂於宣傳自己是職業教育之國、是雙軌教育制之國、是工匠、手藝達人與工程師之國，而我們也都相信並羨慕這個「德國製造」傳統。2018年8月底，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出訪非洲，非洲的人民們便表達這樣的心聲：「德國在職業教育及技術訓練上領先全球，我們希望德國總理能夠協助我們改善職業教育。」

不過，這樣一個全世界都相信擁有強大工匠傳統的德國，正在改變中。

2014年，「大學發展中心」（Centrum für Hochschulentwicklung）舉辦了研討會「當讀大學成為常態」 ；2015年，Hanns-Seidel基金會、德國教師協會（Deutscher Lehrerverband）、巴伐利亞教師協會工作小組（Arbeitsgemeinschaft Bayerischer Lehrerverbände）、學術自由協會（Bund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合辦研討會，名叫「過多的學術人 vs. 過少的專業人 」。不須細談內容，單從這些題目已經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在這些研討會上，「學術化」（Akademisierung）、「學術瘋狂」（Akademisierungswahn）等令人憂心的名詞不斷被提起。

根據聯邦統計局資料，2018年德國大學在學人數達284萬2,225人，1994年時才187萬人，十幾年來快速成長近百萬，如果再考慮德國少子化壓力極高，學生的來源其實應該減少才對，更是不能不對大學生增加的速度感到驚奇。德國學生讀大學比例之高，讓慕尼黑大學的政治哲學家尼達諾姆林（Julian Nida-Rümelin）前幾年寫了一本書《學術化瘋狂──論職業教育及學術教育的危機》，也更引起媒體正視這個改變德國多年來教育傳統的發展趨勢。

為什麼人人讀大學？當然脫離不了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鳯的心態。許多人認為讓下一代去讀大學，攸關教育正義、教育機會平等，因為上一代所缺少的讀大學的機會，下一代必須享有。1970年時德國高中畢業生就讀大學的只有11%，當時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甚至評估認為德國讀大學的人太少，建議增加其學生數目；再加上1960年代末民心希望改革大學教育，希望能在傳統大學外能有更多實踐新理念的高等教育機構，於是，從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德國開始以極快的速度設立大學，並且投入極多資源，例如1962年設立的波鴻大學、1966年設立的康士坦茲大學、1969年的畢勒費大學等。開啟了從菁英大學（Eliteuniversitäten）到群眾大學（Massenuniversitäten）的時代。

上一代無法享受的教育條件，當然希望下一代享有，於是，有愈來愈多的家長把自己的小孩送進文理中學，以在高中畢業後進入大學，而不是進入職業學校。今日，選擇大學而不是技術學校或職業教育的中學生，已經超出6成。

此外，德國社會上還是存在著一個心態：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會比受職業教育的人賺得更多。當然，好的專業人才薪資都很傲人，但不可否認，確實還是有很多技術人員的薪水偏低，特別是一些需要高度勞動力投入的領域，更是以薪資水準不佳出名。因此，在人往高處爬的心態上，許多學生投入了大學教育。

平心而論，目前全世界的學子們在選擇教育機會時，多半會選擇大學，而且是研究型的名校，德國並不例外。大學確實有其優勢，不只提供了求取高等知識的機會，也提供了學術的「環境」（Habitus），你在這裡所認識的師長同學，都提供智識上的刺激與交流，並且也是極佳的人脈關係連結。

可是，這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德國目前有106所綜合型的大學，其中並沒有能夠簡單取得文憑的大學，每一所的課程規劃、考試、修課、論文要求，都遵守德國學術傳統及標準，即使是綜合大學以外的218間應用科大（Fachhochschule），提供的是應用知識而比較少高深的純理論訓練，一樣不會在修課要求上妥協；因此，那些未想清楚究竟是否自己適合讀大學的人，常常在大學裡面遭遇極大的挫折。尤其是德國的綜合型大學是純粹學術化機構，其設立目的與聘用的教授，都是為了學術理論知識，而非實踐知識。那些沒有研究興趣或者抽象能力的人，在此將處處碰壁。

根據德國聯邦教育及科研部於2017年發表的一部專家學者報告《在讀大學的期待以及現實之間》，大學的中輟率，每年都穩定地維持在大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那些懷抱著對未來有無限憧憬的青年學子們進入大學後，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認清了自己不適合讀大學，因而離開了學校。這麼高的輟學率，在時間的成本耗費上非常可觀。此外，如果考量德國投入高額預算維持大學免學費的制度，那麼這三分之一的「砍掉重練」（或者說「認賠殺出」），背後代表的是龐大的教育資源的無效投入。

另外，那麼多人去讀大學，還有一個制度性的因素。曾任聯邦教育部發言人、現任《經濟周刊》（WirtschaftsWoche）編輯的記者克撓斯（Ferdinand Knauß），在〈讀大學的狂熱有損德國的職業教育！〉評論中，問了一個問題：過去10年來，光是在柏林的中學生，1級分（即最優的級距）學生增加了14倍，其他各邦也有同樣的趨勢。為什麼德國的中學生平均成績愈來愈好？難道是學生素質突飛猛進？或者教學方法突然大幅改善？想也知道不可能。

克撓斯打趣說，那些教育政策主管者拷貝了歐洲央行的「通貨膨脹政策」，讓學校分數出現了分數的膨脹，這些分數因而貶值了。例如，北萊茵西發利亞邦教育廳要求，如果學生分數太差，老師必須提供個別輔導；這立意良善，然而正常人的想法就會是，在改作業時「微調」一下，讓學生不致太差，大家都不必犧牲課餘時間。而這樣的微調連帶影響了其他學生分數也相對地調整。於是，好成績的人愈來愈多，以為自己絕對是個讀大學的料的人愈來愈多，最後，有超過一半以上的高中生進了大學，而他們之中很多人如果按照以前的評分標準，可能會選擇職業教育。

在大學教書的第一線教授，自然最能感受到灌水現象，因此愈來愈多教授呼籲應該扭轉這個趨勢。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Bildungsforschung）的專家芙列佛特（Ute Frevert）便清楚指出，現在的大學必須面對愈來愈多其實無能力讀大學（nicht studierfähig）的學生。而也因為大學生人數膨脹，現在大學文憑及成績也愈來愈缺乏說服力，對業界的吸引力也貶值了。

大學愈來愈受歡迎的同時，雙軌職業教育制也承受攻擊。傳統上，這種部分時間在學校學習知識、部分時間在現場實踐其技能的教育制度，因為不會空談理論，又能在求學時代便提供職場經驗甚至工作機會，受到歡迎。

但是近年來漸有印象認為，在校成績比較不佳的學生，才去選擇雙軌制。這造成惡性循環，父母及教育者必須自問：如果鼓勵程度較不佳的學生接受職業教育，是否阻絕了其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機會？尤其在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仍然停留在傳統技藝訓練，是否太無競爭力？另外，來自工匠家庭的第二代，傳統上多會被鼓勵走向工匠之路，但是社會對於接受雙軌教育與接受大學教育有不同評價的氛圍中，那些可能繼承技藝的下一代，便被批評困在「職業僵固」的結構裡，於是，即使在工匠家庭，也希望下一代去讀大學。

德文有個詞「畏懼落後」（Abstiegsangst）正是在形容這種害怕的心態。鑒於這些疑慮，今日德國的家長，還是多希望其子弟就讀大學，而比較少選擇雙軌職業教育。

此外，尼達諾姆林也從歷史因素指出學術化的由來及工匠職人傳統的沒落。他指出，德國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於1998年執政時，當時的德國處在經濟表現不佳、失業率高漲的惡劣環境下，而施羅德相信，問題的根源在於德國太重視其製造業傳統。他以及身邊的經濟學者們認為，德國應該向英國學習，發展高價值的專業服務業，因為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工業模式，未來不可能與亞洲國家競爭，因此，就在千禧年前後，德國開始盛行必須培養學術人才、傳統產業人才並非未來需求的想法。

於是，德國約有500萬匠人師傅，原來是德國經濟的中堅，卻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成為了拖累德國產業轉型、缺乏國際競爭力的象徵。

另外，他也強調，德國傳統上非常注重專業人才的訓練養成，一位專業人才在長時間的學徒、見習生涯後，通過考試，獲得「師傅證書」（Meisterbrief），才被允許進入某些行業。換句話說，德國傳統產業為技術活設立了門檻，一般稱之為「師傅特許」（Meister-Privileg）。這是相當古老的傳統，那些必須申請獲准才能設置（zulassungspflichtig）的專業工廠、才能從事的行業，這種證書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經過認證的師傅，也具備培訓學徒的能力與資格。德國的職業教育傳統就是在這樣的嚴格要求下被延續下來。也因此師傅資格甚至被媒體稱為「德國工匠業的神聖不可侵犯者」（die heilige Kuh des deutschen Handwerks）。

然而，這樣的「特許」，在歐盟自由化政策下正逐漸被瓦解，歐盟相信這能夠允許更多人進入被寡佔的行業，解決專業人力不足問題，並且透過更激烈的競爭，讓價格彈性化而更具吸引力。

德國於是面對愈來愈大的來自布魯塞爾的壓力，必須自由化其勞動市場，也鬆動愈來愈多法規及職業門檻，取消許多原來必須特許的門檻，「神聖不可侵犯者」不再那麼神聖。在這種氛圍下，愈來愈少人願意投入長時間的職業訓練，寧願走向大學教育。

《時代》（Zeit）的一篇文章〈自由化如何摧毀傳統的職業〉（Wie die Liberalisierung traditionelle Berufe zerstört）便說明了這個困境：巴伐利亞的貼磚工廠老闆梅爾克斯（Raimund Merx）說，自由化改革10年，把德國工藝傳統帶向萬劫不復之地。以前，他會花3年時間提供學徒職訓教育，成本是25,000歐元（約新台幣87.8萬元），然後學徒在工廠裡工作幾年，直到通過師傅資格考試能夠獨立為止，而之前投資的教育成本便在這幾年內回收。可是現在，他不願意再花錢培訓年輕人了，因為許多根本沒有師傅證書的人在資格門檻取消後投入市場，惡性降價競爭，現在把學徒培訓成師傅根本划不來。這位老闆也常以專家證人身分出庭，為許多施工糾紛作證，他說，自從自由化改革後，更沒有人要好好接受長年職業訓練，而不專業的施工錯誤愈來愈多，工程品質愈來愈糟，「我以淚眼看著工匠傳統逐漸崩潰，」他感傷地這麼說。

不過，我不認為德國工匠業已經崩潰，畢竟500萬職人所承接的悠久工藝傳統，是雄厚的老本，加上德國作為工業大國的實力以及「德國製造」的品牌，讓技術優良的德國工人還是有其利基。只是偏差的產業政策、新自由主義市場信念，確實造成真正一流的師傅愈來愈少，願意投入走向師傅之困難路途的年輕人愈來愈少。工匠不死，只是逐漸凋零。

工匠傳統沒落，加上愈來愈多人走入大學，許多專家開始憂心德國的「缺乏技術人才」現象（Fachkräftemangel）。

《德國之聲》報導，根據聯邦勞動署（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統計，直到2018年7月，職業訓練共有53萬1,426個位置，但沒有那麼多人想投入職訓，成為學徒。登記的人只有50萬1,878人，有不少位置乏人問津。這之中如果扣除2萬8,000位難民的登記，德國學生對職業教育的冷淡程度將更明顯。

這是容易理解的，大學愈來愈多，每間大學招生人數不斷增加，相對的投入職業教育或雙軌教育的人變少，尤其在少子化情形嚴重的德國，這種不同教育系統之間的競爭關係更加明顯。

缺乏技術人才，首先是德國雙軌制教育傳統動搖帶來的衝擊。這種教育制度由於成功結合學校理論與職場實踐，被認為是培養良好職場人才的制度；德國也很自豪，並向世界其他國家宣傳此德國特色教育，南歐國家也多認為德國能在歐債危機及經濟衰退中穩如泰山，其中一個因素是優良職業訓練帶來的低青年失業率。

可是，雙軌教育制如今受到挑戰，因為學子們多選擇大學教育，教育市場偏向了以研究、理論為導向的單軌。我曾經與一位德國職業學校校長聚餐時談到這個現象，他便用了一個例子表達他的憂心：「當然，研發更好的機器是重要的，可是，誰來熟練而專業地製造、組裝、保養、維修這些機器呢？」

缺乏技術人才還將對德國經濟造成嚴重的結構性衝擊。因為中小企業是德國經濟的重心，而這些中小企業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不是大學畢業生。一個缺乏技術人才的德國，將難以再維持現在的「德國製造」的驕傲，以及把精良德國產品出口到全世界的亮眼表現。

不過也有反對者問，真正的問題會不會不在於缺乏技術人才？這些懷疑論者認為，缺乏技術人才是假議題。企業主釋出這個訊息，以迫使政府採取行動，開放更多的國外技術人才來德。為什麼在德國已有夠多夠好的技術人才下，還要更大程度的開放？難道不是為了更減少薪資成本，也就是惡性降薪競爭（Lohndumping）？但我對這說法持保留態度，因為數字確實已經說明了，青年學子確實都湧向了大學，而缺乏技術人才也是確實存在的現象。

在德國學界與媒體的討論中，如此討論學術化瘋狂現象的後果：隨著大學畢業生增加，許多原來不需要大學生的行業，也開始湧入大量的大學畢業生，進而使得不重視學歷的產業也開始不必要地強調學歷的重要。而2018年，聯邦健康部長許潘恩（Jens Spahn）在一個演講中便表示，德國存在著「學術化瘋狂」，因為愈來愈多行業要求原來不需要的大學證書，大學畢業變成一種「基本前提」（Grundvoraussetzung），他呼籲：學術教育應該是在職進修的選項，而不該是基本前提。

這些論調，我們在台灣聽起來也非常熟悉。

無論是德國或台灣，都有呼聲，希望大學朝向更實用、更與產業結合的方向改革。德國也逐漸放棄傳統學制，朝向英美的學士、碩士制度發展，盼縮短學生受教育時間，並更與英美教育制度和勞動市場接軌，但這不是一個怪異的邏輯嗎？多數高中畢業生放棄實務導向的職業教育，湧入了學術研究導向的大學，卻要求大學不要那麼學術導向？

重點也許不是讓大學更實用化，而是求學的人能夠認清自己的禀賦及興趣，選擇適合自己走的道路，而這需要制度上與文化上去支持他們勇於追求自己的目標。

德國有愈來愈多政商界決策者及教育專家提出他們的憂心，希望學術化浪潮以及工匠傳統自由化浪潮能有所改變，否則將損及德國中小企業及製造業大國之國本。例如政界開始研議是否重返德國的「師傅證書」傳統，另威斯巴登工藝商會（Handwerkskammer Wiesbaden）也推動在制度上引入「me.」頭銜（Meister im Handwerk之縮寫，即工藝師傅），讓獲得師傅資格的人可以在名字前冠上「me.」，提高在注重頭銜的德國社會中追求師傅資格的誘因，也作為一種品質保證象徵。

除了應重新討論產業與教育政策外，尼達諾姆林呼籲德國社會應該創造一種對於學術及實務「平等承認的文化」（Kultur gleicher Anerkennung），對於不同能力與天賦都同樣重視，一個黑手與一位碩士畢業生，不該有地位差異。

但是，這又談何容易呢？這些年來的德國教育，正是在「不平等承認」的文化結構中被不斷推向學術化浪潮的，如果那麼容易創造平等承認，便不會有那些乏人問津的雙軌教育空缺了。在YouTube上，有支尼達諾姆林對於學術化瘋狂憂心忡忡的演講影片，下方留言區裡，一位網友這麼寫著：「那麼，有個問題是，我所尊敬的尼達諾姆林先生，是否會把他的小孩送到職業中學？我想不會。」

我想也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