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巴黎奧運拳擊女子57公斤級比賽，無論身在歐洲時區、亞洲時區⋯⋯全世界哪裡的台灣人，不能不觀看的一場比賽。必須做我們的林郁婷選手的後盾，不單純是挺她奪金牌而已──雖然事實證明，她完全打出世界排名第一與大會第一種子的身手，以敏捷的步伐、犀利的刺拳，取得她實至名歸的金牌；更是必須讓她「強烈感受到」，莫名成為國際組織權鬥下遭殘酷霸凌的受害者，她不是孤單一個人面對。

上一屆的2020年東京奧運，林郁婷同樣排名世界第一，行前便被視為奪金熱門，卻在第一場就落敗，讓她崩潰爆哭。她將自己的悲憤轉換成給隊友的支持，留在東京陪51公斤級的選手黃筱雯訓練，黃筱雯後來勇奪銅牌，而這面承載著兩位選手悲喜交雜淚水的台灣拳擊第一面奧運獎牌，如同明鏡，映照出運動競技的艱難與殘酷──要能圓夢，除了技術、心態，當然也有機運。準備充足，機會就在眼前，但稍有閃失，就失之交臂；如果不願放棄，眼淚擦乾、拍拍衣衫，重頭再來。

等待3年，林郁婷持續保持世界第一，二度挑戰奧運舞台。只是這一次，她沒料想到，天外飛來一記場外的重拳。去年（2023）3月，她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世錦賽奪下銅牌，卻被國際拳擊總會（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 IBA）以賽前「性別生化指數異常」（即性別檢測）取消獎牌，儘管返國後台灣自行的檢測都符合國際規定，且過去3年內10次運動禁藥檢測結果都沒有任何疑慮，重點是，IBA舉辦的世錦賽根本非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認定的比賽；隨後，林郁婷在杭州亞運拿到金牌，取得2024巴黎奧運參加資格。

一切毫無疑義。IBA這個與奧運賽會無關的組織，卻跑來鬧場，重提無論過程和結果都十分受爭議的世錦賽性別檢測問題，劍指林郁婷與阿爾及利亞選手克莉芙（Imane Khelif）性別疑慮，儘管IOC明確駁斥。但兩位選手仍在開賽前成為輿論箭靶。

事實上，「性別爭議」只是煙幕彈，林郁婷與克莉芙是一場IOC與IBA鬥爭下的「祭品」。IBA是過去劣跡斑斑的國際業餘拳擊協會（AIBA）換殼上巿的組織。AIBA參與的2012倫敦奧運，結果爆出亞塞拜然（Republic of Azerbaijan）900萬美元買兩面金牌的醜聞；2016年里約奧運，裁判集體收賄操縱比賽結果──這讓奧運的拳擊賽場不再是運動員最高的夢想殿堂，而是扼殺夢想的墳場。

因此，2020東京奧運和2024巴黎奧運，都改為拳擊項目組織「國際奧會拳擊特別工作小組」自行籌辦拳擊比賽。2019年，國際奧會拳擊特別工作小組宣布東京奧運全面封殺里約奧運拳擊裁判，禁止他們執法。2021年AIBA改名IBA重新上巿，主席是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友好的俄籍黑道分子克列姆列夫（Umar Kremlev），重組後更加明目張膽與國際道德與秩序背道而馳，包括接受俄國入侵烏克蘭後已被國際體育組織禁止的俄羅斯、白羅斯選手帶國旗、唱國歌等；以及自己進行早已被IOC取消的性別測試。

2023年IOC把IBA踢出奧運認證組織，這就導致拳擊界出現兩個系統的比賽；但是，IBA的比賽成績如果不能成為奧運資格門檻，比賽重要性勢將下降。這應是IBA拿著林郁婷與克莉芙議題來巴黎鬧場的原因：以「偽」性別議題的高對立性，企圖打一場烏賊戰，指稱奧運是對女性不公的舞台、IBA主導／賽事才能有「公平」的競賽。

為什麼IBA把目標對準林郁婷和克莉芙?有一說是克莉芙在去年3月世錦賽擊敗了俄羅斯選手，那麼林郁婷呢？我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兩位選手一個來自非洲的阿爾及利亞、一個來自根本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台灣，我很同意事後許多專家「合理的推測」：其中更隱含了種族、膚色與國際地位的權力的歧視。如果今天換成是歐美國家白種人選手，也會被如此對待嗎？

克莉芙首場與義大利選手卡里尼（Angela Carini）之戰，卡里尼淚流滿面以「生命安全」為由46秒棄賽，看了賽後克莉芙的聲明，真的讓人很心碎：克莉芙根本長年在義大利訓練，和卡里尼從小女孩時期就認識。更讓人髮指的是，IBA繼續提油加火，要提供額外獎金給卡里尼；不過義大利拳擊協會強調他們不會接受。

野心家毀滅世界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極端分化與撕裂。這在過去人類黑暗歷史裡一次次上演。

克莉芙10日發布聲明表示，「決定展開一場新的戰鬥，為正義、尊嚴和榮譽而戰。」已委託律師向巴黎檢方提出「嚴重網路騷擾」訴訟。這不只是為她自己而戰，也許是為了一個時代而戰。在她之前，也曾有勇敢的女性挺身而出，改變了歧視的賽場規則。

2016年里約奧運，印度選手強德（Dutee Chand）站上女子100公尺跑道，這條路比任何同樣優秀的女子短跑選手都艱難，她除了靠達標的成績、還靠著司法訴訟才能與其他人彼肩競逐。她是一名雄性激素過多症患者、天然睾固酮（testosterone）激素比一般女性高出許多，因而一度被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拒於門外。

強德被建議進行藥物治療，但她決定挑戰制度。在加拿大律師事務所協助下提出訴訟，最終體育仲裁法庭（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判她勝訴，才讓她能夠參加奧運。體育仲裁法庭當時給了世界田徑總會兩年時間，去證明自然睪固酮水平高的女性相比其他人更有優勢；否則，這項規則無效。

這項檢測標準因而被暫停，強德的判決，連帶讓其他3位與她相同狀況的性別分化多元性（DSD）選手得以一併踏上里約奧運的殿堂。當時體育仲裁法庭說明：「雖然田徑項目自誕生之日起就被自然劃分為男性和女性兩個組別，但很顯然，人類的性別並不簡單粗暴地依靠這個二分法。」不過也附帶說明：「世界田徑總會依然需要一個將運動員區分成男性和女性的標準。」

但世界田總於2018年制定新版規則，要求DSD運動員需要至少6個月服用降低睪固酮激素的藥物，才能參賽。2023年，又有新的政策，將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排除在女性世界排名比賽之外；並把DSD運動員的睾固酮容許值從每公升5奈莫耳(nanomoles）降至2.5。國際游泳總會（FINA）也只接受12歲前完成變性手術的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

兩大運動單項組織，基本上把跨性別女運動員的參賽的門拉緊了，許多訟訴案也因而衍生。但由國際奧會資助的研究結果顯示，跨性別女性運動員的身體能力，其實並不如一般想像的全面優於順性別女性。

跨性別者挑戰了運動場上必須彰顯的平等精神、與必須維持的公平競爭原則，不能否認的是，天秤的兩方其實都是人權，如何取得平衡，確實是當代最困難的議題。

★延伸閱讀：〈運動場的終極難題：跨性別與性別發展差異運動員的參賽權與公平性〉

然而，林郁婷事件目前並無證據涉及「跨性」。所謂「跨性別」(transgender)的廣泛定義是指，出生時被認定的性別與他們自我認同的性別不同。而林郁婷身份證字號開頭是「2」、即出生時為女嬰，而如今也以女性身份參加國際比賽，即代表是「順性」。

自1968年墨西哥奧運開始，奧委會對所有女性運動員進行強制性別檢測，原本是為了防止有男性參加女性賽事。結果，反而讓許多女性因此被拒於門外。

最悲慘的案例就是2006年杜哈亞運女子800公尺銀牌得主，印度選手桑達拉江（Shanti Soundarajan）多了一個Y染色體、但睪固酮正常，卻未能通過性別檢驗而遭取消獎牌。桑達拉江因而憂鬱、輕生，被救回後仍被迫離開田徑場。她後來求助印度政府協助她奪回被剝奪的亞運獎牌。

奧運在1999年就廢除性別檢測，亞運則是桑達拉江事件後才取消。2004年奧運首次開放變性人參賽，但必須做完手術並做荷爾蒙治療（今年國際奧會則放寬不需要接受變性手術也能直接參賽）。2004那年，我曾做過專題討論，那時採訪已故的台大婦產部醫師陳信孚，他的一句話如今做為性別問題的界定仍十分精確：現代醫學已承認，性別不再是以生理特徵判定、而是自我的認定。

意思是：沒有所謂可以檢測性別的工具。人選擇了用什麼性別生活、就是什麼性別。當然，隨時代的開放與社會文明的推進，如今還有「非二元性別者」。

但回到運動場上的指標，只剩下認為可以「維持競爭公平性」的生理指標「荷爾蒙／睪固酮」，儘管仍有不同看法，但目前訂下的準則畫在這裡。所以，當身分證上是「2」字頭的人，就表示無疑的就是自我選擇／被確認以女性身分渡過自己的人生。若要以運動員身分參加國際女子組別賽事，只要通過三個關卡：成績優秀、沒有用禁藥、雄性激素沒有超標。林郁婷全部達到。

支持跨性運動員、持續打開討論的面向、不斷的進行溝通，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但是，對於林郁婷而言，她的案例在目前顯現的資料與證據上，其實與跨性無關，她是否要成為這項議題的「代言人」，必須由她自己發言。無論正當性再明確，我們都應尊重，每一個人的人生傳記敍事主導權掌握在當事人手上，旁人無權代言，何況是極度私密的隱私。在她發言之前，硬把「跨性議題的十字架」架在她身上，讓她被迫貼上這個標籤、放上祭台被一群不明就理的人獵巫，十分殘忍；另一方面，支持者不斷尋找其他表相的「女性特徵」論述，也反而模糊了性平討論的軸心與方向。

此時此刻，我希望全世界都以這個方式記住林郁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