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從今年4月起進入第二階段的烏東消耗戰。儘管戰爭初期，烏克蘭軍民的抗戰士氣傳遍了國際，但隨著苦戰與戰爭逐漸影響的國際經濟危機，歐洲各國對於戰事該如何收尾也再度三心二意──其中，最受矚目也最引議論的，仍然是戰略持續拖泥帶水的德國。
德國曾口頭喊話要全力支援烏克蘭抗戰，但在戰事走向長期化後，也與西方盟國一同陷入「不知如何定義『勝利』？」的矛盾。老一輩知識界領袖、包括哲學大師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更高聲批評：對軍援烏克蘭的激情倡議是提油救火。我們要如何看待哈伯瑪斯的呼喊與歐洲的厭戰？長期觀察德國政治文化的旅歐作者黃哲翰，也再次分析「一度覺醒」的德國社會，為何又重新陷入了戰爭與和平的激辯？
同時，德國暢銷小說家施益堅（Stephan Thome）也經由陳淑純的翻譯，授權《報導者》轉載他在《明鏡週刊》（Der Speigel）的評論專文〈請關注這個國家：台灣！〉（Seht auf dieses Land!），希望以不同的立場與觀點穿插，呈現出圍繞德國社會的世界觀之辯。
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穿著短襯衫與牛仔褲、手提簡單的公事包，在荷槍實彈的護衛中從容跨著輕快的腳步，於暮色漸沉中走向一列停靠在車站月台邊的烏克蘭國鐵老舊火車。
一同搭上列車的，還有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及義大利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在烏克蘭前此不斷的催促下，這班從波蘭開往基輔的夜車終於迎來了歐盟三巨頭。他們正要共同訪問烏克蘭，以更加直截了當的方式，展現歐烏團結的姿態，並試圖清理外界至今對這幾個歐盟領袖國的疑慮：關於軍援烏克蘭拖沓延宕，關於是否意圖平衡烏俄兩造、甚至要求烏克蘭對俄妥協，以及對烏國申請入歐的表態模稜兩可等等。
這班夜行列車在11小時的漫長行駛後，於6月16日上午的好天氣裡抵達了基輔。這天是普丁（Vladimir Putin）入侵烏國的第113天，俄軍已轉入烏東的頓巴斯（Donbass）地區進行殘酷的消耗戰，意圖以軍備優勢一點一滴將烏國的資源與士氣拖垮，而撐過了先前俄軍斬首攻擊的基輔則正力圖恢復正常生活。基輔上次遭受空襲已是11天前，在這不長也不短的喘息空間裡，商家們重新營業，街頭也開始重現了人車的生氣。
然而就在歐盟三國領袖進入基輔市區時，空襲警報驟響──不知是單純出於巧合，抑或是在向微妙的歐烏關係傳達著某種細膩的暗示。
蕭茲、馬克宏與德拉吉先是會同羅馬尼亞總統約翰尼斯（Klaus Johannis），走訪了伊爾平（Irpin）。該地與其鄰鎮布查（Bucha）一樣，都在戰爭初期遭到俄軍佔領，並在後者撤走之後留下大片廢墟，以及數百名被刑求與屠殺的平民屍體。
在親眼見證了被戰爭摧毀的伊爾平後，這幾位開戰至今才姍姍來遲的歐盟領袖們，接著再與東道主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見面，並在會後共同召開記者會上公開明確表態：德法義三國會繼續加深軍援重型武器的力道，支持烏克蘭申請加入歐盟，同時也聲明由烏克蘭全權自主其對俄談判──言下之意即完全力挺烏方，不會催促亦不會施壓其向俄國妥協，更不會再有另一個《明斯克協議》。
澤倫斯基對此一會談結果相當滿意，稱之為歷史性的成就；只是他同時也清楚，深陷俄軍消耗戰的烏克蘭前景並不容樂觀，而他還是一如此前，得用盡各種外交手段（甚至被某些批評者稱為「道德勒索」的方式）、聲嘶力竭地去催促德法義三國兌現上述承諾。
令烏國心累的盟友當然並不只限於這三個國家。實際上，除了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因地緣與歷史因素，在面對俄國威脅時與烏克蘭唇亡齒寒、而較能和後者同聲一氣之外，其他西方大國面對烏俄戰事的複雜局面，對烏國的支持都不可能是毫無保留的。
戰事遷延至今百餘日，讓西方友邦／北約國家在援烏制俄之事上綁手綁腳的主要障礙，已經不再是對俄能源依賴與經濟利益的問題（此問題正隨著時間而逐漸被克服），而是一個兩難的問題：面對有能力保證對手毀滅的核武強權，該怎麼取勝？北約諸國該如何一方面支撐烏克蘭、另一方面又避免讓自己捲入衝突？
對此，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怎麼定義「勝利」？從最保守妥協到最積極進取，大致可有以下幾種方案：
愈是站在烏克蘭的角度來思考、將「勝利」定義得愈是積極，那麼西方就愈該加強軍援各種重型武器，但衝突升級成大戰的風險當然也就愈高；相反地，若愈是顧忌普丁的反應、愈是對「勝利」的定義做出妥協，除了將陷烏克蘭於困境，且重創西方自由民主的國際秩序之外，也會讓普丁食髓知味，為其下一場侵略戰爭鋪路。
一方面，究竟要積極到什麼程度，才能保障烏克蘭的安全、防堵俄羅斯繼續向東歐擴張的野心？而另一方面，究竟要保守到什麼程度，才能確保普丁不會惱羞成怒、進而動用所謂「ABC武器」並讓衝突升級成與北約國家的毀滅性大戰？沒有人能保證哪種方案才是兩面兼顧的正確答案。
且更加麻煩的是，沒有人能真正看透普丁腦袋裡到底在想什麼：現在那位深居克里姆林宮、與外界隔絕的獨夫，究竟是個理性算計的冷酷KGB特務，抑或更是個沉溺於大俄羅斯主義的激情狂想者？
在無法完全確定普丁的威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演的、以及其紅線究竟在哪裡（西方要做到什麼程度才會被俄方視為參戰？基本上全由普丁單方面說了算）的情況下，西方都被迫要處於資訊不對等的戰略迷霧裡，讓前述的兩難問題更加難以決斷。
也因此，西方內部對於援烏制俄的策略至今仍眾說紛紜，使得政要領袖們都在關於「烏克蘭勝利」的用詞上做起了文章。
例如德國總理蕭茲始終只談「烏克蘭必須撐住、不能讓普丁取勝」，且各種閃避不提協助烏克蘭「勝利」；法國總統馬克宏除了不提助烏「勝利」之外，更表示不該讓俄國受「屈辱」；反之，德國外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與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卻都清楚表態「烏克蘭必須勝利」──只不過，她們也都沒具體講明究竟是「怎麼樣的勝利」？
即使是相較於歐盟各國態度更加積極明確的美國，也在一定程度上玩起了戰略模糊：一方面，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曾明確宣布，美國的策略是「助烏克蘭取勝、且削弱俄羅斯，使後者再也無力侵略他國」，即所謂「Win and Weaken strategy」。
但另一方面，美國駐北約大使史密斯（Julianne Smith）卻微妙地不提「烏克蘭勝利」，而稱美國的目標是「讓俄國遭受戰略失敗，且撤出烏克蘭」。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與中情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更是向盟國同僚否認有所謂「Win and Weaken strategy」，稱那是奧斯汀的話被外界過度詮釋，事實上美國的目標是「逼迫普丁認知到不能取勝、使其收手退兵」。
儘管總理、總統、國安顧問、情報首長等國安策略的主事者可以拿「戰略模糊」作為應對手段，但眼下的西方社會卻承受不起這種模糊的折騰。除了因為俄國的威脅已重新喚起了冷戰時期社會大眾對核戰的深層憂懼、而需要明確以安撫人心之外，更是由於烏俄兩造孰是孰非的答案非常清楚。事關「民主自由」對抗「威權侵略」的大是大非，輿論當然更傾向要求清楚明白的表態與策略──尤其是在西方自由主義的主流建制頻頻被質疑為「自私偽善」、「軟弱失能」的當下，對捍衛核心價值的問題繼續模棱兩可，只會讓社會更加失去方向。
大是大非必須清楚，但現實策略卻不得不一面保持模糊空間、一面「滾動式調整」，此一矛盾讓援烏制俄的議題甚至與政治光譜與世代族群等因素匯流，從國安策略的辯論上綱成政治價值的激烈碰撞。
如此政治價值激烈的碰撞，又以德國的例子最為突出。
德國長年奉行和平主義外交，在過去的烏俄衝突中向來堅決反對軍援烏克蘭。直到今年俄軍侵烏前夕，德國才被迫政策急轉彎，開始向烏方提供輕型防衛武器，隨後又在4月底迫於盟國壓力才同意提供重型武器給烏克蘭、俾其進行烏東保衛戰。軍援重型武器的決定進而激發了與和平主義信念的衝突，在德國政壇引爆了一場援烏制俄策略的大辯論。
我們可以先畫出一個光譜表來簡單概括論戰各方的立場，為了方便起見，本文暫且將這些立場分別稱為「和談派」、「戰略模糊派」、「軍援派」。
關於「和談派」，不同論者之間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在此僅以德國聲望最為卓著的女性主義者史瓦策（Alice Schwarzer）為例。她在4月29日與一群學界和藝文界人士共同發起一封給總理蕭茲的公開信，反對軍援烏克蘭，幾天內就獲得超過10萬民眾的連署支持，並在媒體上掀起論戰至今。
史瓦策對於俄羅斯的核武威嚇深感憂慮，並且認為：
面對此一核武強權，烏克蘭完全沒有勝算，因此西方不該以軍援的方式給予烏克蘭錯誤的希望，進而去激怒普丁，讓戰事不可收拾。戰爭涉及赤裸裸的實力問題，烏克蘭必須面對這個現實做出妥協，而西方則應停止對烏軍援、並盡快以外交斡旋達成停火協議。
據此，史瓦策的公開信論述道：「烏克蘭抵抗俄軍侵略儘管正當，但抵抗行動也要有限度，既不能讓戰事升級成核戰、也不能讓人民傷亡不成比例。」因此：
- 不該把讓衝突升級成核戰的責任只歸咎於侵略者，因為凡讓侵略者有藉口這麼做的人，也應該要負責。（換言之：軍援烏克蘭的西方、以及不願妥協的烏克蘭當局，都該為讓衝突升高的風險負責。）
- 不該只讓烏國當局來為抵抗侵略的人命代價負責，因為保護人命屬於普世道德。（換言之，不該只由烏國自行決定應付出什麼代價、抵抗到什麼程度，西方當阻止烏國人民「過度」為捍衛自由而犧牲。）
如果仔細檢視史瓦策的論述，就會發現非常弔詭的一面：該論述同時高舉了現實主義和普世價值，但講現實卻脫離現實，並且口稱道德價值卻同時又對叢林法則低頭。並且其要旨恰好可以用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日後的說法來總結：「西方繼續軍援烏克蘭毫無意義，這只會延長烏國人民的苦難。」
該公開信發表之後，隨即遭受各方嚴厲的批判。例如聯邦議會國防委員會主席、自民黨（FDP）的史塔克─欽莫曼（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就以同樣身為女性的角度與史瓦策這位女性主義的老前輩辯論：後者的論述形同主張被強暴的受害者有責任向施暴方妥協、還得讓渡財產給他以避免其失控報復──這種弱肉強食的世界是捍衛人權、民主、和平、自由等價值之人所無法忍受的。
而史瓦策則反駁道：「您提的這些價值，雖然很美好，但烏俄戰爭重點不在這裡，重點在實力問題。」
在這場交鋒中，我們看到一位只談現實叢林的文化社運旗手，需要被一位國防軍事專家提醒不要忘了對價值的堅持。人們對某些角色的既定想像，似乎都得因烏俄變局而重新洗牌了。
此外，史瓦策大聲疾呼要以外交斡旋取代軍援，但卻忽視了最重要的現實：2月24日之前，西方各國已窮盡了各種斡旋手段，仍無法阻止戰爭爆發；並且在戰爭爆發之初，澤倫斯基曾釋出訊息，願意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來與普丁談判，但隨即被普丁所拒絕。至今德法兩國一直試圖重新打開外交談判的大門，都仍未有成果。而西方軍情專家基本上也都研判，只要俄軍在烏克蘭境內還有進展空間，普丁就不會坐上談判桌。
換言之，放棄軍援可能只會讓普丁更無談判意願：能直接搶到手的東西，何必坐下來讓人討價還價？
「和談派」的支持者，例如左翼黨黨魁維斯勒（Janine Wissler）與媒體人尤格斯瓦（Ranga Yogeshwar）被問到「到底要如何才能讓普丁坐上談判桌？」時，都沒有正面回答這個極為現實的問題。
甚至，上述公開信連署人之一的波麥爾（Lars Pohlmeier，國際防止核戰醫師組織IPPNW德國分會會長），於德國公視的政論節目中遭遇這個問題時，先是表示：「可以訴諸中國居中調停。」而當其他與談人指出中國與普丁同一陣線後，他轉而聲稱停止軍援後可期待俄羅斯內部已集結的反普丁勢力，普丁倒台指日可待──這些脫離現實基礎的輕率論述，令其他來賓頗為訝異。
總的來說，史瓦策的論述內含相當嚴重的原則不一致，且其所主張的策略亦有許多現實上的漏洞待補。根據德國著名精神科醫師呂茲（Manfred Lütz）的評論：史瓦策的論述反映了許多德國知識分子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歸，空抱著過去和平主義的信念，而對如今的變局束手無策。
儘管如此，此種被諷刺為「沙發和平主義」（Sofa-Pazifismus）的立場，其出發點是對核戰風險的恐懼，確實也觸及了許多德國民眾的心聲：根據福沙民意研究所（Forsa）在5月的民調：57%民眾皆擔憂軍援可能引發衝突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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