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選剛結束，梅克爾（Angela Merkel）即將卸任，而台灣讀者最關心的問題似乎都是：德國的對中政策與對台關係是否會發生變化？但其實對外政策在本次選戰中是相當邊緣的冷議題，德國也從未對此抱有積極規劃。反之，這場跨入後梅克爾時代的大選所反映的，毋寧是一個大夢初醒、恍神迷茫的國家。

本文要追溯梅克爾上任以來，德國的社群生態、集體心理與政治氛圍的鉅變，並描繪出當前德國政治地景的破碎與對未來方向的迷惘。從這個角度，台灣讀者或許反而能得到更多共鳴──因為我們都同處於這種破碎迷惘的時代潮流裡。

德國大選在9月27日結果底定，社民黨（SPD）以不到2%的些微差距領先梅克爾所屬的基民盟（CDU），長達16年的梅克爾時代正式進入落幕前的看守期，德國的政治生態與社會氛圍也隨之來到了重大的歷史轉折點。

從2005年至今，德國人在梅克爾的執政下，經歷了一段與西方同儕國家大不相同的16年：次貸風暴、歐債危機、難民危機、後事實時代的民粹狂潮、COVID-19大流行，一波波空前規模的危機以空前頻繁的節奏席捲國際，然而德國卻屢屢能在風暴中軟著陸，甚至從2010年起更逆風高飛，進入了經濟景氣蓬勃、生活品質穩定的黃金十年。

梅克爾作為一名手腕老練的現況維持者，為德國人帶來了大抵能沉浸在平行世界樂土的餘裕，也讓德國社會在面對各種危機的急迫改革需要、以及面對俄中威權對西方民主日漸白熱化的系統性挑戰時，態度總是顯得既消極拖沓又抱持僥倖。對此，德國著名當代史家文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以這樣一句話來總結梅克爾時代的德國：「一個始終樂於從國際衝突中抽身自顧的國家。」

然而梅克爾這位擅於遮風擋雨、照護國人的「德國媽咪」，畢竟無法阻擋社會變遷的潮流。在其所盡力維持之政經穩定的外表下，德國社會的內部裂痕其實正在快速撕裂現狀。

梅克爾上台之時，德國早已開始面對所謂「中產社會」瓦解的後果。

中產社會指的是二戰後至1970年代末期，以傳統製造業為經濟主幹之工業國家的社會型態。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只要受過中等教育，就能進工廠生產線當技術工人，而蓬勃的工業景氣則保證了就業與社會福利，實現了經濟成果分配的雨露均霑。這使得直到戰前都還被視為無產階級的大量工廠技工，經濟地位大為改善，從而被廣泛吸納進原本只以小資產階級（如專業技匠、小老闆、公務員等）為主的中產階級。

那段時期德國的階級結構因而呈現為「洋蔥型」──中間階層厚實、頂層與底層所佔比例則極小。這樣的中產社會最大特徵就是同質性極高：工業生產的工作倫理與主流社會期待，要求人們壓抑個性、成為在社會整體中盡義務的小螺絲釘。求同貶異的風氣主要表現在兩方面：所謂「向瓊斯家看齊（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的生活理想、以及對「正常」的價值信念。前者指的是一種與同儕鄰居比拼房車家電等物質生活、深恐落後或與人不同的生活態度；後者所指的「正常」價值則是一系列家父長制小家庭的倫理，例如傳統性別分工、壓抑情感表達、拼經濟求上進等等。

中產社會因而不只表現在經濟分配的均等上，而更表現在對一切「中間」價值的高度共識，也因此，這段時期的德國政治是非常穩定的。無論是親勞工的左派社民黨或為小資產階級代言的右派基民盟，兩者皆擁有近似的生活理想、也共享對「正常」的價值信念，因而在競爭之外都還能對話合作。政治板圖長期被這左右兩大「全民政黨」所平分，兩者加起來皆能涵蓋8、9成以上的民意。

社會的高度共識，也反映在傳統大眾媒體的高度影響力上，最具代表性即是德國公視第一台（ARD）的《每日新聞》（Tagesschau）：晚上8點一到，全民放下手邊雜事、專注地參與這每天15分鐘的晚間公民課程──節目中嚴謹的報導與評論不但為公共討論提供了權威的事實基礎，主播與記者的用字遣詞與舉止態度，也成為公共生活的行為標竿。在每晚收看《每日新聞》的同時，全民也一再確認了一個基於權威事實與價值共識的、德意志公民的共同體想像。

然而，隨著產業重心從傳統製造業朝向知識經濟轉型，上述中產社會的共同體想像，從1980年代起就開始產生鏽蝕。知識經濟對個性創意與高學歷的要求，以及其所帶來的生活風格多元化、社會競爭化與流動化、經濟分配趨向極端化等效應，到了2005年梅克爾上台時，已使原本想像的共同體大致解體。

根據柏林洪堡大學社會學家雷克維茲（Andreas Reckwitz）的分析，此刻德國社會遭遇的是極端的階級分化：過去工業經濟中流砥柱的老中產階級（即傳統技工與小資產階級）被邊緣化為昨日黃花，知識經濟的都會新貴中產取而代之成為時代寵兒，同時，新經濟模式的黑暗面也分化出一群以低端服務和派遣勞動為主的新底層階級。

更嚴重的是，被割裂為老中產、新中產、新底層的三元社會，還沿著這三條裂痕繼續分化。每個階級都不再像過去一樣擁有特定階級共識，而是又沿著不同生活風格與世界觀繼續裂解為不同的「社群生態圈」：根據市場與社會調查機構SINUS的研究，例如德國的新中產就可再往下細分成：社運／環保圈、自由派知識分子、新貴經理人、文創潮人圈等等，各圈的生活風格與政治態度都彼此迥異（是故「左膠」、「進步派」等標籤顯得粗糙且過時）。

共同體的解消，對德國社會的集體心理與政治生態造成了不可逆的衝擊。以揭露德國社會深層心理而膾炙人口的心理學家古納瓦德（Stephan Grünewald），對此的分析相當精闢：

梅克爾時代，德國社會的「我們」只短暫出現在每屆歐冠盃與世足賽期間（也因此，2014年奪下世界冠軍與2018年慘遭淘汰，對德國都具有遠超比賽的社會意義）。在賽期以外，德國人的自我認同則非常諷刺地，是透過確認社會內部的對立來建立的。例如：新中產透過觀看所謂「底層電視台」（Unterschichts-TV）的實境秀，確認自己對煙酒癮、嗜吃肉類與零食、肥胖、不運動、放縱小孩、家庭衝突頻繁等「不自律」之「底層生活風格」的輕蔑與優越感。又如德西人透過確認德東人的政治不正確與品味俗氣、而德東人透過確認德西人的高傲愛現與不切實際，來劃定各自的身分認同。

在此一碎片化的社會地景中，異溫層並非彼此不透明、而始終都互相看得見；但平行社會頻繁互望的結果，只是一再被差異所刺眼、加深成見。這種主要靠排斥它者來建立的同溫層自我認同，不像過去的階級認同那樣有具體的意識型態與世界觀作為基礎（例如勞工階級的社會主義、小市民的保守主義、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等），而恰恰是內容籠統、缺乏固定意識型態的。

根據古納瓦德的訪談研究，相較於50歲以上的族群，缺乏固定政治世界觀的德國年輕世代，其政治決定則更加務實、追求眼前瑣碎的利益。他們往往到選前才匆匆看過各黨政見，僅憑電視辯論會的印象、政黨海報的內容、易消化的政策懶人包，像看賣場商品型錄一樣選擇政黨。這樣的選民對政黨的忠誠度低、投票行為也難以預測。例如有年輕受訪者就表示，自己很重視環境問題、理應投給綠黨（die Grünen），但偶然看到自民黨（FDP，親資方的新自由主義政黨）主張取消看診掛號費，就投給後者了。

這種去意識型態化、速食化、瑣碎化的選民性格，一般而言是懷疑政治、對執政者更加敏感挑剔的；但其政治判斷主要訴諸直覺感受、易被突發事件煽動情緒，因此也更容易觸發網路上的「屎尿風暴」（shitstrom）。此外，由於缺乏政治世界觀作為判斷的指引，他們一般都對系統性的政治批判興趣缺缺，而傾向維持現狀、兌現眼前利益。政治板塊的碎片化加上選民的去意識型態化，這使得傳統左右意識型態的兩個「全民政黨」的選票嚴重流失、單一議題的新政黨得以興起，例如海盜黨（Piratenpartei）與德國替代選擇黨（AfD）。此外，執政者也落入了討好選民、不敢挑戰選民情感之「恩庇政治」（Klientelpolitik）窠臼。

梅克爾在政壇上的成功，正呼應了此一潮流。2008年次貸危機的震撼與梅克爾果斷迅速地危機處理，讓德國選民確信，這位能幹的「媽咪」是滿足他們一切需求的不二人選。梅克爾也隨即調整執政路線，放棄上台之初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計畫，往社民黨路線轉彎，加碼社福、育兒、退休金等政策，因而廣獲跨黨派選民的信任與支持。歷經一波波跨國危機，梅克爾個人的形象進而成為德國破碎之共同體的暫時替代共識、成為其社會撕裂之痛的鎮靜劑。

此一彷彿將時代狂潮暫時凍結的假象，在2015年9月遭遇了一次嚴重的震撼：承諾為德國人維持現狀的「德國媽咪」向數十萬難民開放邊界了──原來她不只是德國人專屬的媽咪，她同時也是外國難民的媽咪。德國人開始驚覺自己事實上已無法自外於世界，隨著梅克爾鎮靜劑的暫時失效，難民危機的震撼乃成為水壩決堤的破口，讓原本就已沸騰的內部撕裂衝突一湧而出──德東人長期被德西人所歧視的怨憤、老中產對新中產的不服氣與對過去「正常」之中產社會的懷舊傷感，都在此找到著力點。頓時，難民成為德國共同體裂解之痛最具體的代罪羔羊。

2021年告別梅克爾的大選因而呈現出三個空前：選民空前猶豫不決、選情空前曲折難料、結果空前曖昧不明。作為跨黨派吸票機的梅克爾，她的離席讓一系列問題重新解凍並徹底白熱化：政治板塊碎裂、社會缺乏共識、去意識型態化的選民對未來缺乏方向、各黨獲得的近4成都是搖擺選票等等。

也因此，選戰主軸理所當然地忽略黨派意識型態與具體政見，而聚焦在3位總理候選人抽象的個人特質上。但不幸的是，其中基民盟的拉謝特（Armin Laschet）和綠黨的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都因黨內派系妥協而被提名、並非最受基層歡迎的候選人。而社民黨的蕭茲（Olaf Scholz）則因作風低調無魅力、以及該黨長期委靡不振的民調，在起跑時幾乎就被宣判出局。這使得選民只能失望地在三人身上反覆翻找梅克爾的神韻，也讓選情走勢極其歇斯底里，出現了三波讓人跌破眼鏡的戲劇性轉折：

由於選民對長期執政的基民—社民大聯合政府早已厭倦不滿，再加上自氣候大罷課運動以來民眾對氣候議題的高度重視，綠黨自年初開始聲勢就一路攀升，直到4月反超基民盟成為民調第一。4月下半，該黨提名貝爾伯克為總理候選人，德國社會開始能想像由一位年輕綠黨女性總理執政的未來。

然而也就在此刻，綠黨的民調突然開始暴跌。這一方面固然可以歸因於選民真正期待的是綠黨另一位政治明星哈貝克（Robert Habeck），而非年輕無經驗的貝爾伯克；但另一方面，社群媒體上匿名帳號與所謂「另類媒體」針對後者所發動的假新聞抹黑戰，則更是推波助瀾的關鍵。

其中最令人詫異的是，一個發布如「綠黨人開休旅車跑選戰」等廣為流傳之假消息的Instagram匿名帳號「幹翻綠黨」，大方回應了記者的詢問：他自承是19歲的高中畢業生，自己因為愛放煙火，所以要阻止綠黨執政。整件事的荒謬之處在於：綠黨從未主張禁煙火。

這也再次突顯了德國新世代去意識型態化的選民生態：人們可以出於極其瑣碎的小事（例如想放煙火），就化身為社群網路上最具殺傷力和影響力的假消息散布者──製造假消息未必需要與極端化政治意識型態掛勾，而無意識型態的、瑣碎無聊的假新聞製造者，往往更難追溯與應對。

對貝爾伯克殺傷力最大的，則是指控其學歷造假的假消息與論文抄襲的爭議。這是一場由「境外勢力」──奧地利的一個「另類網媒」所掀起的扒糞戰，終而在德國主流媒體上引爆。綠黨也從4月民調高峰的28%攔腰折斷，最終選舉結果落在14%。

就在貝爾伯克聲勢殞落的同時，拉謝特的民調則迅速回溫，在6月底攀上30%的高峰，大幅領先社民黨與綠黨。但也就在這個時候，通訊軟體Telegram上面開了一個名為「摧毀基民盟」的群組，它結合了許多小群組與匿名帳號，討論起在各種社群媒體用hashtag帶風向的行動。

7月，北萊西法邦發生嚴重洪災，帶走了130條人命，拉謝特作為該邦首長理所當然地投入了勘災。但就在總統史坦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 於災區肅穆地發表談話時，站在他身後的拉謝特被媒體捕捉到與一旁幕僚嘻笑吐舌的畫面，輿論隨即大譁、其本就不甚佳的形象遭到重挫。社群媒體上各種匿名帳號更逮住機會，發動「拉謝特之笑」的hashtag行動（#laschetlacht），同時也開始流傳拉謝特私吞災款的陰謀論；乃至於出現拉謝特發言的圖文產生器供人隨意製造內容──其格式擬似新聞，幾乎可以假亂真。輿論滾雪球的態勢下，基民盟的民調應聲暴跌。

就在選前的最後一個多月，選民躁動的青睞終於投向一路坐冷板凳、但也都沒有犯錯的蕭茲身上。社民黨在棄保效應發酵下奇蹟似地起死回生，從長期委靡不振的15%，最後拉拔到25%，擊出了一記逆轉的再見全壘打（或許更精確地說是：只是站著就被保送回壘）。

這三波轉折讓我們看到，沒有了梅克爾那種長期積累的光環，在面對碎片化的社會時，德國政黨與政治人物的民意基礎是何等易碎。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德國民意在失去了梅克爾這個選項後，恢復了何等缺乏方向、浮躁難測的原貌。

大選最終結果沒有任兩黨能聯合過半，勢必由三黨合組內閣。目前態勢正朝向由社民黨的蕭茲接任總理、與綠黨及自民黨合組聯合內閣──這個橫跨社會分配正義、氣候環保和新自由主義，既想增稅舉債擴大公共投資、又想減稅撙節支出的微妙組合，預計還有很漫長的組閣談判之路要走。

這正好是對曖昧之民意的嘲諷，而選民要知道自己投下的一票到底能得出什麼樣的政府，最快大概得等到聖誕節前才會清楚。德國去意識型態化的民意這次為自己製造了一部魯布．哥德堡（Rube Goldberg）式的轉蛋機，一票投下去要經歷一番累贅怪誕的冗長程序，而且最後掉出來的轉蛋開出的東西，還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選後至今，德國人唯一能百分之百確定的只有：梅克爾時代要走入歷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