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林蔚昀／酒色、絕食與軍事化之島──冷戰下被劫持波蘭船員眼中的台灣
在1989年東歐民主化以前，共產主義國家波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友好，在互相依存、利用關係下，為了突破禁運令和關閉政策帶來的海上封鎖，中波輪船股份公司（Chinese-Polish Joint Stock Shipping Company，簡稱Chipolbrok）誕生了。
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天後就和中華民國斷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50年代波蘭和中國有各式各樣的政經合作：中國支持波蘭中歐無核區倡議；韓戰期間，波蘭支持中國抗美援朝；中波雙方的高層也有互訪。雖然後來因為1960年中蘇交惡，兩國的關係冷卻，但波蘭依然支持中國，反對「兩個中國」並要求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
值得注意的是，波蘭做這一切，倒不一定是因為它多愛中國或多欣賞中國，而是想要鞏固和中國的關係，藉此牽制／反抗蘇俄（對波蘭而言，最大的威脅是蘇俄）。而對中國來說，和波蘭友好，應該也是出自類似的理由。這樣的關係與其說是建立在共同價值上，不如說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上。今天觀察波蘭和中國的關係，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樣的特色。
根據中波輪船股份公司的官網（這個公司至今還在運作），該公司「成立於1951年6月15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波蘭人民共和國以平權合股原則合資創辦的新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也是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和第一家遠洋運輸企業」。官網上「企業文化」欄位也有解釋公司logo的由來：「字母：C為China的縮寫，代表中國；P為Poland的縮寫，代表波蘭。C-P中間一橫意為兩國政府投資的股份：黃色一半為中國政府50%的股份：白色一半為波蘭政府50%的股份。」
由此可見，中波輪船股份公司是兩國之間的政經同盟，不是普通的民間跨國合作。公司剛成立時，中國的總部位於天津（後來遷到上海），而波蘭的分部則一直都在格丁尼亞（Gdynia）。
1953年10月4日，中華民國海軍丹陽艦在台灣東部海上攔截到中波輪船股份公司旗下的布拉沙號（Praca），布拉沙號被劫持消息傳回波蘭，船員人心惶惶，有一位波蘭大副在出航最後一刻拒絕去中國，結果受到懲罰。即使如此，船還是繼續開往中國。
東經122度43分，北緯21度29分。
中文譯名並不統一，在台灣的檔案中這艘船有很多不同名字，如柏拉薩、普拉沙、布拉加，中國叫它工作號，因為Praca這個波蘭字就是「工作」的意思。
丹陽號下令「停俥」（就是停船的意思），布拉沙號不予回答，加快速度，發出呼救信號。中國政委劉學勇和二副姚淼舟將船上重要文件投海，丹陽艦對空發砲示警，太倉艦也在此時趕到了，布拉沙號於是停俥，大副被帶到丹陽艦上作為人質，丹陽艦和太倉艦上的官兵登船，命令布拉沙號開往高雄港。
到了高雄港，17名中國船員被送到左營海軍總部偵訊兩日三夜，偵訊完畢後因為「經費有限又無適當房屋可資利用」，所以他們被安置在海軍總部軍法看守所，後來移住鳳山招待所，展開宣教工作。
根據國史館收藏的外交部檔案〈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經過報告書（二）〉（檔號：020-040700-0021）記載，之後部分船員被送往綠島新生訓導處，部分船員由情報局分派工作，部分船員則要「由情報局會同海軍再予核訓，如思想無嚴重問題，遣送後不致為匪利用從事對我不利之活動者遣送大陸，否則仍予管訓」。至於30名波蘭船員（包括船長、政委和船員）則在台灣被扣留了9個月，船上物資和船都被沒收，船後來編入中國民國海軍，成了賀蘭艦。最後波蘭船員中有12個人申請政治庇護去了美國，18人於1954年7月12日遣返。
請見：Janusz Wróbel, Chipolbrok. Z dziejów polsko-chińskiego sojuszu morskiego 1950-1957, p.344.
布拉沙劫持事件半年過後，1954年5月13日，高德瓦號（Gottwald）載著工業機械14噸和藥品43箱（藥品是援朝物資，要送往波蘭駐北韓紅十字醫院）要從廣東黃埔開往青島，在台灣東部海上，被太湖艦捕獲帶到高雄港。
高德瓦號全名高德瓦總統號（Prezydent Gottwald），名稱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這艘船的名字有時候也被翻成高德華、哥特瓦、賈華德。
東經128度35分，北緯23度45分。
船上有12名中國船員，32名波蘭船員，1名希臘船員。中國船員一開始就被帶走，被安置在海軍總司令部看守所。波蘭船員先是被安置在高雄17號碼頭倉庫（除了政委被安置在苓雅寮勵志社），後來又移至四海一家及高雄多家不同旅館。
和布拉沙號一樣，國民黨對波蘭船員展開審訊工作，希望能獲得關於船貨產權的有利證據，以方便沒收（因為重要文件也被丟進海裡了），另一方面也透過宣教工作勸說船員申請政治庇護。一開始有11人申請政治庇護，和布拉沙號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一同赴美，除了因為腦膜炎過世的布魯諾．史克普考斯基（Brunon Skrzypkowski）。
後來又有10人申請政治庇護，但他們等了很久，赴美的事依然沒有著落。滯留台灣期間，一名船員耶日．儒索夫斯基（Jerzy Ruszowski）自殺，兩人被埋葬在高雄天主教公墓，後來骨灰移靈回波蘭。
最後，第二批本來有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改變主意，和沒有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一行共20人，於1955年5月20日遣返波蘭。像布拉沙號一樣，高德瓦號也被編入中國民國海軍，成了天竺艦，船上的物品被沒收。
關於高德瓦號事件的經過，我主要參考了以下資料：
- 〈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 〈高德瓦匪輪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3/1571.6/0022-2。
- 〈截獲匪船高德瓦輪〉，《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8。
- 〈截獲中共高德瓦輪案節要〉，《總統府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0000000A/0043/3110101/0036/001/010。
這兩起事件震驚波蘭和中國。後來為了避免類似事件發生，之後中波輪船股份公司前往中國的船都會先到榆林港，等候中國海軍指令和南海艦隊護航。
位於中國海南省，是中國重要軍港。
請見焦太升、郁仁清，〈跨世纪的航程──記新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中波輪船股份公司〉，《我與中波︰中波輪船股份公司60週年徵文集》，頁280。
布拉沙劫船案和高德瓦劫船案在國際上引起極大關注，波蘭和蘇聯在聯合國大罵中華民國和美國聯手劫持波蘭輪船，後來發生了更為轟動國際的蘇聯陶普斯號劫船案，蘇聯更是在聯合國控告中華民國政府破壞公海權益，這對中華民國的國際形象也有傷害，或許這就是為何美國後來就沒有那麼支持關閉政策的行動了（註）。
陶普斯案很重要，對波蘭的布拉沙案和高德瓦案也有影響，但因為時間心力關係，在本文中我只專注於波蘭劫船案。若對陶普斯案有興趣，可參考這篇文章：許峰源，〈震驚全球的蘇聯陶普斯輪事件〉，《檔案樂活情報》，第178期，2022.04。
在外交上引起的麻煩，正是外交部不贊成扣留船隻的原因。外交部說要慎重，如果沒有戰略物資就要趕快放掉，如果有就沒收物資，然後趕快放人放船，免得處理有困難，造成外交麻煩。請見：〈截獲波蘭船舶布拉沙輪〉，《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2/606.481/0003-0006。
另外，關於美國與關閉政策的關係，可以參考：
- 林宏一，《封鎖大陸沿海──中華民國政府的「關閉政策」，1949-196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 布魯斯．艾里曼著，吳潤璿譯，《看不見的屏障：決定台灣命運的第七艦隊》（台北：八旗，2017）。
這兩起劫船案成了各國外交角力的戰場，同時也成了鐵幕兩邊陣營心戰的素材。而在波蘭，政府則大肆宣傳說這是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的海盜行為，對波蘭侵門踏戶，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這兩起事件中，事主（波蘭、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公親（美國、蘇聯、其他西方國家）都有自己的盤算，變成「你的船不（只）是你的船，你的船員不（只）是你的船員」。同樣，關於這兩起事件的報導，以及船員回到波蘭後寫下的回憶錄和口述證詞，也不能當作單純的「新聞」和「歷劫歸來紀錄」來看待，而是也有政治宣傳的色彩。
中華民國在國內及僑界媒體上說波蘭船員「投奔自由」，還開了記者會、拍了新聞片。在此同時，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表態贊同中華民國政府給予船員政治庇護（他們認為劫船事件有利於他們在國際上的行動，並有助於增進和中華民國的關係）；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波蘭委員會的代表查車列茲維契（Władysław Zachariasiewicz）和之前在英國要求政治庇護的波蘭商船柏特洛（Batory）船長施維克林斯基（Jan Ćwikliński）也從美國來台訪問，和布拉沙船員見面，並向波蘭廣播船員自願「投奔自由」的經過，駁斥波共政府說船員被判刑坐牢、被國民黨酷刑虐待的說法（確實沒有判刑坐牢、酷刑虐待，但也沒有過得很好就是了）。
在窮苦的海盜島上，被蔣介石俘虜
布拉沙號的船員被釋放回到波蘭後，在波蘭出版了3本回憶錄高德瓦號船員的回憶雖然有在《波羅的海日報》（Dziennik Bałtycki）報紙上連載（自1955年6月8日到1955年7月12日），但沒有出版成書籍，可能是因為那時新聞熱度已經過去，而且高德瓦號後，也沒有中波輪船被劫了，也可能因為波蘭政府的政策改變，不需要再做這麼多、這麼強烈的政治宣傳。
這3本回憶錄分別是：
- 政委／二副亞當．利文道夫斯基（Adam Lewandowski）的回憶錄《在台灣的九個月》（9 Miesięcy na Taiwanie, Warszawa: Iskry, 1954）
- 幹練水手茲賓尼夫．克倫古斯基（Zbigniew Krogulski）化名為塔德烏什．葛拉伯斯基（Tadeusz Grabowski）寫的回憶錄《我被蔣介石俘虜的日子》（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Warszawa: Książka i Wiedza, 1954）
- 波蘭記者／作家布朗尼斯瓦夫．維尼克（Bronisław Wiernik）訪問船員寫成的報導文學《海盜島上》（Na pirackiej wyspie, Warszawa: Czytelnik, 1954）
這些都有先在報上連載或電台廣播，然後才出成書。
雖都有政治宣傳色彩和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但另一方面來說，它們也多少反映了當時台灣的政治氛圍、常民生活以及國民黨官僚的嘴臉，是十分珍貴的史料。我比對了台灣總統府、行政院、外交部、國防部等部會關於劫船事件的檔案（這些檔案收藏在國發會檔案局和國史館中）以及其他相關資料，發現波蘭船員描述的許多細節確有其事。
兩場酒會與被歷史扭曲的女性
根據外交部〈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經過報告書（二）〉，國民黨在1954年2月24日及2月26日於左營四海一家（海軍俱樂部）安排了兩場給波蘭船員的酒會，現場也有陪酒、伴舞的女性。用酒精和女人來誘惑「敵人」投向自己那一方，是國民黨慣用的手段，在國防部〈高德瓦油輪處理案〉中的宣教計畫草案有清楚記載，宣教人員應「針對各該船員之所好，利用酒，色，娛樂，物資引誘，極富有宣教意義之電影，書刊書報之影響，以麻醉其思想，動搖其意志，使之糜爛腐化，以徹底摧毀其心理防線」（註）。
請見：〈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兩場酒會，兩種詮釋
根據檔案，第一場的參與者是和船長較為親近的人，第二場則是和政委利文道夫斯基走得較近的人，或態度不明者，兩次的聚會都從晚間7點30分到11點30分止。
檔案中說，第一次酒會「過程輕鬆愉快，效果極為良好」，而第二次酒會「船員情緒備極興奮」，政委利文道夫斯基原本還「強作矜持」，但後來也「暫置獸性，與眾樂樂，唱歌狂歡」（所以，矜持在這裡變成了獸性，和我們平常對這個字的理解不同啊）。現場的招待人員「一本友好原則，飛觴敬客，以示同樂」。
船員電工側朗．茲姆金斯基（Zenon Żmudziński）和廚師（此為檔案寫錯，應是幫浦管理）斯達尼斯拉夫．麻麻伊（Stanisław Mamaj）還跑去和中校劉春芚敬酒，說他是自由中國的英雄。回到船上後，利文道夫斯基認為茲姆金斯基在舞會中「過於興奮」，和國民黨人「過於密切」，對其斥責威脅，說回波蘭後要讓他失業或被關。茲姆金斯基覺得自己「處境惡劣前途堪憂」，於是向國民黨駐守在布拉沙號上的人員訴苦、要求保護，隔天早上正式申請政治庇護，國民黨人安排他下船到華僑之家居住。
然而，利文道夫斯基所呈現出的又是另一個故事。他在《在台灣的九個月》中說，一群憲兵來到船上，念了十幾個人的名字後，把他們帶到海軍俱樂部「四海一家」。寬敞的大廳中爵士樂隊在演奏，桌子上放著酒和餅乾，旁邊坐著女人。國民黨人向他們介紹，這些是海軍軍官的妻子，但利文道夫斯基說，船員很輕易就猜到她們是妓女（prostytutki）。克倫古斯基也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這些來陪酒的女性是妓女，是國民黨付錢找她們來，誘惑船員叛國的。看檔案和船員回憶錄中的描述，她們應該是陪酒的酒女，後來船員也在鹽埕區的酒吧再次遇到她們，不過波蘭船員可能無法分辨酒女和妓女的差別。
根據利文道夫斯基的說法，船員們「沉默地在桌子旁邊坐了兩個小時後，『宴會』結束了，東道主們允許我們回到船上。」至於茲姆金斯基，利文道夫斯基說，他是兩天後去的，喝了酒很憂鬱，回到船上後沒有立刻回房間，而是在甲板上絕望哭喊，說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怎麼了，一個國民黨軍官嘲笑他，茲姆金斯基毆打了那名軍官，之後他就被帶走，然後就申請了政治庇護。利文道夫斯基認為，國民黨人一定是威脅了茲姆金斯基，說他會被判刑，他才會申請政治庇護，其他的船員也抱持同樣的看法。
船員們到底是像國民黨人說的那樣「唱歌狂歡」，玩得很高興？還是像利文道夫斯基說的，大家都正襟危坐、坐懷不亂？我想，事實真相或許在兩者之間，就像《海盜島》的其中一名船員說的：
「『四海一家』（Four Seas Club）到處都是戴著頭盔、手中荷槍的憲兵，在每扇門前。我們走進明亮的大廳，眼睛都被刺得疼痛。那地方裝潢優雅，有鮮花，舞台上有樂隊，演奏爵士樂、布基烏基（Boogie-woogie）。我們坐在一張桌前，但是我們並沒有孤單很久。蔣介石的軍官來了，說我們是船員，他們也是海軍的船員，所以我們是朋友，沒什麼好多說的，我們是同袍嘛⋯⋯我們就像朋友一樣玩樂吧⋯⋯你們可以感覺像在自己家一樣⋯⋯他們攬住我們的脖子，和我們大力擁抱⋯⋯可惡的傢伙，走開⋯⋯這時我們才注意到，大廳裡有多少記者和攝影師⋯⋯我們聽到快門此起彼落的聲音。他們從四面八方向我們蜂擁過來，爬到椅子上，貼近我們。我們好不容易擺脫了軍官的糾纏，穿著晚禮服的女人們就來找我們了。軍官向我們介紹，說她們是海軍高官的妻子，是台灣之華，是最優秀的女伴，很可惜，她們只會說中文，或者日文，但是你們還是可以溝通的。海員的語言寰宇皆準⋯⋯她們幫我們倒酒⋯⋯乾杯⋯⋯放眼所見之處，都是攝影鏡頭。她們邀請我們跳舞。我們不想。但是我還沒回過神來，其中一個『最優秀的女伴』就用手繞著我的脖子，坐在我的膝蓋上。攝影機像是抽搐一樣拼命閃⋯⋯隔天船員們得知，這些晚宴的照片會被寄給波蘭政府。國民黨人故作同情地問：『你們要怎麼回去？你們的妻子會說什麼？你們的政府會說什麼？你們會去坐牢。』」
波蘭船員認為，這根本是威脅，說國民黨人就用這種蔣介石的方法、美國的方法試圖遊說船員留下來，申請政治庇護。克倫古斯基在回憶錄《我被蔣介石俘虜的日子》中提到，他回到波蘭後發現，照片確實有被寄回給波蘭外交部。
我國檔案對晚宴的描述，請見：〈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案（二）〉（檔號：020-040700-0021）。
關於波蘭船員們對晚宴的描述請見：
- 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43-46。
- 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71-72。
- 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27。
而在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之女高菊花的口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韓戰之後，她曾被國民黨要脅，去陪睡一艘船艦上的「波蘭共產黨頭子」（註）：
下段引文出自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頁57。
我也參考了紀錄片《派娜娜 ─ 傳奇女伶 高菊花》，（導演：侯季然，演出：派娜娜，參拾柒度，2020，DVD）。
有一艘船艦經西太平洋要到北韓，被美國空軍發現，把船上的人抓起來，俘虜裡頭有一位是波蘭籍的共產頭子，很年輕，美軍要利用他，就給他一些好處，讓他在台灣挑個他喜歡的女人。偏偏什麼女人不選，我在羅夢娜唱歌的時候，被那個波蘭人看到了，他就指著我說：「我要那個女人。」
高菊花說，國民黨的人查了她的背景，威脅要去她山上的家、租屋處和工作地點大肆搜查、沒收東西，以此逼迫她「幫忙」陪這個波蘭人幾天。高菊花說鄒族的貞操觀念很強，「要幫這種忙實在很難受，」但為了照顧媽媽、弟妹，不能讓自己輕易被槍斃，只好咬牙答應（註）。
參考：
- 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頁57。
- 我也參考了紀錄片《派娜娜 ─ 傳奇女伶 高菊花》，（導演：侯季然，演出：派娜娜，參拾柒度，2020，DVD）。
這位「波蘭共產黨頭子」是誰？乘坐的是哪艘船？高菊花沒說（她可能也不知道），而台灣也沒有相關的研究記載，所以很難確定其身分。後來，我偶然在波蘭研究者雅努什．魏魯貝爾（Janusz Wróbel）的《中波輪船：波蘭和中國的海上同盟1950-1957》（Chipolbrok. Z dziejów polsko-chińskiego sojuszu morskiego 1950-1957, Łódź: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2016.）中讀到，高德瓦號的政委那握魯托（Zbigniew Nawrot）在回到波蘭後，曾經告訴負責偵訊他的國安人員，高德瓦號的一名高級船員住在好旅館，有僕人可使喚，還常常和他的「中國情婦（chińska kochanka）──一名歌廳歌手（śpiewaczka kabaretowa）──一起出現」（註）。我懷疑這名「歌廳歌手」就是高菊花，於是去找了魏魯貝爾引用的、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關於布拉沙和高德瓦號的檔案來看，發現裡面有一段國安人員和那握魯托談話的紀錄（註）：
政委，即政治委員，是共產黨安插在船舶上的幹部，會在船上進行黨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為何在船上要設置政委？《海洋上的社會──中國商船政委與船員的航海生活》這本書講得很清楚：「由於遠洋運輸被認為是國家外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運輸船舶就不僅僅是貿易運輸的經濟單位，而且具有政治功能。公司的上級管理機構，在1982年以前一直是政（政府）企（企業）合一的機構，而不是獨立經營的經濟實體。」
請見：趙明華、石秀印、馮同慶，《海洋上的社會──中國商船政委與船員的航海生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2-15。
Janusz Wróbel, Chipolbrok. Z dziejów polsko-chińskiego sojuszu morskiego 1950-1957, p.397
下段引文請見：Archiwum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00231/235, t.2, Notka służbowa z rozmowy ze Zbigniewem Nawrotem, oficer KO na statku „Prezydent Gottwald”, 13 VI 1955.
高德瓦號的黨書記（sekretarz Organizacji Partyjnej）比那魯克（Bednaruk）在台灣停留期間，行為不檢，這讓他對其他船員的影響力蕩然無存。 他經常喝酒，喝得醉醺醺。1954年10月，比那魯克被移往旅館，他在那裡的房間很舒適。有一名中國歌手經常去旅館找他，她在Lamona（譯註：應該是羅夢娜的外文名稱，或至少波蘭船員是這麼記得它的）唱歌。 那握魯托說，其他船員對於比那魯克的行為以及他有情婦這件事，感到很苦澀。
確認了船員的身分後，我再回去重新翻閱台灣的相關檔案，發現國防部的〈高德瓦油輪處理案〉裡面有一份文件是關於船員的詳細描述，以及如何利用船員的個性、喜好，對症下藥，各個擊破他們心防，讓他們申請政治庇護。文件中記載，二俥比那魯克的哥哥是波蘭海軍共黨高級政委，比那魯克也是高德瓦號的黨書記。比那魯克是一「堅強之共產黨員」，原本堅決返國，「唯自與羅夢娜歌女派娜娜相戀後，對投奔自由及返國已生矛盾心理，現已表示願考慮投奔自由但尚未決定」。國民黨政府於是打算「利用其戀愛矛盾心理，加強正面及側面之誘導與說服，並將自由世界之真實情況詳加介紹，使其瞭解以往係受共黨欺騙而有所醒悟，更以美滿家庭及自身事業前途為鼓勵，堅定渠對派娜娜小姐之愛情，促渠早日表明態度」（註）。
船上負責輪機部門的職稱，為輪機長下排名第二的管理職位。
高菊花的藝名。
請見：〈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比對了波蘭和台灣的檔案，以及高菊花本人的口述，我們可以確定，高菊花口中的「波蘭共產黨頭子」就是高德瓦號上的二俥比那魯克（Bogusław Bednaruk）。雖然高德瓦號是要去青島，不是去北韓，但上面載有援朝物資，國民黨人可能口誤（或故意）說船是要去北韓。
這兩份檔案讀起來讓我感到悲傷、憤怒。高菊花是原住民，卻被波蘭船員稱為「中國人」。她明明是被國民黨逼迫的，國民黨卻在自己的紀錄中謊稱她和比那魯克的關係是「戀愛」，這是多麼諷刺。比那魯克是事件中的受害者，但他也成了高菊花／派娜娜的加害者。然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罪魁禍首是國民黨。對國民黨來說，不管是高菊花還是比那魯克，都是供他們利用的棋子，國民黨根本沒有把他們當人看。
高菊花的故事是明顯的悲劇。那其他被叫去給波蘭船員陪酒、伴舞的女性呢？她們是否也有自己的故事，是否也受壓迫？在布拉沙號和高德瓦號船員們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察覺到他們對招待他們的女性抱持輕蔑和厭惡的態度。船員們似乎沒想到，這些被派來「陪伴」他們的女性也可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委屈無奈，他們只看到自己受壓迫，沒看到這些女性也受壓迫。
上岸「參訪」，看見這座島嶼「被貧窮、飢餓和恐怖統御」
除了去四海一家參加晚宴，國民黨人也於1954年3月3日到6日之間，帶船員上岸參觀高雄壽山水泥廠、高雄市區、屏東糖廠，舉行野餐划船球類運動等，國民黨人說船員對此「深感滿意」（註）。但在船員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工廠的看法似乎不像是國民黨人所說的這麼正面樂觀。除了工廠本身，船員們也參觀了工人宿舍。
請見：〈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案（二）〉（檔號：020-040700-0021）。
在《我被蔣介石俘虜的日子》中，克倫古斯基寫道：3月初，國民黨員就安排我們去參觀他們口中整個遠東「最大的」水泥廠，它位於高雄近郊，在一座山的山腳下。那裡的工人看起來就像三級貧戶，他們沒有戴任何保護肺部不受白色粉塵侵害的防護口罩。難怪，他們在這裡工作幾年後就無法繼續工作，然後就被趕出水泥工廠了。那裡的工資很低，我們在那裡看到了許多很年輕的工人，幾乎是孩子。那裡有一個女孩，她的嘴上戴著一塊用來替代防護口罩的抹布。電線的絕緣套都脫落了，底下的金屬線都露了出來。這樣很容易發生火災。所有地方的衛生條件都很恐怖，而且他們完全沒在管職場安全。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他們對待工人的方式，彷彿他們是次等人。我們聽到工頭如何命令他們，也看到工人們在工頭接近時發抖。
在《海盜島》中，一名船員說他看到懷孕的女性也在水泥廠工作，做的工作和男人一樣多，只是薪水比較少。他也看到了在包裝水泥的女孩，頂多12、13歲，她們臉色蒼白、毫無血色，看起來就像老人。船員問，這些孩子是否有牛奶可以喝？ 帶他們去的國民黨人只是驚訝地眨眨眼，沒有回答。另一名船員問工廠的領班，一個工人在工廠可以工作多久？領班回答：「3、4年，最多5年，因為5年後他們就會得氣喘。這樣的工人我們必須解僱他，因為他就不能工作了。」船員問：「那之後呢？」領班說：「之後？」然後沒有回答就走了。
請見：
- 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29。
- 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88-89。
政委利文道夫斯基在《在台灣的九個月》 中說，這地方完全不像他想像中的「工人宿舍」，他印象中的工人宿舍應該是新式的水泥大樓，該有的設備一應俱全，而這裡的工人社區很簡陋，充滿竹子、紙箱和廣告招牌（在此必須提醒讀者的是：他講的「美好的工人宿舍」是波共政府宣傳中的形象，波蘭也是有很多破爛工寮的）。工廠裡的粉塵彷彿厚厚的地毯不斷降落在所有一切事物上，進入成人和兒童的肺部。
《海盜島》中的船員也說工人的住宅區有很多粉塵，說工廠的粉塵甚至會飄到離工廠4公里外的布拉沙號上（而他們每天都會刷洗船身），更不用說工人住宅區有多少粉塵了。
請見：
- 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51。
- 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89。
克倫古斯基提到他們還參觀了一座大糖廠，位於高雄12公里外的東邊（就是屏東糖廠），那裡的工作環境也很糟糕。除了工廠，船員也去看了鳳梨田、西瓜田和香蕉田。利文道夫斯基注意到，台灣全島都很軍事化。他說國民黨人在沒有監視船員的時候，也積極學習英文。他說，英文不只是國民黨人和美國軍事顧問溝通的語言，也是他們和當地人溝通的語言。他說當地人說另一種方言，和中國大陸的語言（他這裡用的是複數）完全不同。但是國民黨人和當地人可以用文字溝通。他說他不只一次看過，如果國民黨人無法用說的和台灣人溝通，就蹲下來寫在沙上（註）。
船員們和一個會說英文的工人聊了一下，那人告訴他們，雖然他家有11個人在工廠工作，還是養不起母親。克倫古斯基也在另一處提到農村的貧窮，說人們平常很少吃肉，說「屠夫用腳踏車載著肉在附近的村子繞來繞去，他拿了5公斤的肉出去，很多時候又把肉都帶了回來。」
請見：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29-31。
利文道夫斯基說每個台灣男人都屬於軍事體系（他指的應該是徵兵），隔一陣子就要參加軍事演習，每個中學生都穿軍服，並且要學習使用美國武器（應該是指高中軍訓課）、學習英文的命令（komendy w języku angielskim）。
請見：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53。
請見：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53。
這個記述雖然看起來是個小細節，但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因為這可能是波蘭最早的關於台語和華語不同的第一手記載。
台灣社會的軍事氛圍，也影響了小孩。船員在參觀屏東糖廠附近的學校時，一位女老師對他們說，她很抱歉無法招待他們，甚至連一杯茶都沒有，因為現在有戰爭。這時剛好有防空演習，孩子尖叫著躲起來，陪船員參觀的Mundzio（註）說：「你們看到了嗎？這就是共產主義者對我們做的事，他們想要向我們丟炸彈，阻止我們上課，毀了我們的學校，所以我們必須保護自己⋯⋯。」（註）
《海盜島》中，船員提到他們參觀屏東糖廠附近的小學，看到孩子們畫的畫。一個孩子畫了一個孩子掀起羊皮，下面是一隻拿著鐮刀與榔頭的狼（註：鐮刀與榔頭是蘇聯象徵）。學校也有兩棵樹，一棵樹代表台灣，另一棵樹代表中國大陸（główny ląd Chin），兩棵樹之間用鐵絲隔著，鐵絲上有飛機的剪紙，孩子們用棍子挑起剪紙，把飛機從台灣那邊丟到中國那邊，用這種方式「轟炸」中國。
請見：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89-90。
這是波蘭船員給一名國民黨軍官取的綽號（波蘭船員會給和他們接觸的國民黨人取綽號，如「麻子」、「眼鏡蛇」），Mundzio這個字不是波蘭文，不知道什麼意思，可能是船員自己發明的字。
請見：Bronisław Wiernik, Na pirackiej wyspie, p.89-90。
船員們有像Mundzio等人所希望的，看到共產黨的威脅和自由世界的進步，站在國民黨這一邊嗎？看船員們的敘述，好像沒有⋯⋯。克倫古斯基如此評論他們的「假期」（註）：
以下引文請見：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29-31。
「看到國民黨人的天真，我們真的很想笑。他們要給我們看工業和自由帶來的進步，結果我們只是更加確信，這裡被貧窮、飢餓和恐怖統御。」
「蔣介石不蓋學校和工廠，只是蓋機場軍營和監獄，關那些『政治思想可疑的人』。」
政委利文道夫斯基也說（註）：
以下引文請見：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49。
「這次的參訪讓船員相信，這裡一片赤貧，經濟落後，而且正在準備戰爭，蔣介石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寄生此地，無情地利用台灣人民。」
雖然這些是70多年前的波蘭人寫下的政治宣傳文字，但今天看來，他們對蔣政府的批評依然一針見血、鞭辟入裡。
被國民黨沒收的船隻，與回不了家的船員
參觀完「台灣的進步」幾個星期後，波蘭船員就被移下船了，正確來說，是被騙下去的。根據〈截獲波蘭船舶布拉沙輪案〉，中華民國政府早在1954年初就決議要沒收布拉沙號，撥交海軍留用（註），但他們害怕船員若得知此事，會破壞船，於是，就決定把波籍船員移到陸上，用的方式是在當天下午邀請船員看電影，「以減少正面刺激」。船員「欣然接受」後，8名輪機戰士就「登船實行接收，並將看守機艙波籍船員送往富國飯店，而觀看電影之船員於散場後，亦送往富國飯店」。船員發現自己被騙後「群情譁然」，劉春芚中校出面宣布，說紅十字會劉瑞恆會長擔心船員在船上待太久，恐影響他們的健康⋯⋯由於劉會長是「國際醫學權威」，船員才「情緒逐漸安定」（註）。
請見：〈截獲波蘭船舶布拉沙輪案〉（檔號：A303000000B/0042/606.481/0003-0006）。
請見：〈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案（二）〉（檔號：020-040700-0021）。
在富國住了10天後，已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被移往四海一家，後來移往台北溫泉旅館金門大旅社，那裡有大小溫泉、精美家具，為了怕船員覺得熱，還每個房間都有電風扇。伙食由曾在法國大使館擔任烹調的廚師負責，船員也有可口可樂喝，有電影看，每月招待跳舞一次，還被帶去參觀各種地方。而沒有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們則被帶到高雄愛國國小禮堂居住。
船員住在學校自由度比較高，可以到學校的院子裡走動，所以他們也做出了各種台灣常民生活觀察讓國民黨實現把他們送回去的承諾（一直遲遲沒有實現），進行了絕食抗議。在離開台灣之前，他們總共進行了4次絕食。
克倫古斯基說，他覺得很奇怪，孩子們7點就要去上學，6點才離開學校。早上會有一個戴著臂章的老師來監視孩子，要他們打掃教室、擦玻璃、丟垃圾。孩子們受嚴格的軍事管理，打耳光不足為奇。孩子看起來過得很糟，會跑到船員窗前說「你給我麵包。」（他的拼法是ni gej ło miembol，應該是真的有聽到），然後會把麵包藏在襯衫底下，免得警察看到。
克倫古斯基覺得，孩子和老師都對他們很好，有機會就讓船員知道，他們不同意國民黨把船員關起來這樣的做法。克倫古斯基還說，台灣人被蔣介石的黨羽虐待。如果有人表示不支持政府，他的位階和薪水都會比較低。他也說，其實蔣介石自己的軍隊也不支持他，有一次他們邀請一個對他們比較友善的警察來喝酒，警察原先不要，但喝一喝，就絕望地大吼，說他不想再留在島上了，他想要回家找在大陸的兄弟姐妹。
在學校，船員也看到了地方自治選舉（那時候是5月，所以應該是5月2號舉辦的第二屆中華民國縣市長選舉）。利文道夫斯基說，選舉時街上很吵（有競選活動），他們從中庭看到，特別的團隊在牆上貼了國民黨人的競選海報，然後第二天海報上所有候選人眼睛都被挖掉了，利文道夫斯基說這是當地人表達對國民黨不滿的方式。
利文道夫斯基也提到，他們在一間教室看到投票（他們走到門口去看），看到公務員和憲兵在裡面。選民臉色陰沉地排隊，兩個警察在旁邊看守。人們走到公務員前面，公務員拿出選票，自己填寫，然後交給選民，選民在憲兵看守下把票投進投票箱。
請見：
- 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34-35。
- Adam Lewandowski, 9 Miesięcy na Taiwanie, p.73。
分別在1954年4月29～30日、6月1～3日、6月15～17日、7月5日。國民黨人很厭惡船員的絕食抗議。在報告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人認為船員是因為紅十字會處理遣返很慢而遷怒他們，認為船員絕食是要逼他們加快速度，以及「故作姿態表現積極，以為返回波蘭後預為個人安全鋪路」。
第一次絕食時，一個國民黨人對他們說：「我們不會再忍受這邪惡的共產主義宣傳手段。」還威脅：「你們會被判坐牢20年或是死刑。」第二次絕食，國民黨人承諾：「你們10天、14天後就會走。」6月15日，船員看他們還沒有要離開的樣子，於是在牆上寫「我們要回家」、「自由或死亡」，還做了一首歌〈我們要回家〉：
I want to go my home! 我受夠了不自由，受夠了謊言，我要求回家。回家，回家！I want to go my home! 我受夠了台灣，我向世界大叫。我要求回家。回家，回家！I want to go my home! 我不會背叛，那裡是我的國，那裡是我的家，我要求回家。
這次絕食，國民黨人把利文道夫斯基和亞力山大．道姆波利斯基（Aleksander Tamborski）帶走了，假裝告訴其他留在學校的船員，這兩人已經在吃東西了，藉此分化船員，但沒有成功。6月18日，船員絕食第三天，學校裡的小孩子以為是國民黨不讓船員吃東西，於是來看他們，給他們麵包。幾個在學校裡政府機關做事的大人也偷偷給他們比讚（船員說，這是Ho，也就是「好」的意思，這感覺聽起來像是台語），表示「加油」。
船員說，也活在不自由之中的人們給他們比讚，這給了他們力量。後來，瑞典紅十字會拿了信來，說他們可以回家了。但在離開前，他們又絕食了一次（7月5日）。後來《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登出來他們7月12日離開，所以停止絕食。瑞典紅十字會來了後，國民黨擔心自己的形象，叫船員不要絕食。終於，在7月12日，布拉沙的船員離開台灣，結束了他們驚險、意外的旅程。
請見：Tadeusz Grabowski, W niewoli u Czang Kai-szeka, p.40-41。
政治宣傳文學的真實與虛構及其影響
布拉沙號船員回憶錄呈現出的台灣形象是：軍隊和特務無法無天、經濟貧窮落後，人民水深火熱、不滿蔣介石。諷刺的是，國民黨本來想要讓他們看到的是相反的樣貌。看回憶錄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船員的回憶錄可信嗎？他們會為了怕被波蘭政府責罵、處罰，刻意醜化這裡嗎？
我閱讀了國發會檔案局和國史館關於布拉沙號及高德瓦號的檔案（目前總共找到17個檔案），並和波蘭船員的說法（3本回憶錄、2本研究著作、一些報紙連載）比對，也研究了當時台灣的社會氛圍和常民生活，覺得船員描繪的台灣景象還滿寫實的，而他們關於國府情治人員和國軍的描述應該也是很可信。曾在波蘭遠洋公司（Polska Linia Oceaniczna）工作的理查．萊希欽斯基（Ryszard Leszczynski）在他的書《消失的船》（Ginące frachtowce）中有提到，他於2001年訪問了高德瓦號的二副端區考夫斯基（Tadeusz Drączkowski），後者說他和事務長哥瑞斯考維亞克（Jerzy Grześkowiak）因為寫信給瑞典紅十字會求救，被關在左營一間軍事牢房（推測是海軍總部軍法處看守所）十幾天，但他們也沒有被打，只是食物很少，一直被餓著（註）我猜想國民黨不敢用太激烈的手段對待波蘭船員，大概是怕引起國際糾紛，影響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這17個檔案請見：
- 〈布拉沙油輪船員向我尋求政治庇護等〉，《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99909-0025。
- 〈柏拉薩匪輪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2/1571.6/4690。
- 〈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經過報告書（ㄧ）〉，《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40700-0020。
- 〈波蘭籍布拉沙號（Praca）油輪截獲及處理經過報告書（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40700-0021。
- 〈波蘭籍船員請求政治庇護宣傳〉，《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3/707.5/36。
- 〈海軍截獲高德瓦輪藥品標售〉，《行政院衛生署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8-030200-0278。
- 〈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 〈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0022。
- 〈高德瓦陶普斯兩輪處理問題〉，《法務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00000F/0044/0144/7。
- 〈高德瓦匪輪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 0043/1571.6/0022-2。
- 〈高德瓦輪撥交海總部〉，《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5000000C/0044/0850/0022。
- 〈截獲中共高德瓦輪案節要〉，《總統府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0000000A/0043/3110101/0036/001/010。
- 〈截獲波蘭船舶布拉沙輪〉，《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2/606.481/0003-0006。
- 〈捕獲波蘭輪（GOTTWALD）高德瓦號處理〉，《行政院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3/9-8-4-6-1/34。
- 〈截獲匪船高德瓦輪〉，《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7。
- 〈截獲匪船高德瓦輪〉，《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8。
- 〈截獲匪船高德瓦輪〉，《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9。
請見：Ryszard Leszczynski, Ginące frachtowce (Tom 1), Gdańsk: Fundacja Promocji Przemysłu Okrętowego i Gospodarki Morskiej, 2007, P.120。
另外附帶一提，萊希欽斯基的書中有收錄不少高德瓦號船員在17號碼頭倉庫的生活照片，非常珍貴，有興趣的人可以找這本書來參考。
雖然布拉沙號的手段看起來還好，但在高德瓦號的案例中，國民黨用的手段更為激烈，也造成了悲劇性的結果。
高德瓦號一個很糟糕的手段是隔離。和布拉沙號不同，高德瓦號的船員在被帶到高雄10天後，就被騙下船，帶到17號碼頭倉庫，政委那握魯托被隔離在旅館（苓雅寮勵志社），和其他船員分開（註）。國民黨這麼做的目的，大概是為了爭取他，並且防止他像布拉沙號的政委利文道夫斯基一樣組織號召船員，增加宣教工作的難度。船員們要求讓政委和其他兩名船員回來，和他們一起住在17號倉庫，不然就要絕食抗議（註）。海軍總司令部決定「以強硬態度對付並囑即日起停止船員外出」，後來，甚至還把船員分散到多家旅社，不讓他們彼此接觸，藉此達到鎮壓目的。
請見：
- Ryszard Leszczynski, Ginące frachtowce, p.119-120。
- 〈截獲匪船高德瓦輪〉（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8）。
船員在1954年9月25日發起絕食抗議（這不是船員唯一一次絕食抗議，後來還有許多次絕食），海軍總司令部的應對方式是：把這些發起絕食的船員以及大俥（輪機長）、二俥（大管輪）帶離17號倉庫，分別關在不同旅社。
其中一名船員瓦而丁（Wardyn）在絕食3天後飢餓嘔吐、試圖自殺，後來被送到醫院注射葡萄糖針。船員們在9月28日結束絕食，但是後來所有待在17號倉庫的船員都被分散隔離到多家旅社，由國民黨派人看管，台灣省高雄港務警察所的報告中說，隔離的目的是「予以船員心理上之威脅，期能給予反擊，而達到鎮壓之目的。」
隔離似乎很有效果，因為申請政治庇護的船員愈來愈多了。端區考夫斯基提到，有兩名船員皮克魯（Adam Piekart）和托索夫斯基（Włodzimierz Tauzowski）率先簽了政治庇護，因為他們被國民黨人及布拉沙號的船員帶去和布拉沙號的茲姆金斯基喝酒，現場有陪酒的酒女，國民黨人給他們錄音拍照，之後利用他們對波蘭政府的批評要脅他們，他們害怕回波蘭沒有生存空間，於是申請了庇護。
一名高德瓦船員在回憶錄中寫道，隔離時看守的軍官三不五時就會要船員簽署政治庇護，告訴他們：別人都簽了，簽了你就可以和同伴在一起。除了脅迫，還有孤獨、無所事事（因不能外出）造成的心理壓力。在國防部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到了1954年3月中旬，有些船員因此有暴力傾向，會攻擊警衛。
請見：
- 〈截獲匪船高德瓦輪〉，《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8。
- 〈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 A.Męglewski, “Odpowiadanie z dni wielkiej próby Marynarze z „Gottwalda” w niewoil na Taiwanie”, Dziennik Baltycki, July 5, 1955.
高德瓦號的案子中也有船員病故及自殺。1954年6月27，輪機工斯克普考斯基（Brunon Skrzypkowski）因患腦膜炎病逝於樂仁醫院。1954年11月30日，高德瓦號的船長史米奧德（Mikołaj Szemiot，有時候在檔案中也翻譯為孫彌若、最米克、梅柯爾嘉）因受軍方脅迫，在高雄日光旅社用保安刀片割腕自殺（註），後來被救起。1955年2月11日，有申請政治庇護的助理輪機儒索夫斯基（Jerzy Ruszowski）在左營海軍陣亡烈士紀念塔附近樹林中自殺（註）。克普考斯基死後被葬在高雄覆鼎金天主教公墓，在《消失的船》中可以看到船員和他的墓碑的合照（註）。儒索夫斯基也是被葬在這裡，後來，兩人的骨灰都移靈回波蘭了。
關於這事，檔案中的記載是「該船長最米克有意請求政治庇護，但恐其在本國之家屬遭害而未決，故海軍政治部第四組組長劉金銘上校，及經辦人員略加壓力，取消其食住等優待，因此企圖自殺」。但船長事後告訴美國天主教福利會高神父（Father O’Nell），他這麼做是因為海軍向他出示他和赴美船員的合照，以及平時談話的錄音，脅迫船長如不允請求政治庇護，就會把這些東西給波蘭政府，「任波蘭政府得悉他動搖和無恥情形，殺戮其所有家屬」。船長被迫申請政治庇護後，以刀片割腕，美方對此大感不滿，十分重視。
請見：〈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檔案中寫到的自殺原因是：儒索夫斯基等待太久，認為赴美無望，胃病加劇，情緒不安，對中華民國政府感到失望。不過，二副端區考夫斯基覺得他的死很可疑，說他上吊時是跪坐，有被毆打痕跡，懷疑是他殺，但也沒有證據指出他的死是他殺。
請見：〈高德瓦油輪處理案〉（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以及〈截獲匪船高德瓦輪〉（檔號：A303000000B/0043/606.481/8）。
請見：Ryszard Leszczynski, Ginące frachtowce, p.119-120。
船員的回憶錄雖然寫實，但不一定會被波蘭民眾採信。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波蘭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什麼美好國家。1950年代的波蘭也百廢待興，也有對異議者的打壓。雖然國家宣稱照顧工人，但1956年6月，當工人為了爭取待遇上街抗議，這個標榜照顧工人的政府竟然對工人開槍（註）。雖然波共政府宣稱回去的船員都是愛國烈士，但其實回去主要的原因是擔心不回去家人會受害，失去工作、被政府強制搬離原本生活的城市、被情治單位騷擾（註）。即使那些放下家人「投奔自由」的船員，也是做出了痛苦的決定。
波茲南六月（Poznański Czerwiec）是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第一場大規模抗爭，從1956年6月28日持續到30日。波茲南的工人走上街頭罷工，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喊出「我們要麵包」、「我們要活得像個人」、「共產主義者下台」等口號。然而這場抗爭遭受到波蘭政府的強力鎮壓，造成超過數百人受傷，50多人死亡，死者之中甚至有許多未成年人。雖然波茲南抗爭事件失敗了，但卻對波蘭後來的社會運動及人們的覺醒，有深遠的影響。
雅努什．魏魯貝爾在《中波輪船：波蘭和中國的海上同盟1950-1957》中提到，在波蘭政府還不知道布拉沙號上的哪些船員會申請政治庇護之前，對所有船員的家人都會施壓。一旦他們獲知申請政治庇護船員的名單，就立刻採取行動，讓這些船員的家人搬離位於北方的海岸，搬到較為內陸的城市，甚至波蘭中南部。除了強制搬遷，有船員的家人被革職，有船員的家人搬遷後找不到工作，有人生活陷入困頓，過得很悲慘。
高德瓦號船員的家人沒有被強制搬遷，這和當時政治氛圍改變有關。因為船員家人被強制搬遷的消息傳到西方世界了，然後美國的波蘭人也寫信給聯合國提出抗議，說船員家人不該被連坐處罰，這一切都有損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形象（之前波共政府罵蔣介石沒血沒淚，這下子自己也被罵沒血沒淚了）。
1955年中後，波蘭政府對海外波蘭人的政策也改變了，以前是罵他們背叛國家，現在改成對他們溫情喊話，希望他們回家，還去找家人勸他們回家。但是後來，只有3名船員回來。
關於船員家人的遭遇，請見：Janusz Wróbel, Chipolbrok. Z dziejów polsko-chińskiego sojuszu morskiego 1950-1957, p.424-436.
這種種一切，造成波蘭人對船員描繪的台灣印象不信任，認為這不過是政治宣傳。於是，討厭波共政府的人們在他們心目中勾勒出一個美好的台灣形象，覺得感謝蔣介石，台灣人民得以免除共產黨的虐待（註）。今天，許多波蘭人對台灣的印象還是不脫反共堡壘或美帝傀儡，極少人能把台灣當成台灣看待，多半認為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好的中國、自由中國，不然就是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兩個形象雖然南轅北轍，卻都和中國有關，台灣就被綁在這小腳和束腹之間，不知道要花多久才能掙脫。
《跳舞的熊》的作者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在他的《獨裁者的廚師》台灣版序中就說，波蘭民主化3年後，他在小學六年級的課堂上第一次聽到台灣和蔣介石：「我就是在那段苦甜摻半的奇妙歲月裡從歷史老師那兒得知，當我們在波蘭飽受共產之苦的同一時間，台灣人多虧驍勇的蔣介石將軍，未曾嚐過那滋味。我當時覺得台灣歷史與波蘭歷史的走向類似，只是過的生活完全相反。在那個國家的歷史裡，多虧有蔣介石，不管是柳橙、巧克力、即溶咖啡還是西方的啤酒，台灣的國民全都能享有。當時在我的記憶裡，台灣是個理想的國家，那個國家的人民不需經歷我們所經歷的事。」
他寫到，直到他來到台灣，才發現蔣介石雖然讓台灣免於共產主義，卻沒有帶給台灣人自由。
請見：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著，葉祉君譯，《獨裁者的廚師》（台北：衛城出版，2021），頁xix-xx。
【附錄】文中兩起劫船事件的影像證據
關於布拉沙號與高德瓦號劫船事件，雖然少有人研究，但其實有許多歷史文獻與資料照片可供佐證，例如以下由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所收錄之相關影像：
- 中央日報，〈波蘭船員參加樺山天主堂彌撒〉，照片，1954.06.27，《台灣新生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中央日報，〈尋求庇護之波蘭籍匪油輪高得瓦號11位船員〉，照片，1954.09.21，《台灣新生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王介生，〈布拉沙號（俘獲波蘭油輪）〉（波蘭船員至樺山天主堂做迷撒），照片，1954.06.27，《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王介生，〈布拉沙號（俘獲波蘭油輪）〉（波蘭船員18人離華），照片，1954.07.12，《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王介生，〈布拉沙號（俘獲波蘭油輪）〉（自由波蘭協會祕書烏拉狄司（左）），照片，1954.06.13，《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王介生，〈高德瓦油艦政治庇護船員〉（高德瓦油輪波蘭籍船員招待記者致留影），照片，1954.09.21，《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王介生，〈高德瓦油艦政治庇護船員〉（高德瓦油艦波蘭籍船員獲得政治庇護後招待記者），照片，1954.09.21，《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王介生，〈高德瓦油艦政治庇護船員〉（高德瓦船員受廣大記者圍問），照片，1954.09.21，《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王介生，〈高德瓦油艦政治庇護船員〉（罪輪高德瓦現泊我縣港），照片，1954.09.21，《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郭惠煜，〈中華海員總工會歡迎布拉沙波蘭船員陳文奎致詞歡迎〉，照片，1954.07.05，《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郭惠煜，〈布拉沙號（俘獲波蘭油輪）〉（波籍船員參觀台灣造船公司），照片，1954.07.05，《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 郭惠煜，〈歡迎波蘭籍船員大會，一船員說：在鐵幕內人民用手勢作反抗俄帝共產黨記號〉，照片，1954.07.05，《中央日報》，國家文化記憶庫藏。
索引
在窮苦的海盜島上，被蔣介石俘虜
政治宣傳文學的真實與虛構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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