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奧運開幕在即，7月4日台灣奧運代表團的名單出爐，16個項目中共有60位參賽選手，參與女子項目共計34人，占比達56%，超越男子項目的選手人數。前屆東京奧運，依據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簡稱中華奧會）官網的統計，代表隊選手合計68人，其中35位為女性，比例也超過5成。

代表團的性別比例上，台灣代表團看似已經跟上本屆奧運的性平里程。然而，在教練的性別比例上，東京奧運和巴黎奧運女性教練都僅有12%；上拉至中華奧會的領導決策層級，女性占比更不到1成。

翻開台灣奧運的征戰歷史，歷屆中華代表團所贏得正式項目的36面獎牌中，有21面是由女子選手獲得；另外有一面則是2020東京奧運林昀儒、鄭怡靜聯手拿下的桌球男女混雙銅牌。此外，台灣首面示範項目金牌（1988漢城奧運陳怡安，跆拳道女子51公斤級）、正式項目金牌（2004雅典奧運陳詩欣，跆拳道女子49公斤級）全都是由女子選手奪下。從參賽到奪牌，台灣運動場域中，女性無疑撐起了半邊天。

當國際奧會視「教練」性別平權為當前重要性平目標時，上屆東京奧運我國代表團各項運動參賽名單，在教練團成員近50人的狀況下，僅有6位女性教練。

2024巴黎奧運，代表團陣中共計39名教練，其中僅5位為女性教練，分別是林玥礽（舉重）、徐曉如（射擊）、陳思薇（射擊）、鄭佳奇（桌球）、楊芯媛（高爾夫）。

若進一步觀察中華奧會的領導決策層級，目前中華奧會主席、副主席以及執行委員組成共有25人，其中女性占比不到1成（僅執行委員中有2位女性）。台灣運動的領導與決策層級中，屬於女性的透明天花板顯然猶在。

當然，女性運動領導人才的養成並非一蹴可及，或是簽署各項國際性別平等宣言就能帶來實質的改變。相較於成為頂尖運動員，成就一名教練需要更長的時間。奧運女子400公尺跨欄金牌得主摩塔瓦克（Nawal El Moutawakel）即指出，在前進奧運代表團之前，教練需要長達10至12年的國家層級的競爭。台灣2023年亞奧運運動競賽種類團體核發A級教練證數量及性別統計資料中，由各單項協會所發出的456張教練證中，僅有126張（約26%）由女性取得。

台灣向來以在亞洲國家中的性別平等進程自豪，2007年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具備國內法效力，並於2012年完成立法後施行。體育署2017年發布《推廣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白皮書》、2020年11月亦簽署了《2014年布萊頓暨赫爾辛基女性與運動宣言》。看似對於國際主要性平政策亦步亦趨，但當國際奧會已是全球最重要的性別平等推動組織之一，性別平等政策對台灣體壇影響，卻似乎仍力有未逮，台灣運動組織鮮少被視為性別平等的模範生。

學者周宛靜、湯添進2021年撰寫〈談國際奧會的性別平等政策及其影響力〉，詳細整理了國際奧會治理機制、性別政策的內涵與演進，提到國際奧會性平政策對台灣運動的影響時，他們說：

「台灣在東京奧運會拿下史上最高12面獎牌，其中女性運動員的競技表現與貢獻是有目共睹，但回顧女性教練員的培育與拔擢、運動領導階層的女性代表比例、媒體內容產製的性別描繪以及運動環境安全等領域之發展現況，在在都揭示著國際奧會欲以量變帶來質變的政策方針是否能落實到國家奧會及國家單項運動協會層級，端視各國體育行政體系的遵從與主動配合程度。」

評論說得委婉，簡言之，國際奧會的性別平等政策的落實，到了國家奧會乃至於國家單項運動協會層級時，便和特定脈絡中的性別平等進程密切相關，而有差異化的發展。當國際奧會持續強力推動的性別平等政策，在國家奧會、單項協會層級的實踐，有可能是迎頭趕上，也可能是政策宣示有餘，執行力有未逮，又甚至仍處於「性別盲」的情境。

以第43屆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為例，中華民國籃球協會（簡稱籃協）在7月8日端出了「男選手每場5,000元」、「女選手每場3,000元」的出場費發放方式，「同工不同酬」展現了台灣運動場域中的性別不平等，除引來體育署關切之外，台北市職業籃球員職業工會、中華職棒球員工會也發聲譴責。

今年（2024），依據勞動部的計算，台灣兩性同酬日為2月23日，意味著女性需從1月1日起多工作54天，才能和男性領有相同的薪資待遇。去年（2023）台灣女人平均時薪為新台幣318元，僅有男性373元的85.3%。若以籃協出場費的差異來算，男女籃選手的出場費差異高達40%，女性選手得足足多工作146天才能達到兩性同酬。

面對譴責，籃協聲明中回應「商業性質濃厚的賽事，組訓單位與選手之間，是尋求合作雙贏的思考，男女籃球員的『合作權利義務』會有不同，譬如身價不同會牽涉到保險，出賽費會牽涉到比賽票房與成本，這不單單僅是男女平等的問題。實質平等，是容許事物本質不同的差別待遇」，此觀點除託辭自由市場機制外，顯然仍以「本質天生」詮釋運動場中的性別現況，忽略了特定運動項目的球員身價、票房、乃至於女子選手的低薪，都是結構性性別歧視的結果。7月9日，2024瓊斯盃中華男籃藍隊、白隊選手授權職籃工會發表聲明，強調若「中華籃協決定僅給女籃選手每場3,000元，則男籃選手也將主動以一致標準處理」，換言之，男籃選手自動要求「降低出席費」來拉齊兩性出場費的差異，以具體行動成為台灣女性運動員爭取性別平等時的男性同盟。

這類事件置換到歐美的時空，他們怎麼做？

然而，台灣運動場域中的性別不正義又豈有這一樁。如同令人記憶猶新（或餘悸猶存）的2022年7月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簡稱中華足協）章程修正案討論與投票，與會者最終否決了包含性別保障名額的章程修正案。同年10月的理監事改選中，2024年引退的女足國家隊成員蔡明容在39席會員中僅獲得16張選票落榜，媒體報導「11位理事、3位監事當選人清一色為男性」，會員代表高喊「有本事選上，全部給妳們當也沒關係！」仍是台灣單項協會的日常景色。

2022年，國際奧會亦將原本「女性運動委員會」改名為「性平、多元與包容委員會」（Gender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Commission），由委員會的名稱可見其展望更具有多元視野的平權推動。台灣新政府上任，集結台灣運動研究領域重要專家學者，即將端出新版《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同時欲規劃成立體育暨運動發展部，這個夏天正在舉行巡迴全台4場論壇。

白皮書規劃的十大議題主軸中，乍看並未涵蓋性別議題，據稱是將性別平等併入「運動平權多元包容」的議題之中。當國際奧會「性平、多元與包容委員會」仍以運動中的性別平等以及透過運動促進性別平等作為主要任務時，期待新政府白皮書的「運動平權多元包容」亦具備同樣的視野與展望，而非「台灣性別已經夠平權了」的自我感覺良好與性平去主流化。

當國際奧會期望並承諾透過政策與行動，成為全球最有效率，推動與加速性別平等的組織之際，總以國際奧會馬首是瞻的體育署、中華奧會又或是各單項運動協會，實應意識到自身在台灣平權運動推進上的潛能、職責與道德義務。在翻譯國際奧會新聞稿之外，具體以行動或是倡議，關懷台灣職業運動、學校運動場域中的性別平等乃至於種族與階級的議題。

本屆奧運從融合了金牌、聖火與法國文化象徵的「瑪麗安娜 Marianne」會徽開始，展現了許多做為史上最性別平等奧運的行動，除了男女選手人數首度各占一半之外，亦第一次在選手村中設置托育設施。顯示在過去以男性經驗為核心的運動世界中，長期被忽視的選手月經、孕產權益逐漸受到重視，期待更多這樣的「性平擾動」可以發生在台灣的運動場域中，而試圖討論這些議題的人，能夠獲得更多的同盟與支持。呼應國際奧會當前的性平任務，讓更多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的女性，更廣泛且深入地加入台灣各種運動組織的領導階層，讓女性經驗由決策圈帶動性別平等推動，無疑是迫切且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