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 105 年，台灣人選出了第一位女總統，此時距離我國結束戒嚴將近 30 年，開放總統直選 20 年。

民選總統上台，憑藉的不是少數權勢偏愛，而是 689 萬多張選票的支持。59 歲的蔡英文在 2004 年，48 歲才投入政黨政治，加入民進黨，她既不是政治強人的遺孀、女兒，也沒有坐過半天的政治黑牢。

蔡英文不隸屬於任何政治家族，相較於其他競選者，背景更接近一般人。這樣的常民女總統，是否就代表台灣女性地位大幅提升？她接手執政以後，能否一舉消除性別不平等問題？我們不妨看看其他國家的例子。

全球婦女陸續取得參政權至今，已一個世紀左右，近兩百個國家裡，已有 50 個國家選出 36 位女總理、26 位女總統，當中不乏多次當選者。《報導者》彙整 195 國元首資料，對照各國性別平等進展，得出一份挺有意思的資料表。

爬梳全球「民選」女性領導人的相關紀錄與報導，可以清楚看到 4 個重點：首先，亞洲國家的女性元首，幾乎全數來自政治家族，舉凡斯里蘭卡、印尼、孟加拉、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南韓、以至於 2015 年底剛當選的尼泊爾女總統班達里（Bidhya Devi Bhandari），無一不是如此。新當選的蔡英文是唯一例外！

全球第一位民選女性元首，其實出自亞洲，是 1960 年上任的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Sirimavo Rat-watte Dias Bandaranaike），她出身貴族，丈夫是名勝一時的「政治金童」班達拉奈克（Solomon West Ridgeway Dias Bandaranaike），他創建今日執政黨（斯里蘭卡自由黨），1956 年當選總理後遇刺身亡，由原本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接棒，繼承家族勢力。

班達拉奈克夫人 4 任總理 18 年期間，牢牢掌握國家實權，還培養女兒錢德里卡（Chandrika Kumaratunga）接班，後者自 1994 年起擔任 10 年（兩任）總統，下野至今仍主導反對黨運作。母女縱橫政壇數十年，卻無助於提升國內女性地位。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2015 年 11 月發佈的《全球性別平等報告》，列入觀察的 145 個國家，斯里蘭卡名列第 84。女性經濟狀況尤其弱勢（排名全球第 120 位），多數底層婦女飽受失業、低薪、受虐之苦，無法過著有尊嚴的生活。女性參政環境也相當惡劣，暴力威脅揮之不去，國會女議員僅佔 2%～5%（排名倒數第 9），立法時輕易便忽略婦女的需要。

世襲政治背景的女性領導人無法帶來性別平權，並非斯里蘭卡獨有現象，而是亞洲普遍常態。

婦女生存處境同樣惡劣的孟加拉與印度，前者輪流執政 22 年的兩位女總理，分別是國父之女、故總統遺孀；印度故總理甘地夫人（不是聖雄甘地的遺孀），則是獨立運動大老與首任總理之女。

這些打著家族招牌的領導人，不只繼承樁腳、選票，連帶承擔派系包袱，為了保護既得利益，很難跳脫舊有格局，也無心解決婦女遭遇的歧視、障礙，以至於國會長期缺乏女性聲音，性別不平等情況依然如故。

這些資料分析的第二個重點，就是政治家族出身的女性元首，往往無助於亞洲國家翻轉女性困境。即便是經濟大國南韓，其獨裁者朴正熙之女朴槿惠當選後，國內男女不平等的情況更形嚴重。

最近三年，韓國性平排名全球 115～117 名之間，議員、部會首長等女性從政人數，僅有男性的十分之一，女部長人數甚至比 2006 年──李明博執政期──少了將近一半，雖然國民生活水準持續進步，性別鴻溝始終難以拉近。

第三個重點，則是亞洲以外國家的女性元首，很少出自政治家族。尤其是性別平權領先的歐洲國家，女性元首大多背景平凡，學而優則仕、或從民運活動起家，然後從官僚、或基層選舉步入政壇，逐漸累積政黨實力與民間聲望。

英國鐵娘子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是小鎮雜貨商之女，父親當過鎮長與鎮民代表，但柴契爾婚後才從基層進入政壇。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是東德牧師之女，學生時期很看不起共黨幹部，東西德統一後，擔任技術官僚才涉入政黨運作。這兩位領導人娘家與夫家，都與政治扯不上半點關係。

相較於其他亞洲女元首，蔡英文的從政經歷，可說是更接近西方國家領導人。

第四個重點，則是冰島、挪威、愛爾蘭、芬蘭等北歐國家和波蘭等部份中歐國家，已經有多任女性元首，女性治國是常態、而非特例。《全球性別平等報告》也顯示，北歐國會的女議員約佔 4 成、女性部長則有 3 成以上，由於從政女性相當踴躍，內閣要職出缺、各級選舉，不愁沒女性人選。

北歐只有瑞典還沒有女性元首，不過，瑞典議會、行政首長的男女比例接近 1：1，女性從政（包括政務官）比例最高，政黨不乏女黨魁，女總理治國只是遲早會來臨。

從女性從政踴躍度來看，最值得借鏡的莫過於芬蘭，2000 年至今，芬蘭已經有兩任女總統、以及兩任女總理，目前議會席次男女比例 117：83（女議員佔 41.5%），政府部會首長 63% 是女性。如此突出表現，乃芬蘭人累積超過一個世紀的努力成果。

芬蘭於 1917 年才脫離殖民地身分，1906 年爭取成立國民議會，當時的人民不分男女、階級貧富，全都獲得平等參政權，創下全球之先。隔年首次進行普選，就有 19 名婦女進入議會。各階層婦女的踴躍參政，使芬蘭國會的政策制定、立法修法、預算審查等運作，有機會納入女性觀點，重視婦女的需要。

芬蘭人追求性別平等，並不是為了解放受壓迫的婦女，而是希望消弭社會上所有的不平等，因此早在 1972 年，就成立直屬於總理的性平政策委員會 (TANE)，負責顧問指導、推動法案、促成官民合作、並資助相關研究。

從國會歷史紀錄來看，芬蘭性平政策委員會成立之後，女議員比例由 2 成，穩定增加至 4 成，儼然成為性平政策的最有力支柱。在國會的驅動下，芬蘭將育兒、照顧家庭、社區服務等傳統女性任務，提升為公共責任的層次，由國家全力支持婦女兼顧事業家庭。

芬蘭透過一次次立法、修法與檢討調整，逐步排除婦女在職場、家庭與經濟上的發展障礙，1970 年的芬蘭已經立了許多前瞻的法案，例如：免費基礎醫療照護（1972 年）；補助幼兒托育、設立公家托兒機構（1973 年）；職場《反歧視法》（1977 年）；18 天父親育兒假（1978 年）；雙親同休的育兒假（1980 年）；發放家庭照顧津貼等等（1985 年）。

種種貼心政策，讓婦女勞動率提升到 70％以上，也讓國家競爭力與 GDP 規模得以快速擴張。目前，在教育資源、醫療健康兩方面，芬蘭已達成性平目標，兩性政治參與度也接近平等。芬蘭性平政策委員會後來成為常設委員會，由衛福部接替其角色，成為專責單位，負責監督性平政策的落實，近年施政重點，則是消除 18％的性別薪資落差、以及家庭暴力。

回過頭來看看台灣，台灣不在《全球性平報告》觀察之列，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幾份政府報告，拼湊出國內性別落差的大致面貌。

13

政治參與度方面，國會女議員比例佔 37.2%，早已經超越婦女保障名額（10％）的水準，領先亞洲各國，全球約排名第 8。不過，女性民選首長、政務官仍然稀少。

企業核心高層、董事會的高階管理領域，女性比例落後歐美國家甚遠。另有問卷顯示，基於家庭因素放棄升遷的婦女高達 3～4 成。勞工平均薪資性別差距達 19％（接近 1 萬元），高中以上學歷、就業率，也有 1 成多的差距。

從歷史的軸線來看，選出蔡英文這樣常民出身的女總統，台灣已創下亞洲之先；但女總統之後，台灣能否像歐洲國家，晉用有性別平等意識的部長和行政首長，甚至鼓勵更多傑出性別進步者和女性進入政治，這才是台灣人民和亞洲各國，對於台灣女總統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