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珮均是2個男孩的母親，如今老大已經34歲，小兒子32歲，生活終於脫離家庭事業兩頭燒的重擔期，來到相對從容寬裕的時刻。但3年前，她接到一道來自小兒子給的作業──「如果沒有了母親角色，那生命的價值是什麼？」要求她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聽到小兒子提問時，趙珮均當下愣住，「都沒有！怎麼會有夢想？我們一路這樣成長，工作、養小孩，也從來不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接受《報導者》採訪的時候，她手上揣著幾張紙，「我現在開始寫寫東西、有時候畫畫。」雖然還沒有答案，但是59歲、準退休年紀的她，正非常認真地摸索兒子出的人生功課。

小兒子謝宗霖（小州）是於7月中落幕的「亞太區民主教育年會」的主辦人，在此之前則是全人實驗中學的老師。當初，在趙珮均安排下，小州是台灣最早的體制外學校「森林小學」第二屆學生、哥哥謝明諺是「全人中學」第一屆學生，算是在台灣接受體制外教育的「第一代」。

如今，在許許多多對台灣現有教育體制感到焦慮困惑的家長之前，趙珮均宛如已經走了一趟遠路取經回來的人，路上遇到什麼問題，如何看待與解決？她有了最珍貴的實際經驗。

當初選擇體制外學校，並非出自對台灣教育制度的質疑反思，而是小孩拒絕上學之後不得不走的一條路。這使她跟其他選擇體制外教育的家長不同，猶如一張白紙進入了體制外教育，一路上，趙珮均幾乎全然接受森小、全人教育的理念，義無反顧地往前走。

「她很單純，也沒有想很遠。」提到家長為何會選擇體制外教育時，小兒子小州總是這樣回答。所以，「有沒有想過萬一回來無法適應體制內教育」、「是不是已經安排好將來直接出國讀大學」，諸如此類的實際問題，其實趙珮均事先都沒有想過。

或許是因為沒有退路，趙珮均只能跟著台灣第一代體制外教育的腳步，學校希望給孩子的教育是什麼？家長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她都盡可能去執行。

老大謝明諺在小學三年級出現不愛上學徵兆，常常藉故肚子痛理由不去學校。至於小兒子謝宗霖則因為好動，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飽嘗被老師罰站罰寫的滋味，完全不適應學校生活。

「他們在幼稚園都很快樂開心，為什麼從那麼開心快樂的孩子，會變得不快樂？從愛上學變得不愛上學？」帶著這個疑惑，趙珮均一進學校了解，立刻發現問題所在。

「學校人數那麼多，老師只能用管的，無法處理小孩身心情緒問題。」當一套管理規則落下，又不容許被質疑時，學生自然心生對策。趙珮均不希望孩子「應付」世界，於是她開始去尋找體制外可能性，才開始接觸到森林小學。

「那時候好訝異，原來已經有那麼多有遠見的家長走在這麼前面。」聽完幾堂森小的課程後，老二謝宗霖立刻轉學去森小，老大謝明諺則因為捨不得同學繼續留在原國小。

但謝明諺升到國中一年級後，問題整個大爆發。學校嚴格要求服裝儀容，早自習都在考試，老師帶著藤條上課，用羞辱方式訓誡孩子⋯⋯。

「有一天，他跟我說，我想要學習，但是學習不一定要在學校。」趙珮均聽兒子講他對於學校的觀察，都有他的道理，「我字典裡沒有『不可以』，只要他講得出道理，能夠說服我，就會尊重他。」

她認為，既然學習是一輩子的事情，休息一下也無妨。與此同時，趙珮均其實是樂觀認為，孩子待在家裡也很無聊，想念同學後就會自動回學校了，「說不定一星期。」沒想到，這次拒絕上學前前後後達到九個多月。

孩子變成中輟生，全家（四代同堂）都跟著掙扎，導師來拜訪兩、三次，邀請明諺回學校，但他就是不要。有老師責備趙珮均：「你怎麼能讓孩子這樣呢？妳知不知道你的孩子，高中聯考淘汰一次，大學聯考淘汰一次，他會不會是那最後剩下來那1/3？」有朋友認為她太軟弱，把孩子寵壞了。

來自夫家長輩的壓力也不小，婆婆困惑說：「千千萬萬人都在讀書，為什麼明諺就是不去學校。」懷疑是祖先出問題，可能以前缺德、作壞事，報應到孩子們不唸書⋯⋯。種種責難排山倒海而來，趙佩均也不禁質疑自己教育出問題，才讓孩子遇到困難就退縮，躲在家裡才安全。

「我相信明諺也很徬徨，找出他當時的照片來看，整個人就非常非常蒼白，也很徬徨的樣子⋯⋯。」

所幸，國二時，一群經歷過森林小學的學生家長跟老師決定開辦全人中學，謝明諺就跟弟弟謝宗霖一起到全人就學。入學兩週後第一次返家，趙珮均至今忘不了孩子的改變。

她說：「他從車站走出來的時候，走路不一樣了、抬頭挺胸、腳步很大，跟以前垂頭喪氣、蒼白的樣子完全不一樣，前後怎麼差這麼多？」

全人中學教育體系中，非常強調「自由的學習」，他們希望學生能從自我設限牢籠裡掙脫出來，可以無所依恃為自己做決定、在世界上實現自我。但如果要實現「自由的學習」，其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學會處理情緒的干擾。

情緒不是壓抑或漠視就不見了，而是要說出來、要沉澱。那時，趙珮均無法精確知道系統性理論，但她模糊地了解，如果不解決孩子情緒的問題，根本談不上「學習」兩個字，她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待」。

由於全人的教學允許小孩自己決定要不要進班級上課，小州曾經有2年不肯進班級上課，當時，趙珮均也是用「等待」來處理。

「他心裡不舒服，你也只能等。」「等不下去，受不了了，還是只能等。」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後來英文可以考很好，申請國外學校，他完全沒有在外面補英文。」

全人強調把學習交給學生決定，認為學習目的不是具備太多現成知識，而是培養自學的能力。他們寧可讓學生自己決定學習進度與科目，當學生有一天想學的時候，就能找到方法自我學習。

而小州的狀況似乎頗吻合全人對自由學習的信念。

進了全人，其他不同問題接踵而至，其中最棘手的就是青春期的感情問題。趙珮均說，兩個小孩都發生過，其中一位因三角戀最後談判選擇退出，後來因為失戀太傷心無法上學，請假又待在家裡。

趙珮均很擔心回學校後，孩子看到對方很尷尬，不知該如何解決？「當時鬍子校長告訴我，失戀有什麼關係，反正他十七、八歲還要再失戀！每次我們談一談，答案就是給孩子時間，我們就是要等。」她形容，當時這些話對她猶如「當頭棒喝」，從來沒有想過。

她想起，有一次，學校辦園遊會，每個小孩設一個攤位賣產品，很多家長都卯足勁幫孩子叫賣，連她也不例外她幫孩子烤飯糰。事後懇親會時，學校老師就說：「各位家長，你們知道嗎？這一次小孩生意失敗了，將來說不定就成功，因為他知道成本要怎麼訂，產品要怎麼賣才行，但是你們剝奪了他們學習的機會。」

選擇體制外的實驗教育，其實是選擇鬆開孩子升學壓力的枷鎖，讓孩子有餘裕去冒險探索。但是，家長手中還是捏著那條細線，細線那頭的風箏如果飛得太高或太遠，不知不覺就開始收線。想要收線的理由各不相同，多半家長可能是害怕孩子課業跟不上，但像趙珮均則是怕孩子挫折受傷。

「父母親在後面，有問題找你再幫他，不是在前面擋路。那些校長老師講的話，我都記得，要一直忍耐、等待，不能擋路，因為你不能一輩子在前面，告訴他這裡不行、那裡不行，就是要這裡受傷、那裡受傷才能長大。」這一次，她決定把手放在更後面。

「這一路孩子的成長，我幾乎沒有對他們說，不可以的。」例如，當時從美國讀完語言學大學學位回來的小州，決定到飯店業工作。一如以往，當小州把利弊得失分析之後，即使心裡反對的趙珮均也只能在說完自己意見後，全然尊重小州自己的決定。

明諺高二修完所有學分「畢業」後，自己報名聯考衝刺班，以同等學歷甄試上大學，發現志趣不符後休學，靠著自學樂器，考上比利時皇家音樂學院並取得雙學位，目前以吹奏薩克斯風為業。

在校不太進教室上課的小州，高二突然自己去申請美國高中，高中讀完申請美國大學攻語言學，回台後短暫待過飯店業後就回全人中學教書，總是負責帶最皮的孩子。去年，他辭掉教職後，目前是樂團「謝謝你得肺癌」主唱，打算專心搞搖滾樂團。

以全人教育為研究對象的《成為他自己》作者劉若凡也是全人第一屆學生，書中追蹤了當初這批學生的現況，她寫道：「他們的人生不若中產階級子女一路順遂，卻因為這樣的不順遂，多數人選擇以藝術為業，有人轉向設計，有人創作音樂。」

這第一批體制外教育學生有不少人從事藝術工作是事實，但是否是因「不順遂」而導致？引起許多爭論。然而，劉若凡的觀察無意間戳中許多家長的擔憂—藝術不能當飯吃。

在台灣讀書的目的幾乎等於就業的功利氣氛下，我們進一步追問：「當初你會不會擔心小孩以後沒有前途？無法進入如你們一樣的中產階級？你會不會擔心他們養不活自己⋯⋯」種種台灣家長對小孩未來成就的擔心，難道趙珮均都不在意？

回答這些問題時，趙珮均會先談到自己背景。她來自一個公務人員家庭，身為六個兄弟姐妹的老大，自己是五專生，學的是裝潢設計，暑假期間到事務所打工賺學費。

「可能我自己的關係，自己是作工程的，會拿案子、作設計都還是靠工班做事，我會說『沒有你們就不會有我，不會成功』他們頭腦都是一流的，3年5年才能出師，工資也穩定，薪水比設計師高。」這些工作經驗讓她知道，人生的工作生活方式不是只有一種，「我沒有希望孩子要高成就，只要有一技之長就可以了！」

孩子不約而同走上藝術的道路，確實不是多數人會選擇的主流工作。「他們應該很知道自己要什麼，能夠講出自己的看法，我覺得有想法比沒有想法的人好很多，他不會隨波逐流，現在世界變化很快、很大，每個人這輩子能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過自己想過的日子，這樣就很幸福了。」

談到如何養活自己，趙珮均也認為沒什麼好擔心，「孩子能去教英文，應該就有基本的保障。」她說。

那當初孩子怎麼看待自己呢？又如何看待自己目前的工作現況？

每當外界知道小州是體制外教育的學生，總不免好奇問一問他的感想。一年多前，小州曾經公開寫過這一段話，「要如何與未曾有過經驗的人描述一件新的事物？一件在他生命經驗之外的事物？」

一年多後受訪，小州說：「我受益最大的是找到自己，不見得是快樂。是對自己的位置、要去做什麼，是有一些想法。應該這樣說吧，我很能獨處，這是作為人重要的課題。」他特別強調，不見得是快樂，事實上，他坦言在美國打工求學時，日子過的不盡順利。

但是，身為人自由的感覺，小州認為是他得到最珍貴的資產。「我謝謝媽媽給我這樣的機會，如今，我也希望媽媽也有這樣的機會，讓她去做她自己。」

與一般走體制外教育家庭略有不同，趙珮均家的物質條件不算優渥。她說：「從森小開始，就跟先生說：『決定不留財產給孩子，但是要給他們最好的教育』」當時她是一個約5萬元月薪的公務人員。

她付出的代價不只如此。為了兩個小孩一年近50萬學費，辭掉公務人員，自己創業接設計裝潢賺錢，沒想到夫妻溝通時間愈來愈少，最後走上離婚一途。

「離婚對我媽媽是很大的打擊⋯⋯。我知道她要有被需要的感覺，但在這樣的教育下，現在我跟我哥哥都那麼獨立，如果我媽媽只能用『母親』的角度找到自己的意義，那會很可憐。」小州坦言，每次講到類似的話題，他都很心痛，深怕媽媽以為是要把她趕走。

但每次看到媽媽來住所，就買東西把冰箱填滿，或者幫他買衣服，小州忍不住就生氣：「我希望她不要再做這些，我想要跟她像朋友一樣討論她的夢想，討論她的計畫。」

整個訪談過程中，趙珮均總會不經意談到：「如果說走體制外教育，誰的收穫最多？其實我覺得是我自己。」從一張白紙進到體制外教育，之後積極地上家長成長課程，學會家長應該扮演的聆聽、放手、無條件的愛等重要角色。

過去，她拿捏如何握著手中那條風箏的絲線，不緊不鬆，讓孩子去追求自我，摸索學習動力。如今，在孩子的要求下，她要變身成為那個離開孩子的風箏⋯⋯

「是阿！如果自己過不好，跟小孩的感情也不會好。」趙珮均為小州提出的作業給了自己的詮釋。當初她給孩子追求夢想的教育，現在換她登場，學習還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