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俄國侵略烏克蘭戰爭,擊碎了戰後歐洲的長期和平,也清脆地粉碎了自兩德統一以來,柏林對於國際戰略的天真想像。但相較於開戰之初,德國上下驟然覺醒的強硬氣勢,柏林當局在接下來70幾天的對俄戰略上,卻持續著擠牙膏式的反覆猶豫。
例如:閃躲了70多天,最終卻在美國與北約盟軍會議上逆轉同意的戰車軍援烏克蘭案,以及烏克蘭駐德大使梅尼克(Andrij Melnyk)一人「外交藍波」似地舌戰群儒── 一邊動員德國輿情施壓柏林馳援,另一邊卻又疾聲厲色、公開怒罵德國總統與總理等領導人的「沒有擔當」──都是讓德國極為難看,甚至被國際盟友質疑信用的尷尬經典。
但在戰爭即將邁向第四個月的現在,德國的對俄戰略究竟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在烏克蘭大使理直氣壯的「正義」面前,德國政府以和平為名的「姑息拖延」,究竟還剩下怎樣難以坦白的歷史共業?還是政治算計?
直到今年2月中,德國都仍誤判局勢認為「俄國不可能發動侵略」,堅決反對軍援烏克蘭、更不願承諾對俄實施能源制裁。戰爭爆發前夕,德國才鑑於時局嚴峻與盟國壓力,先後宣布凍結「北溪二號」(Nord Stream 2)並同意援助烏克蘭輕型防衛性武器。烏俄開戰後第四天,蕭茲突然宣告了「時代轉向」(Zeitwende),放棄聯邦德國長年以來的和平主義國策,一舉增加1,000億歐元的國防特別預算,並表態要積極捍衛北約東線盟國的主權與安全。
此一出人意表的國策大轉彎,一時間雖贏來盟國輿論的驚喜喝采。但德國政府在接下來兩個多月的戰事中,卻不見有太多實質上的轉向。
此論一出,不少軍方專家陸續指出上述技術問題皆有解決之道、關鍵只在執政者的意願,而聯合執政的綠黨(Die Grünen)與自民黨(FDP)對總理蕭茲亦日益不耐,紛紛高調呼籲支持軍援,蕭茲於是搬出了最後壓箱的論述:
德國必須避免因對烏輸送重型武器而讓普丁(Vladimir Putin)將北約視為參戰方、進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論述接著就在美、荷、義等北約盟國陸續宣布軍援烏克蘭重型武裝後,立時顯得左支右絀。
4月26日,美國與40個盟邦在美軍駐德蘭斯坦空軍基地(Ramstein Air Base)召開軍事峰會,這對作為東道主的德國,表態軍援的壓力大增。於是,就在會議開幕前的最後一刻、德國防長蘭貝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在抵達基地時,才終於向現場記者宣布:德國同意提供烏克蘭50輛獵豹式防空裝甲車(Gepard)。
此一拖到最後一刻的立場髮夾彎,與2月底那場「時代轉向」如出一轍,特別是連社民黨高層都對自家總理的決策也多半不知情──就在當天稍早,社民黨國會黨團總召穆岑尼希(Rolf Mützenich)都還在電視專訪中重申要以外交解決烏俄衝突、反對軍援重型武器的立場;總理的突然決策,幾乎成了黨內反對軍援之高層政策布局的災難。
德國聯邦政府又一次在面臨內外極限壓力下做出遲來的髮夾彎,這個「時代轉向2.0」的決定,馬上就受到美國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不成比例的特別盛讚──彷彿深怕若不這樣美言鼓勵,溫吞且內有隱情的德國隨時又可能退縮回去──其實這也正是烏俄衝突升高以來,西方盟國面對德國的態度:儘管外交官員與智庫學者私下對德國頗多慍怒,但官方始終不願明言批判。
例如在1月底、戰爭即將爆發的前夕,當時德國頑固地對美方的俄軍侵烏警告保持距離,除了消極備戰,也沒有對俄能源進口政策做出預置準備,堅持不追隨美國封鎖俄羅斯,導致德美之間的信任危機,逼使德駐美大使發了一通言簡意賅的急電回國:
「柏林,我們麻煩大了。」
儘管如此,拜登政府公開對德仍未有一字怨懟──顯然在表面上,西方盟國做足了尊重德國之「特殊國情」的工夫,檯面上軟、檯面下硬,只是為了讓後者能有餘裕跟上盟友腳步、回頭是岸。
上述那種在「特殊國情」之下、拖沓抗拒後再突然來個「時代轉向」的模式,也重複發生在對俄能源禁運的議題上。眾所周知,德國數十年來受惠於俄羅斯的廉價能源,例如其天然氣價格是全歐盟最便宜的,如此的經濟甜頭讓德國先前寧願對俄羅斯日漸張揚的擴張野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不願正視能源依賴俄國的風險。2014年普丁違反國際法併吞克里米亞後,德國反而加碼對俄天然氣的進口,成為歐盟對俄能源依賴最深的國家之一。如今經濟軟肋被掐在普丁手上,無法果斷回應盟國的禁運號召,可謂自陷窘境。
針對德國的尷尬,儘管盟國大抵仍給足面子、不公開在其傷口上灑鹽,但仍無可避免地讓與德國素有嫌隙的波蘭撿到了一把大槍──烏俄開戰之後,歐盟政治舞台上的道德高低位幾乎顛倒互換,波蘭「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的右翼政府一夕之間成為歐盟抗俄援烏的領頭羊,而向來以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原則來「教誨」波蘭政府的德國則頓成前者外交攻勢的沙包。
波蘭前此輕蔑地把德國稱作「素食者與自行車騎士之國」(用台灣鄉民的話可叫「環保左膠之國」),並諷刺歐盟是「德國主宰下的第四帝國」,若這些論調都還不能取信於人,那麼如今波蘭已確實能名正言順地重砲抨擊德國:
「歐盟對俄實施能源制裁的最大阻力,正是德國。」
再一次,德國在內外交迫的難堪處境下,終究做出了姍姍來遲的髮夾彎──直至烏東大戰開打後,德國都仍堅持反對歐盟立刻實施對俄能源禁運,然而就在5月2日經濟部長哈貝克(Robert Habeck,綠黨籍)又出人意表地宣布:德國已準備好因應措施,不再反對歐盟對俄的石油禁運(天然氣與煤的禁運則還要再等等)。
我們不確定還要在哪些議題上經歷幾次從被動抗拒到「時代轉向」、再從「時代轉向」重新歸零到被動抗拒的永劫輪迴,眼前當機整修中的德國才能順暢重新開機運轉。但是,這種在不願改變與激進轉折中來回拉扯的過程,卻揭露了當下德國政府──更精確地說是總理蕭茲──面對烏俄戰局的基調:
德國缺乏清晰的策略主軸與政治號召(或至少沒有明確傳達出來),每每迫於時勢而宣告政策轉向,但同時又不敢過於要求黨內與民眾做出改變,於是顯得瞻前顧後,最後只得躲入「德國不要自行其是」(Keinen deutschen Alleingang)的大傘下,避免在盟國之間當出頭鳥。這導致外界愈加摸不清其真正的意向為何,終至被內外輿論批評毫無領導風範。
如此不斷自我糾結的德國當局,就被英國評論者諷為「迷失在道貌岸然的被動裡」(lost in sanctimonious passivity)。
西方盟邦都清楚明白蕭茲這種瞻前顧後之姿態的癥結點在哪裡,但也只有受難的當事國烏克蘭直接在檯面上發難、點破國王的新衣:過去「東進/緩和政策」的締造者、對俄政經交流的主要推手、以及「北溪天然氣管線」的強力護航政黨──
癥結點正是總理身後那素有親俄歷史包袱的社民黨。
自從烏俄開戰以來,烏克蘭駐德大使梅尼克(Andrij Melnyk)就化身成戰意高昂的「外交前線士兵」(Soldat an der diplomatischen Front),一面催促柏林軍援基輔,一面刻意採取挑釁策略,頻頻公開點名批判社民黨的高層要員、高聲要求全面清算過去20年對俄政策的錯誤。
3月中,梅尼克把社民黨人概括指為「普丁的同路人」(Kumpels von Putin),引發了社民黨國會議員的一陣口水。同時,在一次聯邦議會的現場,梅尼克聽完外事委員會主席羅特(Michael Roth,社民黨籍,但並非親俄派,積極主張與俄脫鉤、軍援烏克蘭)的報告後,立時勃然大怒,起身甩門而去,口中飆出德語國罵:“Arschloch!”(英譯:asshole)讓德國輿論一陣譁然。
儘管史坦麥爾在俄國入侵後即表態全力支持烏克蘭,如今又以聯邦德國元首的身分,承認過去國策的錯誤──就德方觀點看來,其意義不可謂不重大。但梅尼克對此並不完全滿意,進而認為德國總統此舉仍僅止於口惠而實不至的象徵政治,更不要說聯邦政府此時對軍援烏國重型武器一事仍再三推託,烏克蘭抗戰需要的是總理蕭茲提供的坦克重砲,而非虛位元首的口頭道歉。
隨後史坦麥爾在4月中旬繼續出訪波蘭,宣示歐盟團結援烏的決心,並且計畫緊接著要再與波蘭和波海三國總統攜手聯訪基輔。就在即將成行的前夕,烏國斷然拒絕接待史坦麥爾,不願再隨著德國自我感覺良好的節奏去搬弄象徵政治的外交遊戲,而是直言要「換總理蕭茲來」。
國家元首遭此羞辱,讓德國上下大感錯愕,特別是明顯受到烏國針對的社民黨更是大爆不滿。社民黨大老、於梅克爾執政後期先後主掌經濟部與外交部並兼任副總理的加布利爾(Sigmar Gabriel),向《明鏡週刊》(Der Spiegel)投書替史坦麥爾辯護,並指梅尼克「蜘蛛網」之說是惡意的陰謀論。梅尼克隨即在Twitter火力全開反擊:
「真正惡意的是加布利爾和社民黨長年以來的親普丁政策,就是它導致了針對烏克蘭的野蠻滅絕屠殺,Shame on you!」
接著在5月初,被烏方頻頻催促儘速來訪的總理蕭茲,才剛從軍援與能源制裁的表態上充足了底氣,便立刻轉守為攻擺出強硬姿態,也斷然拒絕出訪基輔,除非烏方先接待總統史坦麥爾。蕭茲此舉隨即又被戰力滿點的梅尼克拿德文歇後語來諷刺:
「演一條『見笑轉生氣的豬肝香腸』(eine beleidigte Leberwurst spielen),實在沒什麼政治家的風範。」
直到5月5日,德烏才各退一步,雙方總統互通電話,澤倫斯基表示竭誠邀請史坦麥爾與蕭茲訪問基輔,而蕭茲政府也先由外交部長貝爾柏克(Annalena Baerbock,綠黨籍)出訪烏克蘭,這場圍繞在究責社民黨的外交衝突才見到平息的跡象。
梅尼克這位「外交藍波」以違反外交原則、激進挑釁的爭議性手段,確實成功助燃了德國社會清算檢討社民黨對俄政策之激辯的大火。儘管他也自承這種手段是「如履薄冰」、而德國輿情亦多半表示能理解那是烏克蘭出於國難之急的非常方法。
然而,這位駐德大使極端戰鬥性的修辭論述,常流於片面簡化、甚至曲解事實的來龍去脈,反而不利於德國如實徹底地清算對俄政策的政治工程。因為,正如《時代週報》(Die Zeit)副總編輯烏利希(Bernd Ulrich)所指出的:
「梅尼克對事實脈絡的簡化曲解,剛好授人以柄,讓抗拒清算的聲音更加理直氣壯,也讓過去的主事者得以遁入口水混戰的煙霧,藉以避重就輕、自我開脫。」
換言之,烏國大使愈是訴諸「惡意」、「利益勾搭」、「姑息」、「助紂為虐」之類的道德譴責,德國主事者們反而愈能大力主張其對俄政策是維護歐洲安全秩序的善意努力。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於2008年德國力阻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爭論:梅尼克單方面從今天的角度出發,譴責德國當年此一對俄軟弱的綏靖之舉,正是煽動普丁侵略野心的重大錯誤。對此,德國主事者完全可以回到當時決策的背景來自我辯護:
彼時連烏克蘭自家的民意都有6成反對加入北約(支持者只有2成),烏國憲法亦明文規定其國家中立;況且,若真讓其加入北約,烏俄戰事恐怕早已提前爆發──結論還是「德國確實出於善意與理性,努力維持後冷戰歐洲多邊主義的和平秩序」,而錯只錯在普丁背叛了歐洲的安全共識與德國的善意(如史坦麥爾在公開認錯後,仍堅持這個結論)。
類似這樣訴諸道德正當性的交鋒,往往遮蓋了真正的問題癥結所在:暫且不論部分明目張膽的親俄掮客,究竟是出於什麼理由,讓社民黨的主事者──尤其是像史坦麥爾這樣素以理性負責的形象深得民意的政治人物──儘管明知普丁的野心、儘管頻頻受到專家智囊的提醒警告,但仍理所當然地錯得如此離譜,甚至將德國經濟穩定與國家安全的把柄放手交給普丁,還一廂情願地深信自己是在致力維護歐洲的安全?
對此,我們就得梳理德國社民黨與俄羅斯之間那一言難盡的來龍去脈。
※繼續閱讀下篇:〈誰為「普丁同情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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