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提供了一個空間，創造激勵人心的女性典範。並具備在更廣泛的社會中推動性別平等、促進女孩與女人賦權的力量。」 ──莉迪亞・恩塞克拉（Lydia Nsekera，國際奧委會性別平等、多元化和包容性主席）

2024巴黎奧運將揭開序幕，從會徽上法國文化象徵瑪麗安娜（Marianne）開始，到靈感源於法國弗里吉亞帽（Phrygian cap）的吉祥物弗里吉（Phryge），被法國評論家評為革命性地超越了傳統陽具象徵的艾菲爾鐵塔，而與女性的陰蒂極為相似；更重要的是，人類即將在本屆奧運迎來史上首次兩性選手各占一半的歷史紀錄，巴黎奧運因此被視為最為性別平等的一屆奧運。

除此之外，奧運選手村也將首度提供每日朝九晚九的托育服務，有需要的選手，可在指定照顧者的陪伴下，將年幼的孩子安托於此。設施內提供遊戲空間、哺餵乳室與尿布更換的設備。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國際奧會）運動員委員會（AC）主席艾瑪・泰爾霍（Emma Terho）以自身參與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時身兼選手與幼兒母親的經驗為例，強調懷孕與母職對於選手來說是自然的人生軌道，不應該成為女性選手事業的終點。奧運選手村托育中心的設置，可以讓選手和他們年幼的孩子共享人生中重要的時刻，幫助選手專注成就更好的表現。

在國際奧會的官網中指出，此設施乃是提供給不分性別、育有年幼孩子的「家長選手們」。然而，當女性仍是幼兒主要照顧者的情形下，這將是對於女性選手友善的規畫；但同時也可視為讓男性選手在追求卓越運動表現的同時，不棄守育兒職責的契機。

然而，今日的性平成果，是由歷史中無數女性漫長奮鬥而來。現代奧運與奧運精神的發明者、人稱「現代奧運之父」的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便是運動社會學家哈葛瑞夫（Jennifer Hargreaves）點名的「厭女者」。1896年的第一屆現代奧運，女性不被允許參與，選手盡為富裕的上層階級白人男性，英國隊多數是來自牛津公學校的運動員，美國隊則主要由來自哈佛和普林斯頓的富裕年輕男子組成。古柏坦在1910年代曾公開主張，奧運是為了男性運動員而存在的；至於女性，我們被奧運之父分配的任務是替男性運動員鼓掌，回饋他們在運動場上的表現。

1900年，第二屆現代奧運在法國巴黎舉行，女性選手開始參與競賽。然而，該屆997位運動員中僅有22位是女性，占選手人數的2.2%，競賽項目為網球、帆船、槌球、馬術和高爾夫五項。懸殊的性別比例維持至1920年比利時安特衛普奧運，該屆2,626位參賽選手中亦僅有65名女性運動員。

此時「奧運之父」怎麼看待女性參與奧運呢？古柏坦在「奧運40年：1894-1934」的演說中，仍主張「我本人反對女性參與公共的競賽」，女人在奧運中扮演的最主要角色「應當如同在古老競技場上那般，僅是男性贏家頭頂的桂冠」。

直至1952年芬蘭赫爾辛基奧運，女性選手的參與才首度超過1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女性參與奧運有了較為明顯的成長，1956年墨爾本奧運的女性選手占比為12%；1976年蒙特婁奧運提升到了20%。時序進入1990年代，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的女性運動員占比接近3成（29%）；2008年北京奧運，這個數字成長到42%。2012年，所有奧運參賽國始皆有女性選手參與。2020年東京奧運，女性女子選手參賽比例達到史上最高47.8%，這也使得舉行在即的巴黎奧運，將成為現代奧運歷史中首度男性與女性選手各占一半的歷史時刻。

在此歷程中，國際奧會與奧運，也從古柏坦的現代奧運之夢中蛻變，伴隨著全球性別平等的進程，逐漸成為強調與實踐性別平等的重要國際組織與賽會。這和女性主義的發展關連密切，1960年代，西方社會開啟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運動浪潮，女性主義者開始爭取女人在公私領域、身體政治上的權利。

1972年6月美國通過的《聯邦教育法第九條修正案（Title IX）》被視為是至關重要的性別平等里程碑，運動場域中的性別平等也推進至政策和立法層次的變革。美國嚴禁中學與大學體育裡的性別歧視，為北美乃至全世界各層級女性運動參與提供了重要的結構性保障。始於1897年的波士頓馬拉松（Boston Marathon），亦是直到1972年起女性才能正式參賽，這項享譽盛名的賽事，女人被禁止參賽的歷史超過70年。2024年的賽事中，超過2萬5千名完賽的選手裡，女性參與者已超過萬人。

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重要婦女法典「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公約於1981年生效。1980年代，國際奧會這才首度出現女性委員，參與領導與決策任務。1994年「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Sport, IWG）成立，為全世界最大，致力於促進性別平等、運動／體育／身體活動平等的社會運動網絡。第一次的女性與運動國際會議1994年於英國布萊頓舉行，由英國體育協會（British Sports Council）主辦，國際奧會協辦。1997年國際奧會誕生首位女性副主席德弗朗茨（Anita DeFrantz）。2014年，IWG第六屆會議在芬蘭赫爾辛基通過了新版的《2014年布萊頓暨赫爾辛基女性與運動宣言》，到此階段，全球已經意識到，儘管女性的運動參與人數逐年成長，但運動場域中女性領導決策角色卻仍然缺乏。

因此，國際奧會顯然無法以男女選手比例平均作為奧運性平推動的盡頭，2022年出版《2021性別平等與多元報告》（Gender Equality & Inclusion Report 2021），其策略架構區分為「運動參與」（Participation）、「領導決策」（Leadership）、「安全運動」（Safe sport）、「媒體再現」（Portrayal）與「資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五大範疇。其中，「運動參與」將在2024巴黎奧運達成目標，並將持續增加混合成隊的數量。

仍存在的性別鴻溝，主要反映在女性領導角色的缺乏上。當女性運動員的占比已近5成，奧運代表團總領隊、技術官員和教練的女性占比仍低，東京奧運時僅有13%的教練為女性。因此，國際奧會近年持續推動決策系統中的女性占比。2022年9月底，國際奧會宣布歷史上第一次，各委員會共546個職位中，達到女性與男性分占273位的性別組成。當時31個委員會主席中，女性人數也達到紀錄性的13名。2023年國際奧會決策層級中，以執行委員會為例，女性占比達到33%（2013年為27%）。

★延伸閱讀：〈姜穎／平權公約不是簽好簽滿了嗎？台灣奧運奪牌主力靠女性、運動領導階層女性卻僅1成〉

摩洛哥田徑運動員摩塔瓦克（Nawal El Moutawakel）是奧運史上第一位來自非洲穆斯林國家的女子400公尺跨欄金牌得主。她取得獎牌的運動項目400公尺跨欄，在奧運賽場上，男子組競賽始於1900年巴黎奧運，但女子組賽事直到1984年洛杉磯奧運始得開啟。摩塔瓦克於2023年撰寫〈女人將在2024巴黎奧運寫下歷史〉（Women will make history at Paris 2024）一文，宣示2024巴黎奧運將寫下女男運動員比例相等的歷史目標。但她強調，在運動員參與上的性別平等進程仍未反映在教練的性別組成上。摩塔瓦克呼籲所有關注奧林匹克運動的人，應該開始注意「教練」這個角色，因為在過去10年中僅有10%的奧運教練為女性，且十分難以撼動，她指出：

「教練是能見度高、充滿影響力的決策者。我們需要女人和年輕女性能看見女性教練，進而相信她們也能追求承擔責任、具有影響力的職位。我們在體壇需要女性教練，就像企業界需要女性高階領導人一樣。這樣的努力從草根運動的層級便充滿挑戰，但也具有急迫性。因為教練的職涯並非一蹴可及，在前進奧運之前，需要長達10至12年的國家層級的競爭。相較於成為一位頂尖運動員，需要更多時間成就一名教練。」

國際奧會承諾提供支持與資源讓更多女性能夠從事高階運動賽事的教練工作。奧林匹克團結基金（Olympic Solidarity）推出全球女性教練計畫（The Women in Sport High-Performance Pathway Programme, WISH）便是針對這個目標的行動，培訓來自50個國家17項運動的女性教練在菁英運動層級執教。

WISH計畫主持人為曾數次造訪台灣的英國赫特福德大學（Hertfordshire Ｕniversity）運動社會學者教授派克（Elizabeth Pike），她認為儘管女性獲得獎牌的機會、媒體報導都逐步邁向平等，但女性教練參與的進展則遠遠落後。WISH計畫針對女性教練提供領導技巧、自信心和職涯發展的訓練。獲選參與的女教練，要學習自我評估、創意問題解決、正向教練文化以及如何在壓力中領導。

領導能力是WISH計畫的核心。除此之外，派克在訪談中特別提到WISH打造了一個「安全空間」（A safe space），讓參與者能夠暢談實際面臨的挑戰、經驗分享並且獲得具支持性的人際網絡，激發出自信。完成訓練的女性教練，將成為所屬運動項目、區域中的領導人物，針對眼前女性執教的各種阻礙，帶頭進行衝撞與挑戰。這揭示了國際奧會《2021性別平等與多元報告》策略架構面向間的緊密關係，WISH不僅是「領導決策」的性平實踐，亦和「安全運動」密切相關，是推動運動場域中相互尊重、平等正義和免除各種形式騷擾與侵害的行動。

「媒體再現」則訴求女性運動在運動轉播上的重要性和閱聽人需求必須被重視，簡單來說，女性運動內容對於閱聽人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文本。這或許也是台灣所有運動相關組織必須建立的第一個觀念。

根據調研機構尼爾森（Nielsen）2018年在澳洲、法國、德國、義大利、紐西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的調查顯示，84%的運動迷（其中超過半數為男性）對女性運動感到興趣；女性運動被視為「更進步（progressive）」和「更家庭取向（family-oriented）」、「更乾淨（cleaner）」「更激勵人心（inspiring）」。

國際奧會2021年新版的《性別描述指南》（Portrayal Guidelines: Gender-equal, fair and inclusive representation in sport）強調運動媒體再現對於性別規範、性別刻板的形塑，以及嶄新、正面、多元角色典範的推廣扮演重要的角色。指南中提及，媒體在報導女性運動員常會失焦報導和運動無關的特質，例如女性的外表、服裝、私人生活，或是把他們的成就和性別／性別角色連結。這份指南在內容、圖像、文字用詞、受訪者4個層面提供內容生產者進行自我檢測：

最後，也是中文世界的媒體仍未熟悉的性平進展──國際奧會建議媒體「主動詢問運動員的性別認同代名詞（pronoun）」，就像媒體總是會再三確認運動員的姓名拼音和唸法一樣。因為，許多非二元性別者或跨性別者，會期望被以中性代名詞稱呼，例如they/them等等。這在中文世界中顯得較為困難，然而「TA」也由2015年起，被香港、台灣等地的性別運動團體使用來稱呼跨性別者。若將這份指南，置放到台灣的運動媒體再現中，想必可以找出許多有待調整的運動新聞內容。

今年是致力於促進性別平等、透過運動賦權女人和女孩的IWG成立第30個年頭，派克在最新出版的《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1994-2024：改變的挑戰》（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Women and Sport 1994-2024: The Challenge of Change）中提到，IWG創建於1990年代，那是一個重大變革和騷動發生的年代，有冷戰和種族隔離政策的結束、網路和第三波女性主義的發展。派克提及「正面的騷動」──在性別運動的推進過程中，將有許多騷動、擾亂「現狀」，這正是傳統性別意識形態、性別權力關係受到挑戰的開始。30年後，世界面臨新的挑戰，影響了女人和運動，包含地緣政治與戰爭的緊迫、強迫遷移、氣候變遷與疫情，還有正在發生的有關於性別認同和運動參與資格的爭議。

持續的騷動，將是全球女性與運動之間，由巴黎奧運開始，不變的目標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