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旬以來，兩位美國傑出的女性籃球員分別罕見地登上台灣的新聞版面。WNBA（Women's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美國國家女子籃球協會）球星尤尼斯古（Sabrina Ionescu）與愛荷華大學的克拉克（Caitlin Clark）──尤尼斯古因為在NBA（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明星賽的三分球大賽與柯瑞（Stephen Curry）同場競技，而克拉克則在美國時間3月3日打破NCAA（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美國國家大學體育協會）籃球員生涯的得分紀錄，在台灣的不同媒體紛紛都為這兩位球員冠上「女柯瑞」的封號。

那，誰才是真正的「女柯瑞」？

長期作為運動場域中的「他者」，將女性運動員與男性運動員並稱，不只是媒體超連結的快速記憶方式，更被視為一種恭維，例如2002年的電影《我愛貝克漢》的英文片名「Bend It Like Beckham」，原意是「踢出像貝克漢一樣的香蕉球」。但如今，西方媒體已鮮少將「女版某某」的封號冠在這些女性運動員身上，畢竟，這暗示著女性運動員的性別是其最主要的特徵，而不是其運動技能和成就；這樣的稱呼可能忽略了她們在運動領域的努力和成就，削弱了她們作為運動員的身分。尤其以克拉克在創下NCAA得分紀錄之後卻還要不斷被稱為「女柯瑞」，實在令人為她感到不平。尤其單純就以大學生涯的成就來說，稱柯瑞為「男克拉克」可能還抬舉他了些。

女性運動在最近3、5年的歐美體壇可謂風起雲湧，美國女籃在克拉克引領的風潮下，屢創收視與進場人數的紀錄──從去年（2023）的NCAA大學籃球「三月瘋」開始，冠軍賽轉播吸引990萬觀眾是史上最高，也是ESPN頻道有史以來大學男女籃球賽轉播的最高紀錄，較去年同賽事成長達到55%；這樣的效果甚至向上引領同年WNBA決賽20年以來最高的收視紀錄。相較之下，隔天進行的2023年NCAA男籃決賽轉播卻寫下歷史新低，僅有1,469萬人觀賞。

當然，看男籃的人還是多，但這樣的差距正在快速縮小中。

除了女籃在美國的成長，女子足球全球性的總體發展尤其令人驚豔。剛公布的財務報告顯示，2023年紐澳女子世界盃足球賽成為賽史上首度損益打平的一屆，並為澳洲帶來13.2億澳幣（約新台幣270億元）的經濟效益；女子英超 2月17日兵工廠對曼聯的比賽，在阿聯酋球場（Emirates Stadium）吸引滿場的60,160名球迷進場，打破女子英超的觀眾紀錄。

在進場觀眾數迎來一波又一波紀錄之下，女足轉播也不斷迎來好消息。美國的NWSL（National Women’s Soccer League，美國國家女足聯賽）甫獲得一筆4年2.4億美元（約新台幣76億元）的轉播權合約，成為女性運動史上最豐厚的一筆轉播權，連帶使得球團更有豐沛資金保障；NWSL新成軍的海灣隊（Bay FC）就在這筆轉播權利金灌頂下，大膽地以創下女性運動紀錄的73.5萬歐元（約新台幣2,512萬元）轉會費，簽下尚比亞的前鋒昆達南吉（Racheal Kundananji）。而跨國運動串流平台DAZN也宣布將旗下所獲得的女足賽事轉播權，包括歐冠、西班牙、德國、法國、義大利、沙烏地阿拉伯等賽事，全數以免費方式播出。DAZN的全球商務總監（Chief Commercial Officer）華生（Marc Watson）在接受我的訪問中表示，DAZN此舉原因無他，就是「建立觀眾群」（build the audience）；他亦指出，DAZN更看好全球女性運動的長期潛力，而不僅僅是女足而已。

女性運動如此蓬勃，幾乎每天都有什麼新的場內外紀錄被寫下。美國大學女排內布拉斯加大學與奧馬哈大學比賽，在以破世界紀錄為號召下，吸引92,003名觀眾進場，如願在2023年8月31日寫下女子運動賽事觀眾的世界紀錄。連原本跌跌撞撞的北美女子職業冰球，在重組之後以「職業女子冰球聯盟」（Professional Women's Hockey League, PWHL）之名出發，在美加6座城市展開全新賽季；2月16日的多倫多與蒙特婁之戰，在NHL（National Hockey League，美國國家冰球聯盟）楓葉隊的主場湧入爆滿人潮，以19,285人寫下女子冰球觀眾的世界紀錄。

看到了這麼多紀錄，相信大家多少也都會回應「總是在講歐美如何如何」、「國情不同啦」⋯⋯確實，但我們真的需要了解台灣與歐美間正在擴大中的距離，否則難以理解擴大女性運動是一件多麼急切的任務。何況即便是上述的里程碑，歐美媒體也多站在鼓勵女性運動的角度來報導，刻意迴避了背後更大的結構差距。

在這麼多觀眾紀錄的背後，這些頂級女性運動的票價比起相仿的男子職業運動票價大約都只在十分之一左右，如女子英超各隊門票大約都在10英鎊（約新台幣400元）以下，男子英超豪門如兵工廠，則已逼近100英鎊（約新台幣4,000元）。

轉播權利金的收入當然更是天壤之別，歐美況且如此，更遑論其他地區。日本女足即便在2011年拿下世界盃冠軍，其職業聯賽發展也並未因此起飛──雖然撫子聯賽在世界盃冠軍的熱潮下，曾有過單場17,000人的榮景，但熱潮消退快速並促成日後重組，現在最高層級的WE聯賽（Women Empowerment League，日本女子職業足球聯賽），近3年每場平均觀眾數分別僅有1,560、1,401、1,699人，距離WE聯賽成立時喊出的5,000人場均目標還十分遙遠。相比之下，男子J1聯賽（J1 League，日本職業足球甲組聯賽）每場觀眾數在2023年平均達18,990人，亞洲女性菁英運動的市場規模差距仍是十分巨大。

現實是，台灣乃至亞洲都在相同的世界運動體系之下，已經起飛的歐美不會原地踏步等著世界跟上，差距正在快速拉開中。2023年女足世界盃，中國首度在小組賽階段就遭淘汰，主力球員王霜接受訪問時不甘心地說到，她們比歐洲球員都要練得苦、付出得多，但卻沒拿到想要的成績。中國女性運動員在國家以獎牌為導向的發展，歷來確實為中國「撐起大半邊天」，女足比起「不成材」的男足稱頭許多。歷屆奧運中，中國僅有在兩岸奧會模式建立後首度參賽的1984年洛杉磯奧運由男性運動員獲得略多的獎牌數，其餘各屆都是女性運動員獲得多數獎牌，而且接近6：4比。如果連中國頂尖女足球員都有如此感慨，歐美在性別平權與成熟公民社會的氛圍下，持續在各個層面推廣女性運動，運動科學、組織改革、運動教育、社會支持等面向缺一不可。

如同中國一般，台灣奧運史上所獲得的36面獎牌中，女性運動員也同樣占了近6成的21面，但是幾乎都是個人項目所貢獻。過去1、2年，台灣菁英女性運動團隊遭遇不小挫敗：足球一再以令人心碎的過程，錯失重返世界盃的機會；亞洲盃籃球慘遭降級；排球亞錦賽獲得史上最低的第9名；女棒隊數看似漸漸發展，卻仍曖昧地與壘球競逐相同的一群球員庫。

國際賽成績當然不是衡量運動發展的唯一指標，但很現實地，它是菁英運動的唯一標竿。在台灣「贏球即國球」的現實下，國際賽確實是引人矚目最快速的方式，但是從上所述，當前世界女性菁英團隊運動已經不再能僅以上個世代的模式來發展。相較於歐美的運動金字塔，台灣「101大樓」式的運動人才庫，從小到大都是同一群人，過往在全球女性運動尚未進入如此高度競爭的階段時，或許仍有競爭力，但那樣的體系當今已漸不可行，唯有按部就班，擴大女性運動參與，長期之後才能漸收成果。

2015年起，「這女孩行的」（This Girl Can）是英格蘭運動部門Sport England（文化、媒體和體育部門下的一個非部門公共機構）所推動的女性運動計畫，該網站開宗明義就宣示著：

女人有各種身形和尺寸，以及各種能力水準。不管妳是一名新手還是專家都沒關係，最重要的是，妳是一位女人，妳正起身參與。 （Women come in all shapes and sizes and all levels of ability.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rubbish or an expert. The brilliant thing is you’re a woman and you’re doing something.）

女性運動正從不斷受到冷嘲熱諷的「政治正確」，變成「絕對正確」的進程。欣聞2月20日，新一屆的立法院由現任立委黃捷承繼前立委林靜儀的「女子運動外交促進會」正式成立，就是宣示希望透過女性運動以軟實力擴大台灣艱困的外交舞台，延續2023年5月「用運動做外交：台美共建亞太運動性平交流國際論壇」、「Women in Sports 國際攝影大賽」等活動的能量。女性運動外交這樣的思維並非新發想，事實上在台灣外交艱困的1960到1970年代，純德、國泰、亞東等女籃隊就銜著台灣外交任務，足跡遍及東南亞、歐洲及美洲各國；而女足國家隊的「木蘭」之名，就是1975年成軍時，時任足協理事長鄭為元將軍賜名而來，象徵著在「男人走不出去，女將代父兄出征」的時代意義。然而，近50年後的此刻，「木蘭」之名也已完成她的階段性任務，該是為她換上新名的時候了。如今，女人已不需要替代性地為父兄而踢球或運動：

從台灣女性運動團隊成績的低落，到提倡女性起身參與運動，看似遠水救不了近火，但實則這是這時代無法抄捷徑的最終建言，擴大女性參與運動的終極目標，不僅僅在運動場上菁英運動員的數量與成績，場邊的媒體、運科、防護、教練、行銷、行政高層、乃至場外的觀眾，都是多元參與運動的形式。美國在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9條（Title IX）是透過教育機構擴大美國女性運動參與的基石，50多年過去，終於可見初步成果；若基本方向正確，菁英運動、產業規模甚至外交目的，都是最終端順水推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