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蔡英文就職被國內外媒體稱為歷史性的一刻，台灣有了第一位女總統。當電視上直播蔡英文走進總統府進行宣示就職的儀式，看到那個畫面，心裡有小小的激動：啊，總算有個跟我一樣的女人走上這個舞台。少數「女強人」的代表性還是很有力量與重要的。不過當直播來到各位新閣員的就職儀式時，看到一個個唸出的名字以及站在那裡排排列幾乎都是男人時，剛才的小激動馬上轉為大不爽。沒有真正的性別意識，少數代表女性的重要性還是很有局限性，這是為何婦團與性別團體要抗議蔡英文的性別盲。 

當國內外一再強調蔡英文作為台灣第一任女總統，以及亞洲地區第一位非政治世家出身女總統的性別歷史性意義時，蔡英文本身以及她的團隊從選戰主軸、當選感言到就職演說，都不提她所創立的新性別歷史意義。因為他們知道女性身分在政治場域對她很難有加分、還常是減分、污名的效應（如美國總統歐巴馬當初首任競選時一直避談、刻意淡化其非裔族群身分）。

為了向社會證實其適任性，有些女性政治人物還會刻意疏離其性別身分，甚至以排擠其他女人以及刻意忽視性別議題來避免凸顯出女人身分，如果可以，我相信她們在某些時刻應會希望自己是可以「通過成為」男人（passing as a man）；強勢者的優勢與特權，會讓弱勢者想望成為強勢者的一員。 

少數女性政治人物的成就很難翻轉父權以本質論述女性的政治不適任性，而且女性或男性政治人物的不適任性又常歸罪於女人的錯，最後千錯萬錯都是女人（弱勢者）的問題，這可以解釋為何沒有強烈性別意識的「女強人」一旦進入權力核心會刻意不提其身為女人的性別身分。 

蔡英文還未上任前，婦女、性別團體已對她不滿翻桌。林全內閣的女性閣員只有4位、僅佔所有閣員10％，回降至1997年蕭萬長時的女性內閣的低水平比例，這對視女性參政作為衡量性別平等重要指標的婦女運動是個重挫。此外，新內閣不僅是以男性為主，還是以嬰兒潮漢人男性菁英為主，世代、族群、性別、性少數多元代表性的考量顯然不在組閣人選的考量。 許多人也許會說，閣員的單一性組成，不代表台灣社會多元群體的需求在施政過程會被忽視，相信這是台灣社會許多人對新政府的期待。

不過從蔡英文當選後，在幾波民間團體與個人對性別比例組閣重要性的呼籲與要求下，最後新政府女性閣員比例卻是民主化以來的歷史新低，更不用說還有其他民間團體已對新政府在兩岸關係、勞動、土地開發等議題的抗議，甚至原計畫要以「表演社會抗爭」來慶祝520政權就職，都已彰顯新政府對公民社會的怠慢。 

婦運團體對第一位女總統不一定要有更多的期待，但對出身於自稱是進步政黨的第一位非政治世家背景的女總統難免有所期許。

台灣社會對女性適任國家元首的接受是很近期的現象，這是長期以來婦運與性別多元運動所開創出的勢局，因而也會期許受惠於這個集體開創出的女性參政空間的蔡總統，能讓她的政治權力與意志，成為繼續延續以及深化這個友善空間的力量，讓更多的女人以及其他弱勢群體也能像他個人一樣，進入主導國家施政與政策的權力核心，為各自所代表的群體發聲、爭取權益。 

民間團體對新政府的低女性閣員比例的抗議，不僅來自對這份期許的失望，更是對所開創出女性參政空間的緊縮的憤怒，而這情勢也成為俗稱的女人為難女人的局面。 

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女人為難女人」不僅是常態，也是用以作為維持父權制度與控制的重要手段與途徑。將女人次等化的父權社會制度與文化裡，女人與女人間的矛盾，是弱勢者與弱勢者間因為有限資源以及重疊工作與身分間的競爭衝突，婆媳不合就是台灣社會最常被拿來說嘴的女人為難女人的典型。

當代社會，許多台灣已婚女性出外工作，也有經濟收入，不過這並沒有鬆動家務勞動是女人工作的規範，男人分擔家務沒被認真地要求，而女人卻要家務與就業兩頭燒，家中婆媳工作與身分間的緊張性仍存在（如家中老小的照顧工作仍是婆媳的責任）。看似是女人與女人間的個別競爭與矛盾，但其實背後是男人繼續強化其主宰性。

針對民間社會對閣員組成的性別、世代等單一背景的批評，新執政團隊以及台灣社會上許多人以能力選才來回應就是最好的說明。能力說所指的是有能力、適任的人選「剛好」以嬰兒潮的男人為主，是女人以及其他群體的人沒有能力、不適任。

一方面，蔡英文以及少數能進入政治領導中心的少數女性代表（female token），又成為合理化這種能力說的最好掩飾說詞：只要有能力，妳們其他女人也能像這些少數女性一樣有權力；換句話說，女人，就是因為妳們沒能力，才沒機會。另一方面，少數能進入權力核心女性所引起的爭議，也會被擴大普遍化，借於重述否認女性擔任重職的說法：某某女人做的那麼差，為什麼要用女人？因而錯的不在領導組閣的人，而是女人以及其他無法入閣群體的錯。 

不久前有位熟識的朋友看到我參與低性別內閣比例的抗議後，跟我說他不贊成性別比例應該是個問題，講到台灣社會已對女人有太多保障，已有很多層級的民選與政府單位有設婦女保障名額（他也提到原住民有太多保障），他說：「為何男人不需要被保障？」當他或其他的人有類似想法時就是告訴我們，他們沒有看到現有性別制度與文化如何相對地有利於成就男人。 

剛就任新內閣的這些嬰兒潮男性閣員們，就他們所成長的台灣社會年代，他們可能就是靠家中的姊妹犧牲就學機會、提早就業賺錢來供他們接受高等教育，他們也可能忙於成就事業，沒參與到太多教養孩子的工作（相對於蔡英文、呂秀蓮、洪秀柱等掌握政治權力核心的女性大多是單身也沒有小孩，因此能解除一些照顧責任）。台灣社會向來對政府有高度的不信任度，不過，竟然有許多人接受官方關於能力說的說法。網路民眾的相關留言與討論充斥了質疑民間團體抗議內閣組成的故意鬧事、小題大做等說法，有人說：「原來所謂的男女平權平等，只是在意人數上、比例上的數字？」也有人留言：「沒有民主貢獻，沒有坐過牢，就憑穿裙子就要當官⋯⋯憑什麼？搶官位搶得太難看。」

只是，當前台灣剛卸任以及上任的男性閣員中又有幾人坐過民主牢，可以此宣稱其政治資歷與資本？而被提名的男性內閣人選又以什麼證明他們就是有能力、最適合的人選？為何男人間來來回回爭位、搶資源就不難看，反而會被讚賞為有膽識、有野心？古今中外多的是男人腐敗無能，但為何這些現象沒有產生反對男人這個群體作為適任政治的論述？而民進黨、國民黨以及其他政黨長期來培養許多有經驗的女性政務官和民選參政者，再加上女性公務人員，又是以什麼標準來決定這些女性不適任於內閣等政治職位？ 

以上我列出的疑問之所以鮮少被提出，就是因為父權或任何如種族歧視等壓迫系統都是建立在擴大問題化弱勢者以及中性與隱身化多數群體的特權邏輯上。女人若在公共領域有成就，會以「女強人」之說來凸顯其特例性，少數女強人的出線往往無法改變女人作為性別弱勢群體的處境，反而會以這些特殊少數，用來責怪其他女人是無能、不夠努力。但女強人若犯了錯誤，則會被普遍化為整體女人的缺失，用以爭辯女人「還是」不適合公共事務。 

但是，男性政治人物的作為若沒有受到肯定，頂多是歸罪於個人問題，其實很多時候男人犯錯常會被歸罪於女人。男性政治人物的無作為、腐敗常被歸咎於背後女人的壞影響，如當代中國社會有「色賄」一詞，被揭露出的中國男官員貪污案，幾乎都歸罪於女色誘惑，就像已婚男人有婚外情，但被嚴重指責的常是第三者的女人，狐裡精一詞的普遍使用就是最好的佐證。

而男性政治人物若表現受肯定，是不需要與他們的性別身分作特別連結，因為身為男人這個性別身分是不會成為干擾、反而自動對他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正當性是加分效應，因而他們也不需要透過強調其性別身分來合理化其參與。 

不是女人為難女人，是性別不平等為難女人。是不平等的社會制度與文化讓弱勢者為難弱勢者，而強勢者繼續得勢。要改變這樣的權力邏輯就是要讓弱勢者不再是弱勢，也因而性別比例與性別平等意識組閣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