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本熱鬧開打的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以下簡稱「瓊斯盃」），卻因為國家隊男女籃球員出賽費「同工不同酬」的爭議抹上一層陰影。根據台北市職業籃球員職業工會（以下簡稱「籃球工會」）指出，中華民國籃球協會（以下簡稱「籃協」）給予球員的出賽費因性別而有差異，男選手出賽費每場5,000元、女選手則為3,000元。籃球工會為抗議籃協的差別待遇，於7月9日發表聲明宣示：「如果最終中華籃協決定僅給女籃選手每場3,000元，則男籃選手也將主動以一致標準處理。」同時號召民眾一同身著黑色上衣於同日晚間至新莊體育館進場力挺女籃球員；女籃球員則在教練的叮嚀下以柔性、理性、不要「太過頭」的動作響應發起「黑色行動」，於當晚出賽時手臂纏繞黑色肌貼以示抗議。

風波延燒至7月10日，籃協才再度發表聲明指出願意在「原出賽費之外，提供瓊斯盃女籃每位球員2,000元激勵獎金」，且認為此次風波因未及時與教練團和女籃直接溝通，以致於造成誤會。

籃協的決策在社會一面倒的輿論壓力下連日數變，其回應始終被動且與社會脫節。從籃協最新的回應，其論述一再地顯示女性運動員在運動場域作為「他者」的存在，不論是籃協先前指出與籃球工會的協議以男籃為主，或者女籃必須以「激勵獎金」的方式補足出賽費。在看似平息風波的作為背後，我們應該再向籃協追問當前台灣籃球是以誰作為基準？何以女籃球員的基本權益必須是以激勵獎金的方式補貼？整起事件發展到目前為止，籃協的思維與反應始終暴露其消極被動，且與時代脫節。

回顧本次瓊斯盃同工不同酬事件的主要爭議，籃協由張承中副祕書長代為發言，以「考量商業模式、選手權益、身價以及票房影響」當作女籃球員同工不同酬的理由，這不但主動揭露女籃在整體結構上處於弱勢的處境，甚至凸顯了籃協作為一個半官方的、非營利組織的定位錯亂。

籃協為我國在奧林匹克體系（Olympic system）中由國際奧會官方所承認的國家單項運動協會（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其所承擔的「國家任務」與職業運動追求「商業價值」的定位不宜混為一談。所謂的國家單項運動協會，其目的是以國際奧會（IOC）、國際單項運動總會（IFs）及國家奧會（NOCs）的夥伴，於該國之內推廣該單項運動。儘管國際奧會及奧運會遭致商業化的批判，但基本上國際奧會身為全世界體育運動組織的最上層權力機構，仍遵守《奧林匹克憲章》（Olympic Charter）致力推廣奧林匹克精神，強調教育價值、履行社會責任，並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與普世的道德價值。籃協身為奧林匹克體系中的一員，更應該恪守此一公共性的定位及承擔國家任務。

因此，從定位上來看籃協將票房、身價用來當作合理化女籃球員低出賽費的理由，此一論述不但沒有因果上的關聯、有加深刻板印象之嫌，且一再混淆籃協應承擔的教育推廣、社會責任的定位。籃協大言不慚地將「商業模式、身價以及票房」置於選手權益之前，以及一連串提油救火式的發言凸顯女籃球員長期面臨結構上、主事者至今仍不自覺的性別歧視。

再者，瓊斯盃為台灣在1970年代外交困境的時代中，在一系列不同單項運動協會分別面臨停籍、「走不出去」的國際困境時，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自辦的國際邀請賽，這種完全由國家主導、肩負運動外交使命，及賽事經費出自政府納稅人補助的國際邀請賽事，不宜與私人企業的商業經營模式相提並論。籃協身為我國參與國際運動組織的少數代表，其角色反而更需兼顧公共性及維護選手權益，而非成為壟斷選手參與國際賽事的窗口。當前，在籃協未能掌握其本質的脈絡下，不難想像會發生這種將商業利益置於運動員權益之上的現象。

面對這起同工不同酬的爭議，籃協應釐清自己的本質，同時重新思考瓊斯盃成立的起點，或許能為此次的爭議提出更符合社會期待的解套。

1977年瓊斯盃開打迄今，瓊斯盃與其他同時代的各種國際邀請賽作為1970年代政府實踐運動外交的產物，是我國當前持續進行國際交流、爭取國際聲望的途徑之一。既然如此，在全球與國際關係的脈絡中，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是西方社會頌揚的主流價值，從台灣融入國際社會的角度來說，向來想藉由體育運動爭取國際舞臺的主事者，是時候到了超越從競技場上爭取勝利的思維，轉而開拓另類爭取國際地位的運動外交途徑。

政府與籃協應該更有智慧地藉由此次爭議化危機為轉機，從此刻開始將台灣打造成為亞洲最平權、民主、自由的體育運動基地。換言之，籃協若能從這次的賽事開始創造出一個更尊重球員、性別平權的模式，對運動員提出友善的照護環境，這不僅對於參與國家隊的運動員是種尊重與鼓勵，更可以符合政府一直以來欲透過體育運動爭取國際聲望的「台灣之光」的雙贏局面。

從這起同工不同酬的事件來看，女籃球員的權益是經由許多知名且具影響力的男女籃球員相挺而受到關注。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的過程中，一直以來處在從屬者的位置，歷年亞奧運教練職務的性別比嚴重失衡、國內各單項運動協會組織清一色多由男性主導、女性在體育教學、教練、裁判等工作職務上遭致專業的質疑，女性在運動場內努力展現自我的同時，運動場外仍要奮力證明自己擁有取得平等待遇的基本權利。

籃球運動是少數幾項在台灣發展相對蓬勃的運動，事實上，不只台灣女籃球員面臨同工不同酬的困境，更多的女性運動員在不同運動中也面臨諸多挑戰。2016年國際上許多女足球迷響應美國女足隊所發起的「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play）活動。接著，2019年美國女足國家隊球員協會（USWNT Players Association）於國際婦女節當日（3月8日）對美國足球協會提出性別歧視的訴訟，此案是國際上女性職業運動在薪資及工作條件上爭取平等的重要里程碑。當時，有28位球員共同指控美國足協存在著制度性的歧視，指控美國足協違反《同酬法案》（The Equal Pay Act）及《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在就業中不得基於性別的歧視。最終，美國女足在2022年勝訴，以2,400萬美元（約新台幣6.7億元）達成與美國足協和解的協議。同樣還有女子運動員集體對抗體制成功的案例，如2021年挪威女子沙灘手球國家隊因拒穿比基尼裝出賽，而遭到歐洲手球協會裁定1,500歐元（約新台幣50,000元）的罰款，此風波引來國際的關注最終促使國際手球總會移除比基尼的規則，使得參與沙灘手球的女子運動員無須再忍受不舒適、且被物化的服裝規定。

同樣地，在台灣女子足球也於2023年11月面臨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無視國訓中心的提醒未能提出女足的銜接訓練計畫，導致女足的訓練計畫無預警終止及連帶球員的津貼也斷炊，直到女足工會及社會輿論使得教育部體育署不得不介入才平息此風波；甚至更早之前女足國家隊在訓練環境與設施的使用上還面臨差別待遇。無獨有偶，2023年6月桃園戰神Mars女足隊遭到桃園市政府以「效益未符預期」為由終止冠名，桃市體育局表示基於資源有限將資源用在「桃園領航猿」、「桃園永豐雲豹隊」、「桃園臺產男子排球隊」及「桃園國際男子足球隊」等隊伍。再一次，原來應是扮演雪中送炭角色的政府，不但沒有顧及女足隊發展的困境，甚至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投入在以營利為目的的職業運動之上，一個城市兩樣情，桃園女足隊的處境令人感到不勝唏噓。

儘管目前看來仍然難以撼動籃球協會僵固的思維，社會應該持續關注在其他運動領域的女性運動員，或者在其他名氣不若籃球這般運動中的所有運動員，當他們作為社會的一個行動者在面臨權力關係、性別歧視、勞動權益等結構的困境時，旁人的關心與支持會成為撼動結構的重要力量。期待台灣可以打造一個更尊重、友善與平權的體育運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