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皮、鋼架與水泥瓦礫扭曲成一團廢墟，靜靜地躺在正午的大太陽底下。一旁經過整治加固的排水溝與山壁，是土石流沖毀房舍、淹沒大地的路徑。儘管已經過整整一年，去年8月蘇迪勒颱風在新店廣興里留下的傷痕仍怵目驚心。

「天哪，好想哭！」蔡伊婷眼眶含著淚水，沿著殘骸來回張望，她小學畢業的母校在崩塌的土石下，幾乎不留下一絲痕跡。

1994年2月25日，毛毛蟲親子實驗學苑（毛毛蟲學苑）在廣興平廣溪畔的山腰平台上開學，這是台灣第一所由（一群不滿體制教育的）家長創辦的小學，後於1995年落腳烏來國小信賢分班至今，更名後以種籽親子實驗小學（種籽實小）為人所知，是體制外教育的先驅之一。

解嚴之後，壓抑已久的民間社會開啟一波波改革的浪潮，對於教育改革的呼聲在1994年410大遊行達到高峰，當時的「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等訴求，已在體制內實現，今日要面對的，卻是少子化減班廢校，廣設大學供過於求後，全然不同的困境與考驗；而同時期一批受理想召喚的大人則帶著孩子，轉身往另一條人煙稀少的路邁去，在法令不完備與社會的質疑中，森林小學、種籽實小、全人中學，紛紛以自主學習、開放教育的理念成立，開啟台灣實驗教育的濫觴。

當年跟著父母全家上街頭參與410大遊行後，蔡伊婷在小五升小六時離開體制內小學，成為種籽實小最早的畢業生。可說是「第一代」經歷過這場「實驗」洗禮的她，今年已34歲，那個夏天，恍如昨日。

「我記得，夏天到學校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游泳，到了上課時間，擦乾身體就直接進教室，很豪邁的不換泳衣，等到下課午休時間繼續玩水！」她指著僅存的一段磨石子地基，原本上頭一樓是游泳池，二樓作為教室的和室空間，都已隨著時間與天災沖刷而去。

在草創期的廣興校區度過最後一年自由的小學時光後，國二時她又轉到信賢念了一年，後因停辦中學部，才回到體制內教育。儘管整個求學過程只待在體制外教育兩年，珍貴的種籽卻已深植心底。

「那個年代一般國小還有體罰，都會聽聞升上國中更可怕，填鴨式教育、功課壓力更大、人更多、老師更兇等等，畢業前我很擔心，學校雖然剛創辦還很混亂，大人們還是很願意跟小孩聊任何事，花很多時間傾聽我的焦慮，而非叫我不要想太多，老師甚至為了我的焦慮寫了一首詩，描述我擔心未來的心境。老師的陪伴，接納了我的擔心。」蔡伊婷說。

隨著歲月流逝，大部份的課程細節都已不復記憶，但國二時在選修課中，由同學投票選出，共同閱讀、討論的一本小說，讓她至今難忘。那是1981出版的美國青少年小說《浪潮》（The Wave），描述一位高中歷史老師為了解答學生對於「納粹時期德國人心理」的疑惑，在課堂上設計出一個「法西斯實驗」，學生不知不覺朝一致的方向前進，捲入集體狂熱的危險邊緣，「這讓我第一次很震撼的理解到，獨立思考很不容易培養並維持，本來有不同想法、充滿差異的個體接受外在事物的灌輸影響，可以很輕易的被同化、操控。創辦種籽的校長李雅卿覺得我們之所以選這本書，或許就反映出這所學校的精神。」

相較於後來由國外引進的華德福、蒙特梭利等實驗教育模式，具有自成一格的哲學與行之有年的教學方法，在1990年代出現的森小、種籽、全人，像是野地裡不羈的花草，除了1984年首度被翻譯引進台灣、流傳甚廣的《夏山學校》一書提供關於民主學校的想像，幾乎沒有可供依循的前例，在參與者不斷的嘗試與探索中長出各自的樣貌。

「當時的一切自由而混亂，老師和家長還在學著怎麼教學、帶學生，根本還不知道怎麼做，只知道我們想要更平等、互相尊重、不要體罰與責罵，大人跟孩子都希望面對每個人真實的感受與想法，花很多時間傾聽與溝通。」蔡伊婷說。

她依稀記得「大人」之間為許多事爭吵，導致辦學之初「流動率」很高，有家庭因理念不合而離開，也有新的成員加入，但大人面臨的失序、不穩定狀態，卻是孩子如魚得水的樂園。

「老師和家長爭執的其中一點，似乎跟小孩到底可不可以不進教室有關，但我們不管，就不進去了，那時候課愛上不上，都被容許。」她表示。

數十年來，包含種籽等貫徹以「學生為主體」的實驗教育模式，相關的研究、報導、專書等紀錄雖不到汗牛充棟的程度，但也已廣為人知：自擬學習計畫、選導師、選修課程、空堂的時間培養認識自我，自主學習的動力；每週的生活討論會及處理學生人際糾紛的校園法庭，則是民主精神的具體實踐⋯⋯。

隨著「實驗教育三法」2014年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在家與團體自學、民間辦學、公校轉型實驗學校等體制外教育模式都有了法源依據，早年學籍與學力認定問題進一步獲得解決，因而再度掀起新一波關於實驗教育的討論熱潮。

只是從以前到現在，重點多聚焦在課程設計、辦學理念、學校師生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觀看的視角從家長、老師、專家學者的制高點俯瞰，或者突顯出學生在其中受到的啟蒙，但大多未脫某種激勵人心的面貌。

身為最早經歷過開放民主教育的一代，蔡伊婷以往也有不少機會對外分享她的經驗，「年輕的時候比較單純，可以很篤定地說出2年在種籽的教育，帶給我實踐理想的勇氣、人與人之間的尊重等養分。」

但最近一次採訪已是將近10年前的事了，這段期間她完成研究所學業，步入職場工作8年，再回頭去看，曾經清晰的往昔卻隨著生活的磨礪而有了變動的意義。「學生的同質性過高是非常難以迴避的問題，回去跟老師聊天時，也能感覺長期有意識到，可是做不出改變。」

雖然名義上是「公辦民營」，但是長期以來並無政府經費補助，反映在一學期約7萬元的學費，家庭經濟條件要在一定水平以上才負擔得起，而透過相似背景篩選進來的學生，在細膩且緊密的課程設計與師生關係中，形同在一片被保護的天空下，進行種種自由的實驗。相較之下，沒有選擇被直接被丟入體制內環境的一般學生，是否反而更早就得面對多元的真實世界？

「回到體制內會不會適應？」是她從小到大一直被問到的問題。5年前偶然的一次同學聚會，觸發了蔡伊婷訪談早期種籽校友的念頭，「以前當學生時畢竟比較依賴家裡，出社會獨立後，到了一個可以回顧的成熟階段。自己一直在想，因為那樣的經驗，到底對成長過程，包括對我的生活、工作的選擇、與別人相處方式⋯⋯造成什麼影響，藉由訪談核對過去的一些事，想知道他們後來怎麼長大，怎麼去想自己的經驗。」她表示。

或許是發展的歷史還不夠長、累積的樣本數不夠多，或許人們忙著留駐、觀看眼前的現況發展，最早一批接受實驗教育的學生，他們的人生後來怎麼了？由個人經驗出發的回顧與反思，幾乎是一片空白。

蔡伊婷至今已訪問了7位校友，從做直銷、開咖啡廳、移民歐洲等，散布在各行各業，與在不同領域努力打拼的芸芸眾生並無特別不同，有的校友甚至不太會主動跟別人提及從體制外學校畢業的往事，畢竟那是一段大多數人無法想像的經歷，引起他人的好奇後，諸多瑣碎的問題需要被解釋，有時反而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蔡伊婷在上一份工作曾與主管發生不愉快的爭執，彼此之間關係破裂後，她曾接受過開放教育這件事，竟成了被指責「自我中心」、「自私」的標籤。

更慘烈的人生困境，則發生在父母後來關係出問題，她開始有意識地反思並理解，家的崩解，與踏足過體制外教育的關係。

基隆碼頭工人後代的父親，靠著苦讀從台大研究所畢業成為工程師，母親也同樣很會讀書，考上台大後擔任公務員直到退休，因為教育跟就業的機會向上流動，從貧困的勞工階級成為小康的中產階級，並在台大附近的大安區成家，成為那個年代依循體制，努力出頭天的典型。

1990年代台灣的教育改革運動背後，這批戰後嬰兒潮的中產階級家庭是最重要的支持動力，隨著經濟條件改善，對於該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該給孩子什麼樣的成長環境，他們有了更多想像，並在解嚴後社會改革的風潮中，付諸實際的行動。

「媽媽在台大上班，有很多獲得資訊的管道，她去人本基金會報名上『父母成長班』，會將很多想法帶回家跟我們討論，還為以前小時候體罰而向我道歉。他們對於理想教育的追尋，也讓我們對學校有不同的想像。」原本在小學完全沒有適應不良問題，並且還是資優班出身的蔡伊婷，就這樣和爸媽一同投入種籽實小最初的辦學。

410教改大遊行的口號，「為下一代而走」，具體而微道出當時對傳統教育體制最大的反叛動機。但是，努力從桎梏中解放出來的自由之軀，在充滿未知的道路上，時時刻刻都面對著與既有價值的衝突。

「台灣當時的中產階級家庭，其實可以過著很安逸的生活，可是當你選擇一條不同的路，新的東西衝擊到原有家庭的穩定，就考驗夫妻、親子之間如何度過變化、維繫平衡，度不過就被沖散。」

當這場體制外的另類實踐，遇到難以擺脫的既有價值，內在矛盾於是顯現。

縱使起初對開放、自由、平等的教育理念抱持著一致的態度，但是當日後與孩子在不同人生階段的選擇出現歧見，或對母親在家庭扮演的角色有期待落差時，蔡伊婷的父親會歸咎於當年去念種籽的選擇與經歷。

「回想一路上，我父母那麼努力栽培孩子，或許原本期望的是跟他們一樣。」蔡伊婷說。離開台北就讀大學後，她卻往另一個「邊緣」的方向走去，接觸性別人權議題、研究多重伴侶關係、參與基層婦女組織工作，「而非穩定、繼續向上流動的人生。」

從現在回過頭來看，台灣二十多年來累積的實驗教育經驗，大多仍強調、落實在學生個別的發展上，當改革與解放維持在個體身上，其所揭櫫的理念與主流的教育體制仍像是兩條平行線，甚至更加強化了實驗教育是資訊與經濟條件較充足的家庭才能享有的專利。

「總是有人會稱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貴族學校，如果『貴族』是某種階級或資本的延續，我相信會變成那樣，也確實發生了。早年我們知道是在進行一場教育改革的行動，親身實踐是為了開創台灣教育的不同，但對現在的家長來講，種籽或其他體制外教育模式可能就只是個不同的選擇，不一定有什麼改造社會的認知或情懷。」蔡伊婷坦言。

那個不換泳衣上課的小孩，如今也已經成為體制內的一部分。

蔡伊婷過去3年來擔任高屏地區實驗教育審議委員，親眼見到當今實驗教育模式百花爭鳴的景象中，逐漸浮現的問題，除了各縣市審議標準不一造成家長質疑、各地競相宣示公校轉型實驗教育政策，卻未考量與既有行政與教學體系如何銜接等等。

她更發現有些家長因為對體制充滿不信任，而讓孩子離開學校自學或參與共學團，但提出的計畫書非常簡略，「也不願意告訴我們到底具體上實際要怎麼做，一直重申有她的理想、不會害孩子。我會擔憂，某些期待開放教育的家長，是否能務實面對有無資源網絡、支持系統能提供孩子的學習需求，以孩子的學習為主體，而非只是家長的動機理念，雖然我唸過體制外，可是我最終認為，實驗教育不是就比較好，沒有好壞之分。」

22年過去，當再回到這片自由的天空底下，當年書寫的序章，猶未完成，意義卻逐漸顯明：

「因為種籽，我的人生轉了很大一個彎，在往後的時間裡，一路摸索，思考，經歷，每一步都誠實認識自己，面對自己。面對叉路，已經做出選擇，無法得知如果沒有走上這條路，人生會是如何？只能努力弄清楚我在什麼樣的位置跟歷史交口上，繼續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