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是胡湘玲、韋仁正夫妻（外號「工頭」）的第二個故鄉，至今一年中仍有一半時間在那居住。他們既不在德國工作，也沒有親戚家人在那裡，但卻像侯鳥一樣地週而復始地往返兩地之間，胡湘玲說，牽腸掛肚的就是那棟位在德國中西部、高齡170多歲的房子。

那是他們在2001年貸款買的房子，買下後才發現是個「錢坑」。胡湘玲回想，當時整棟房子只有一個水龍頭在浴室，廚房明明有爐灶卻沒有水龍頭。任何現代化管線如自來水管、污水管，排水管，這老房子都沒有。但要整修時才發現，這棟老屋已經名列古蹟，任何敲敲打打動作都需要先跟古蹟保護官討論⋯⋯

當初陪看房的德國好友一看到這棟老房子驚喜說：「這間屋況實在太好了！」後來胡湘玲才知道，原來德國好友居然花了25年整修自己的房子，「這對德國人太正常，但我們台灣人怎麼會想到？」即使當時已經在德國待了7 、8年，取得科技社會學博士，但胡湘玲真正深度接觸德國文化，是從整修這棟房子開始。

他們第一次接觸到德國工匠。德國工匠時薪約新台幣3,000元，為了省錢，胡湘玲夫妻只能現學現賣，「東面的牆找工匠修，看他們怎麼做，西面的牆就自己來。」他們動員好友鄰居一起幫忙。德國人整修房子常常成為朋友聚會的慶典，跟台灣外包找工班、全交由資本主義運作不同，「結果像辦party一樣！」胡湘玲說。

如果聽過他們演講，他們一定會引用這句名言：「造房子不只是造房子，而是造起一個世界。」房子不僅連結他們跟社區的情感，也讓他們跟德國工匠文化有第一手接觸，甚至因建築法規要求，讓他們親眼見證德國對居住建築節能的執著。從人情到文化，胡湘玲說：「這房子成為我跟德國社會連結的項目。」即使過了17年，整修還在進行中，也沒有動過把房子賣掉的念頭。

「房子」讓他們重新認識德國，真實地進入他們務實理性的集體心靈世界；「房子」也成為他們回到台灣，起造一個又一個社會改造行動計畫的核心。

2003年，921災區「南投潭南協力造屋」，以約莫1個月時間，動員近200個志工，蓋出一棟用黏土與木屑組成的房子。這個計畫讓人訝異，「原來不是建築師、模板師傅、工地工人才能蓋房子，不懂建築的人也可以，」胡湘玲用很哲學的口吻說，在被建商、資本家介入之前，以前人都是自己蓋房子的，這是人的手藝本能。

2012年，在茂迪前董事長鄭福田的支持下，由胡湘玲夫婦規劃，建築師張清華與郭英釗設計監造，在萬華青年公園裡蓋出一棟節能80％（簡單說，電費省80％）的「太陽房子」。目前一樓是圖書館，二樓作為汗得的辦公室。

不同於張清華、郭英釗設計的北投圖書館是全部用木造結構的綠建築，「太陽房子」用台灣普遍的RC建材（鋼筋混泥土）結合木纖維板做隔熱，加上雙層玻璃窗戶的加工處理，使外面氣溫高達30度以上，「太陽房子」仍能在不開冷氣下，恆常達到室內溫度26度左右。

胡湘玲說，全部木造對一般人來說，「太夢幻了！」太陽房子展示出綠建築不一定要用很先進的建材，一般人也可用唾手可得的材料蓋出節能屋。

2014年，他們又成立「一人一千瓦」社會企業。一人一千瓦的構想來自台灣每人每年平均用電量1,200度，而2坪的屋頂裝設1,000瓦太陽能板後，約能平衡自己的用電量。他們搭建一個公民電廠平台，結合有能力投資太陽光電的股東，與願意騰出屋頂、但卻沒資金投資太陽能光電設備的房東，共同協力推動公民自行發電。

從社會改造推動者進入實驗教育。韋仁正說，過去十幾年，他和胡湘玲都在做建築能源的教育工作，只是對象是成人。他們多次安排官員和業主到德國參訪，不斷到各地分享德國的經驗。只是，十幾年過去了，「台灣只有幾棟綠建築，那然後呢？」相比德國能源轉型飛速進展，韋仁正開始懷疑，教育對象跟方式是不是錯了？

2002年，民進黨政府將非核家園訂入《環境基本法》；2000年，德國制定《再生能源法》，「當時兩個國家起步差不多，但現在德國已經做到遠超過當時他們訂的目標，台灣還在原地打轉。」一直往返台灣德國兩地的他們，更感到失落。

不願繼續蹉跎，成為他們想要培養下一代的動機。「這一代框架太多了，已經改變不了，我們應該培養下一代人才，沒有框架的，可以有新眼光。」

2012年，他們開始往下扎根，辦起小小建築師營隊，帶中小學生到德國，實地參訪建築工地。原本擔心建築是體力活，學生沒興趣，但營隊成員的反饋增添他們不少信心，「確定學生有興趣、體力能負擔，加上去年通過的『實驗教育三法』恰巧給了我們這個空間，現在是水到渠成了，」胡湘玲說。

汗得會是一間什麼學校？擔任校長的韋仁正表示，因為「建築」兩個字，還有教學現場設計，「技職」可能是家長最容易想像的畫面，「但我們不是技職高工，更不是木工學校，也不是一個培養建築美學，設計⋯⋯」用了好多「我們不是ＸＸＸ」來解釋，其實韋仁正最擔心就是被外界只貼上「專門培養ＸＸＸ」的機構。

「我會很高興，畢業生將來有人成為很好的建築師，但目前汗得實驗教育不以此為目標，」他強調，高中是人生探索重要時期，要有允許犯錯的空間，「如果真要說我們的目標是什麼，那是培養工匠青年的學校。」

在台灣，工匠很容易直接聯想到「黑手」，如果放在建築領域，可能就是工地裡的模板師傅或者是鐵工木工，職業的僵固印象立刻出現；但「工匠」對胡湘玲跟工頭來說，還有更多文化意義。在德國，社會尊敬工匠，工匠會以自己職業為傲，甚至為了技術精進不斷學習，汗得談的「工匠青年」更多是文化精神面，胡湘玲認為最好的解釋就是：「不滿意作品，想要一直做好的積極性。」

雖然，汗得一直用「我們不是技職高工」來澄清辦學目標，但精確說，汗得的教學課程設計與方法仍然貼近台灣技職教育（相對於一般高中課程），只是他們企圖不只教出會蓋房子的技術人，而是擁有眼界的人才。「我是利用建築，來展開他們的視野，」韋仁正強調。

落到實際的課程設計上，有一半時間會以建築專業領域為主，另外就是國英數社自等一般科目。

在建築專業上，汗得選擇「綠能平民建築」為學習標的，從節能房子出發，帶進建築新時代的國際視野。

台灣現在看不到綠能房子的需求，主因是電價太便宜。隨著能源轉型無可避免地帶動電價上漲，需求會逐漸增加。而德國建築法規則已將節能列入房子的必要規範，就像台灣房子必須符合耐震規定一樣。「太陽房子是根據德國2006年的標準去蓋，節能80%；現在德國的規定更嚴格，德國房子的節能是台灣的好幾十倍，」而韋仁正也觀察到，日本的法規正開始朝德國修正。他們相信，綠色建築人才是未來趨勢。

理論之外，透過手去學習思考，是汗得服膺的學習方法論。胡湘玲說：「『學了』跟『學會』的層次不同。」透過手直接跟材料互動，感知溫度、軟硬的材質，自己的想法可以在接觸過程中，來回互動修正，「用身體學來的，記憶才會留下來。」依照他們現有規劃，從第一年認識房子的材料跟構造，第二年開始實作訓練，到第三年就要進入工地實作蓋房子。他們的目標，希望學生要合力蓋出一棟房子才能畢業。

但是到哪裡找工地？事實上，從2003年南投潭南協力造屋案開始，這十多年來，汗得陸續在高雄那瑪夏、桃園龍潭、大溪，甚至澎湖馬公，不斷有協力造屋的案子。過去，他們用這些工地與各大學建築系學生合作，一起協力造屋也同時兼顧教育，將來也想用同樣方式提供汗得學生實作機會。

選擇「建築」元素切入教育領域，除了胡湘玲他們自身的經驗背景之外，也因為「建築」題材很豐富，無論從美學、 歷史，甚至從產業經濟、企業管理都可以找到建築的位置。汗得的國英數理化課程也會透過「房子」展開，因為建築需要，再回過頭去找用得著的數學，理化，歷史，美學，「這比較符合我們工作學習的樣子，」韋仁正解釋。

按未來工作樣貌去設計教學，不僅體現在國英數等科目的內容，就連學生評量成績也一樣。「不是考試評量，而是看你做事的方式，社會互動性，跟團隊的總體成績。」

跟很多強調創意的實驗教育不同，汗得強調紀律，就像談建築是「先功能，後形式」，汗得教育則是「先紀律，後創意」。紀律的第一個規定是7點上課，「上午8、9點來，然後再懶懶散散吃早餐，根本做不到什麼事。「我們希望學生7點上課，而且已經是吃飽早餐來的。」

除了韋仁正親自帶領工地實作外，透過面試他們錄取了的4位老師也組成汗得第一代教學團隊。其中負責建築專業的是前潘冀建築師事務所主任工程師，另有德文老師，還有兩位分別負責人文與科學。

自主學習促進會理事長唐光華（唐鳳的父親），擔任多次自學審議委員，長期關心台灣實驗教育進展。3個月前，他才認識胡湘玲夫婦，第一次看到汗得的實驗教育計畫。

唐光華評論，實驗機構前幾年最大挑戰就是教學團隊的穩定性。無論是嚴長壽的均一教育平台，小野的影視音實驗學校都經過或正經歷這樣的陣痛期。除了教學團隊需要磨合培養默契地提醒外，唐光華倒是對汗得在學生未來就業或升學的規劃印象深刻。

目前，汗得已經跟德國「代特莫爾德露天博物館」、「白堊紀塗料社會企業」合作，可提供畢業生半年到1年不等的給薪制實習工作，作為進一步在德國就業或升學的準備。如果想在德國技職學校進修，汗得也和德國明斯特技職訓練中心合作。

唐光華說：「德國能源建築這幾年有很大的改變，汗得可以結合有相同理念的人，培養未來綠色時代裡需要的技術人才。」他認為，這是汗得實驗教育的最大的價值。

4月28日，胡湘玲夫婦在太陽房子舉行招生說明會，現場大約有70多人參加，不若2年前台北影視音實驗教育招生說明會熱鬧。一來是胡湘玲夫婦的知名度不像影視音校長小野名氣大，二來，學生對在太陽底下揮汗搬木頭的體力活顯然不如拍電影吸引人。

前來聽說明會的家長除了學費、交通等一般事務性問題外，最關心的莫過於：「如果小孩讀了一年不適應，想回一般體系就讀，該怎麼辦？」「若要考大學，會怎麼安排？」而這兩個問題正是所有考慮實驗教育體系家長們心中的焦慮。

胡湘玲不諱言說，在汗得3年，學習訓練會很扎實，但是無法應付需要高度重複操練的考試。胡湘玲提到最近台灣教育界的轉變：「現在大學入學也不像以前那麼呆板，有特殊選才管道。」如果畢業生仍然對建築有興趣，他們相信透過特殊選才有很大機會進入各大學相關科系。

至於，「讀了之後才發現對建築沒興趣呢？」對家長的疑問，韋仁正的反應是：「也很好，這不就是生涯探索？」但「探索」這兩個字，對德國跟台灣家長恐怕是不同想像。

德國認為，社會本來就有很多不一樣的工作需要不同的人擔任，不一定每個人都要當菁英，學生最早可在小四（10歲）做第一次分流選擇，很早就進行職業探索。年紀越小越有犯錯餘地，但不代表完全不付出代價。如果要從技職改成升學，他們仍要參加如大學會考一樣的考試，如果是轉換不同職業，也要在技職中心裡「補習」考照。「一面工作，一面讀書很辛苦，但是他們知道這是自己的決定，要自己負責。」

台灣民情不同，許多人都以上第一志願高中、上台大、爬上金字塔頂端當菁英為目標，而且這條路最好直達，中間不需要停頓休息。

經營蒙特梭利實驗教育10年的張淑玲（昶心負責人）觀察，許多把小孩送到實驗機構的家長，想要體制外的教學彈性，但同時也想要能上名牌大學。所以當家長問：「萬一讀了不喜歡建築，要如何回到一般正常體系時？」心中真正想問的是，「有沒有一條『無縫接軌」的道路可以回到高中接大學？」

以汗得目前課程設計，無法自動接軌，除非是離開重考高中，或者付出雙倍力氣：一邊把汗得讀完、一邊準備大學學測，跳到另一個升學系統。張淑玲說，當台灣社會開始熱烈討論要讓中學生生涯探索時，卻少有人意識到：探索需要付出代價。

曾參與多所實驗學校創立的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鄭同僚曾在媒體表示，台灣實驗教育應該要從「衝撞體制」進入「樹立典範」時候。而唐光華對汗得寄予厚望，「德國能源建築這幾年有很大的改變，汗得可以結合有相同理念的人，培養未來綠色時代裡需要的技術人才。」這是汗得實驗教育的最大價值，如果成了，就是台灣技職教育崩落多年後，一次新的復興典範。

但，台灣跟德國的底層文化大不相同，汗得還得先過了「『工匠』＝『工人』」的階級歧視思維，並且同意孩子付出時間成本探索，才有機會談未來典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