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位男性政治哲學工作者，在此時突然被問起自己關於華人史上第一位女總統的想像，還真有點措手不及，雖然這個選舉結果符合預期，也是好多人盼望已久的事。就容我以稍微哲學的方式破題吧，想像可分兩種：實然的預期，以及應然的期待。關於一位女總統的「實然」想像，指的是基於我們對她的理解以及情勢的評估，猜想她執政之後會怎麼做、可能怎麼做。「應然」的想像則關乎一位女性總統所應該具備的特質或領導風格才稱職，因此涉及的不只是對於「女性」的想像，同時也是關於一位「好總統」的想像。

實然與應然的區別，對於本文主題有另一個重要意義，關乎：為什麼「是否會出現一位女總統」會是一個話題？

放眼國際，世界上女性國家領導人其實不少，1960年斯里蘭卡就曾選出女總理，1980年冰島則出現了史上第一位民選女總統。所以，這議題具有話題性，無非因為「此地」沒有出現過，所以對於我們而言具有歷史意義。所謂的歷史意義，當然不僅止於時間上的「最先」，而是第一位的出現象徵什麼樣的舊秩序或原有政治生態終於被打破。

正如日後可能也會有第一位原住民、第一位新住民乃至於第一位新住民二代出身的總統，不同的第一，具有不同的意義。而人們之所以關心第一位「女性」總統能否出現，無非是政治領域向來由男性所主導或稱霸。但，進一步細究，其實可以看出原因不僅止於我們所熟習的「男性沙文主義」，還包括幾種關於性別或政治的根本想像。弄清楚這兩個相關議題，才能掌握一位女總統出現的真正意義，並進一步分析我們各自關於女總統的想像之原因何在。

首先，倘若過去不曾出現過女總統，是因為男性沙文主義所致，一位女總統的出現意味著打破了這種傳統（惡習），或許是件好事，因為這象徵兩性在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領域有了某種「平等」，一個人不至於因為天生的性別而被剝奪當選（或參選）總統的機會。這種想法的準則是，政治權力的分佈必須合乎「人口比例」才算正常，否則一定存在某種宰制關係。當然，認為這是好事的人，信奉的邏輯是一種「性別的齊頭式平等」。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認為男性沙文主義確實存在，但不應該存在，那麼，一位女總統的出現就值得慶幸，因為那代表某種程度上這種沙文主義失去主導力量。

當然，肯定有人的應然想像剛好相反。過去半年以來，選出一位女總統的可能性，已經讓他們嚴重失眠或好不容易睡著卻夢裡大喊：「國家要落入女人手裡！要亡國了！」男性沙文主義者必然如此，相信接下來幾天掛精神科門診的人數應該不少（祝福他們不會碰上女醫生）。不過，有另一種反對女性參政的理由，嚴格說並非男性沙文主義，反而是跟「性別」的本質主義想像有關。

本質主義者對於事物有根本的應然想像，例如「男人頭髮比女人長一定是心理有問題」的主張，基本上認定「男人」只能短髮，所以留長髮絕不能當警察，要是穿了裙子，那肯定是個變態！類似的想法當然很多，有的普遍到進入潛意識，甚至早已成為一種傳統。

相對於那種堅信各個領域都應該由男人主導的男性沙文主義，本質主義者可以基於「男女有別、必須分工」的性別差異理由，堅持「男主外、女主內」才合乎天性，所以女性根本不該從政，更別說當總統。事實上，19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其經典名著《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曾指出，社會保守氣氛不准女人在外拋頭露臉，是民主制度在美國成功運作的關鍵之一，因為，那意味著男人連外遇的機會都沒有，所以能專心致力於公共事務的工作。這是一種關於「男性」的本質主義主張，相信男人在政治領域不管碰上國色天香或女中豪傑，必然小則毀家，大則誤國。

另一種反對女性從政邁向權力高峰的理由，是認定政治領域乃兵不厭詐的鬥爭世界，缺乏果決能力與英雄氣概，既非國之干城，也不能擔綱大任，具有婦人之仁者甚至在關鍵時刻可能陷國家於不義。表面上這是對於「政治」屬性的根本理解，但稍加分析便可知同時也採取了本質主義方式來理解性別。

其真正的邏輯不外是：因為「政治」本質上適合「男性」，所以不適合「女性」──根本就是個套套邏輯（tautology）。習慣如此想法的人，可能認為女總統「不曾」出現是天經地義（一種關於政治與兩性差異的實然想像），或者本來就「不該」出現，因為女人天性不適合男人的政治世界，既當不了傑出的政治家（一種應然想像），就算手上握有權力也可能會危及政治穩定乃至於國家安全，而不只是男性沙文主義所擔憂的危及男性權力或尊嚴。 

眾所周知，民進黨是個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政黨，而台灣又對於「性別」，「女性」乃至於「政治」多採取本質主義的看法，不利於女性參選總統，甚至連獨派大老都曾說「穿裙子的不適合當三軍統帥」。蔡英文女士能在黨內出頭，並贏得大選勝利，不僅是她個人的成就，台灣選民整體也相當了不起。無論接下來的執政表現如何，女總統的出現已完成了華人世界政治領域也可以接受兩性平等的歷史意義。 

不過，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對於「第一位女總統」有何政治想像，可能會出現一個弔詭。首先，如果我們承認政治至今是一個男性特質強烈的世界，一位女性要能攀至權力巔峰，必然得具備某些男性特質才行。人們拿她來類比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1982年福克蘭戰爭爆發時即刻派兵擊敗阿根廷，對於主權的捍衛展現了果斷與強硬，因此贏得「鐵娘子」的稱呼，之後推動即不受歡迎的「人頭稅」時仍然橫眉冷對千夫指。至於德國總理梅克爾獲得同樣稱呼，則是因為她完成了反對黨聯盟男性領導人所做不到的事，取得政權，並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表態必須強硬制裁，面對普丁本人時也不讓鬚眉。

國際上逐漸被冠上「鐵娘子」的蔡英文，只因選上了總統，我們反而期待她的執政將開啟一個「女性政治格局」，似乎有點矛盾。

也許，有個更基本的問題必須面對：我們對於一位女總統的期待，究竟是希望她展現女性特質或男子氣概？或更精確地說，我們期待蔡英文總統將某些「女性特質」帶入政治領域，從而改變「政治」的原先男性色彩，還是希望她扮演一位橫眉冷對的鐵娘子？又，或者我們根本不該以「性別」本質主義的思維來看待這一切，讓問題回歸對於一個「好總統」的期待？

關於這些問題，或許難有所謂的「正確」答案，不過，相信有些說法或期待會比較「合理」或邏輯連貫。首先，如果我們認為政治的屬性向來頗為男性化，因此期待一位女總統來改變它，那麼，我們將不該以男子氣魄作為標準來評判她，畢竟我們所期待的是她將某些（不論如何界定的）「女性特質」帶入政治領域。反之，如果當初支持蔡英文就是希望她當一個「比男人還男人」（英國媒體對柴契爾夫人的形容）的鐵娘子，那麼就不該在她當選之後突然間期待他是一個處處展現女性特質的領導人──除非「鐵娘子」可被重新界定為「具有鋼鐵般意志來展現女性特質的人」，否則也是邏輯上的自我矛盾。 

為了避免上述本質主義的框限，以及當選前後可能的矛盾期待，我對第一位女總統的執政想像是：秉持當初民進黨跌入谷底時挺身出任黨主席的氣魄，承擔台灣的未來，維持上次敗選感言「可以哭泣，但不洩氣」所展現的堅毅，不改過去幾年來傾聽民意、體恤弱勢的柔軟但又不隨政敵起舞的政治家風範，落實競選期間所承諾的轉型正義、社會正義、土地正義，以及政治溝通意願和協商式的領導風格，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展現捍衛台灣主權的決心！

這樣的想像，是基於過去我們對於小英的實然認識，相信也是多數人對於一個「好總統」的應然期待。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期待並不涉及蔡英文當選前、後的改變，沒有實然與應然的落差或衝突，也無需在總統的性別上大作文章。

剛剛打破了華人男性沙文主義政治傳統選出第一位女總統的台灣，值得擁有一個性別不再是議題的社會環境，也值得擁有一個無需在性別上另作文章的好總統，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