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一開始我們是拒絕的。」

關於其對俄關係的淵源，社民黨確實是能套用這句台詞的。在威瑪共和時代，德國社民黨作為左派，反而因路線問題而與當時的蘇共勢同水火，並且也因其明確親西方民主的立場（相較於當時德國右派大力主張聯蘇以制西方、藉此恢復一戰後德國的地位），被蘇俄定調為「社會主義法西斯」、「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是其指示德國共黨所要打倒的敵人。

二戰後冷戰初期的社民黨延續了此一反蘇俄、親西方的傳統，直到該黨傳奇式的領袖人物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活躍時才出現轉折。其於1961年「柏林危機」時任西柏林市長，在最前線經歷了冷戰衝突瀕臨爆發熱戰（甚至核戰）的危急事態，布蘭特與其政治助手巴爾（Egon Bahr）乃開始規劃對蘇聯陣營的緩和政策。

西德的國際地位自此大為提升，布蘭特成為社民黨史上備受崇拜的英雄人物（現今其中央黨部就叫「威利・布蘭特大樓」），而東進政策更在往後被社民黨奉為不可動搖的金字招牌。

社民黨政府逐漸體認到，掌握這樣的對東溝通管道，非常有利於西德。首先是政治上的利益：追求「國家再統一」始終是西德政府念茲在茲的首要任務，而所有與東德的接觸與溝通，都必須獲得蘇聯的首肯，因而與蘇聯打好關係自然是有利的。再者當然就是經濟上的利益：從布蘭特時期就開始浮上檯面的與鐵幕國家之經濟合作──特別是投資蘇聯能源產業、藉以換取廉價天然氣與石油進口的交易──躍升成為東進政策如火如荼的實質重點。

也正是上述轉變中，處於國家分裂特殊處境下而有求於蘇聯的西德，面對東進之政治與經濟利益，就更加顯露其外交行動時而與西方盟友脫隊的「德國自行其是」之特徵。例如：1981年波蘭團結工聯聲勢浩大，波共政府宣布戒嚴令以進行打壓──對此，施密特和巴爾都站在同情波共當局與蘇俄的一邊，表示針對異議公民組織的這種舉措「是維持秩序的不得不然」。

此外，不同於其他西方盟邦，為了避免讓蘇俄不滿，西德甚至盡量不與鐵幕國家的異議分子接觸。西德社民黨政府這種特別「尊重」蘇聯利益旨趣的姿態，使其東進政策下與中東歐國家的關係逐漸轉變成：為了德國自身國家利益，傾向犧牲中東歐國家的主權與追求自由的權利，以獨重俄國。

今年5月3日，德國剛統一後到蘇聯解體前該年度（即1991年）的聯邦德國外交檔案正好解密出版，從中可以清楚還原柯爾政府當初是如何繼續貫徹「維持現狀、重俄以利己」的原則──這奠下當今德國不少老一輩政治人物對俄之思考邏輯與特殊情感的基調，同時也明顯損及了烏克蘭的利益。

1991年的此時，剛完成兩德統一大業的柯爾政府，亟需中東歐保持局勢的穩定，並不願見蘇俄崩潰引發變數。一方面，德國之所以能出人意料地迅速實現和平統一，最關鍵的因素是得到蘇俄改革派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首肯，德國人因此普遍對戈巴契夫心懷感激，而願投桃報李以助俄國（戈巴契夫至今仍是最受德人喜愛的俄國政治人物）；另一方面，德國也需要戈巴契夫的蘇俄來協助保障統一後局面的安穩。

況且，當時尚有數十萬蘇軍駐紮在原東德境內，戈巴契夫在蘇俄內部地位遭受軍方鷹派挑戰而搖搖欲墜，柯爾政府深恐若戈氏倒台（當年8月19日戈氏即遭軍變被軟禁3天，隨即由葉爾欽平息事變），德國將陷入難以收拾的動亂。

「如果蘇聯崩潰了，那麼有朝一日俄羅斯將出現一位法西斯領袖，他會向烏克蘭索討克里米亞。」

而這個預言，最終在2014年確實應驗了。

據此，柯爾與其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自民黨籍）不但大力反對波海三國與烏克蘭獨立（這大概就是梅尼克稱德國政治人物多有「俄烏一家親」之成見的淵源，但必須指出，類似態度並非德國獨有，當時如法國亦曾擔憂蘇聯加盟國獨立將導致動亂），同時也為了避免過分刺激蘇聯，乃技術性地推阻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加入北約。

根據日前出版的解密外交檔案顯示：德國當年的確私下向俄承諾，拿「阻止北約東擴」作為條件，交換莫斯科「支持德國統一」，並且同意讓統一後的德國自己繼續留在北約裡（隨後德國亦力促北約公開承諾不東擴，但遭美國拒絕）。

也因此，從俄國的觀點來看，稱北約東擴是西方（更確切來說是德國）背信，嚴格來說也並非全然出於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被害妄想。德國當年帶頭造出的這項歷史之業，乃繼而被普丁反過來利用，將之扭曲宣傳為入侵烏克蘭的藉口。

1998～2005年，政權又回到了社民黨的手上，而聯邦德國的東進政策在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的主政下，被推向全新的高度。此一時期是後冷戰秩序下承平的年代，人們對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抱持樂觀的希望，以經濟互依代替軍事外交對抗是主流趨勢，而甫任總統的普丁在當時也表現得像是推進俄羅斯民主化的希望領袖。

普丁以此進步形象，於2001年到德國聯邦議會以流利德語發表的親歐演說，即擄獲不少德國政壇人士之心。2003年，美國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而與反戰的德國起摩擦，隨即引發後者批美疑美的浪潮。普丁趁機拿擴大能源貿易的優渥條件拉攏德國，以德俄經濟互賴作為德美夥伴關係替代方案。

自此，「北溪天然氣管線」、「保持戰略等距」、「（從里斯本到海參威的）歐洲安全建構」等概念開始在德國政治的場域頻頻曝光，政壇同時也出現了被稱為「懂普丁之人」（Putin-Versteher）的光譜與輿論：在此，和平主義傳統、反小布希政府之情緒、對俄歷史情感與補償心態、對過去東進政策的緬懷、對「西方中心主義」之自我批判，以及國際戰略替代方案思考等要素，一起被俄國廉價能源（及原物料）的巨大經濟誘因巧妙地無縫串連起來。

普丁更刻意加碼利用德國反省二戰罪責的記憶文化，宣傳俄國作為二戰受害國及德對俄的歷史責任，使得上述德國「懂普丁」的論述又被鍍上一層道德正確的金膜──受此風向的影響，史坦麥爾甚至曾稱：

「興建北溪二號，是德國對俄的『應負道義』。」

此一論述所主宰的對俄政策，同時迎合了德國的利益與道義、理性計算與歷史情感，這種既能符合和解反省大義同時又能發大財的雙贏模式，網羅了從左到右、從社民黨到基民盟、從現實主義者到緩和政策之理想主義者的跨政治光譜支持（另外還有狂熱的普丁崇拜者，同時存在於極左與極右的陣營）。

這段時期親俄的代表人物當然就是總理施羅德。其與普丁私交甚篤，曾將後者捧為「純正無暇的民主派」（lupenreiner Demokrat），同時也是北溪管線的最大推手。施羅德卸任總理後隨即先後轉任北溪集團與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監事會主席，擔任普丁在德國的重量級說客。烏俄戰爭爆發後，施羅德頓時成為聯邦德國與社民黨在世人眼裡之汙點的象徵。黨內要求其退出俄國企業並退黨的呼聲高漲，但這位前總理始終不為所動，繼續為他的好友普丁辯護。

施羅德主導的德俄經濟互賴關係，在2005年後也被由基民盟與社民黨合組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政府所繼承。梅克爾作為聯邦德國「局外人」式的非典型政治人物，本身沒有過去東進政策的政治包袱，其對普丁的認知也與施羅德大不相同──梅克爾相當清楚普丁的特質，稱其為「惡棍」，並稱北溪管線是為地緣政治野心服務、掐住德國的「惡魔計畫」。

但諷刺的是，面對普丁於2007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開始顯露對西方的敵意與擴張的野心之後，梅克爾政府卻反讓德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逐年大增。

2008年梅克爾阻止了烏克蘭與喬治亞加入北約，普丁隨即就在數個月之後進軍喬治亞。接著俄國在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後，時任德國經濟部長加布利爾（Sigmar Gabriel）在隔年批准了俄羅斯天然氣（Gazprom）收購德國的儲氣槽，並促成北溪二號的興建，直接損及烏克蘭利益。緊接著，普丁又在2016年繼續介入敘利亞內戰，可同年時任外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現任德國總統）訪俄演講時卻表示：

「鑑於克里米亞與烏克蘭危機，德俄雙方更應加深交流，彼此尊重溝通。」

到了2021年9月，北溪二號完工準備啟用，普丁即陳兵烏克蘭邊境，接著不到半年就爆發侵烏戰爭，而此刻德國對俄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已從2015年的45%一路攀升至史上最高的55%。

總結梅克爾時期的德俄互動，可以得出一句話：普丁愈是肆無忌憚，基民盟與社民黨的大聯合政府就愈樂於正中「惡棍」的下懷、受其「惡魔計畫」所制──但對此，德國當局卻反過頭來認為：自己正努力以經濟關係牽制普丁，以維持歐洲安全秩序。

如此離譜的錯誤，乃被耶魯大學東歐史家史奈德（Timothy Snyder）稱作是除了美國伊拉克戰爭之外，出於「舒適、犬儒又廉價之自我感覺良好」的21世紀至今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

導致此一重大錯誤的癥結點，並不在於像施羅德那種徹底親俄又有直接利益掛勾的「懂普丁之人」，因為這類人畢竟並非多數──即使是在社民黨中，許多人也並非烏國大使梅尼克所描繪的「普丁同路人」。正如《時代週報》（Die Zeit）副總編輯烏利希（Bernd Ulrich）之見，真正的癥結在於，許多中規中矩標榜理性的政治人物、幕僚、智庫們在很大程度上也都落入了一種共犯性的思考陷阱，不但無法即時校正錯誤，還以每每看似冷靜負責的論述和決策助長了災難性的後果。而總結整個東進政策50多年來的演變歷程，我們大體可以勾勒出來，源自該政策歷史遺產的思考陷阱是如何出現的：

首先不能忘記的是，東進政策最初是因應國家分裂的特殊處境而被端出的策略，且其重點在「交流以『促變』」。早先布蘭特版本的東進政策之所以能成功，是同時建立在以下三項要素缺一不可的平衡運作之上：

隨後聯邦德國體會到其國家統一有賴於蘇俄自身的穩定與對德的善意，東進政策乃發生重心轉移，不再強調「促變」。並且聯邦德國也在西方隊伍中逐漸「自行其是」、重俄以利己，最後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損害了中東歐鄰邦的利益。

此一東進政策的變體版在德國統一後，即成為王道理念：承認俄國作為歐洲地緣強權的現狀而不加改變（雖然表面依舊標榜著「促變」），並視俄國利益的滿足為穩定東歐秩序及保障德國自身利益的前提──這樣的理念在第三波民主化與後冷戰全球化的承平發展下，曾經也不失為符合潮流的合理選項之一──此一選項進而結合了德國社會的歷史反省文化、和平主義傳統、對戈巴契夫感激之情、後冷戰多邊主義敘事等要素，登上德國政治（特別是社民黨）神壇被奉為神主牌，成為老一代德國人外交思考的基因與慣性。

而這樣的基因與慣性隨後就為普丁所趁，加碼經濟誘因，讓德國的東進政策變質成如今備受爭議的最終版本：在視俄國利益的滿足為穩定東歐秩序的前提之上，更試圖以德俄的經濟互賴來保障歐洲的安全秩序。然而此刻的國際局勢早已大異於後冷戰初期的承平緩和，當普丁扯下其「親歐民主派」的面具後，東進政策的內涵便愈加顯得過時與空洞，甚至經常淪為替經濟利益洗白鍍金的萬用藉口。

自從普丁併吞克里米亞後，德國專家與輿論針對東進政策的警告檢討聲浪不斷，然而執政者的慣性依舊──特別是聯合執政的社民黨。儘管部分社民黨人已對東進政策開始產生自我懷疑，但該黨2017年後的民調聲勢處於委靡不振的歷史低谷，以致於黨內遲遲無人敢站出來另捅馬蜂窩、質疑自家的政策神主牌。

社民黨就這樣拖到了普丁入侵烏克蘭，讓自己更加成為內外砲轟的眾矢之的。自從2021年底烏俄衝突升溫以來，社民黨即陷入內部激辯。儘管黨內普遍聲討普丁並對其不再抱持幻想，但至今部分檯面上的人物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重視俄國」（他們對「親俄」這個標籤表示抗議）的慣性思考。

例如前黨魁普拉策克（Matthias Platzeck）表示：要尊重俄羅斯的安全需求（他在2014年曾主張要承認俄國併吞克里米亞，「不能讓普丁成為輸家」）。

又如國會議員史泰格納（Ralf Stegner）主張：德俄仍要追求「共同安全」，沒有俄國參與或反俄都是行不通的。

而國會黨團總召穆岑尼希則也稱：能理解俄國對北約東擴的擔憂（儘管他自己並不認同），歐洲安全秩序仍應納入俄羅斯（但不能是普丁的俄羅斯）。

今年3月下旬，社民黨基礎價值委員會的兩位成員──梅克爾與施羅德（Wolfgang Merkel與Wolfgang Schroeder，這兩個姓真的只是巧合）──發表了對社民黨「新安全政策」之建議。但諷刺的是，兩位作者的論述卻幾乎就是施羅德和梅克爾時期對俄政策之邏輯更加露骨的翻版：

「小國的主權都要顧及強權的利益才能實現。」

兩位作者並主張社民黨應採取一種新現實主義，在烏俄停戰之後德國不能與俄國對立，而要繼續推動經濟互賴，將俄國利益納入歐洲安全秩序。此外，他們還認為，美國往後將不再作為歐洲安全的擔保者，因此德國與歐盟也應根據相同原則來面對作為另一強權的中國──因為「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至今都還未被充分顧及」。

讓人驚訝的是，在兩位社民黨基礎價值委員會成員所主張（事實上從施密特和柯爾時期以降德國就一直都在實踐）的「新」政策裡，完全看不到任何有關「社會民主」的價值。此一令人咋舌的言論隨後也遭到來自社民黨成員的嚴厲抨擊。

目前，社民黨內關於對俄政策的清算、以及下一步應以何種姿態來面對普丁的俄國，仍然處於思想內戰中而莫衷一是。

籠統地說：老一輩的社民黨人相對傾向和北約保持一定距離，顧慮俄國的強權角色，反對軍援烏克蘭、並強調和平談判，停戰後繼續將俄國納入歐洲秩序；青壯輩則傾向明確與西方盟友同步行動，採取對俄強硬立場、支持軍援烏克蘭，「不能讓普丁贏」。

這些青壯世代的聲音來自例如國會外事委員會主席羅特（Michael Roth）、國會社民黨團外交事務發言人施密德（Nils Schmid）等人。此外，羅特亦公開直言，柏林過去的對俄政策損及了中東歐國家的主權，並呼籲成立調查委員會來清算檢討。

烏俄之間的戰事恐怕會陷入長期泥淖，而德國社民黨的激辯目前看起來也可能還要持續一陣子。總理蕭茲（Olaf Scholz）日前接受《明鏡週刊》（Der Spiegel）專訪時被激將式地問到：「社民黨是不是和平主義政黨？」

蕭茲如此回答：「社民黨是追求和平的政黨，不是和平主義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