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東京首次成功申辦奧運，背景是東京在戰時因美軍轟炸接近全毀，也由於戰後資本主義經濟重建，日本亟欲擺脫過往大日本帝國軍國主義醜陋身影，是以展現與4年前羅馬奧運截然不同的面貌：組織工作上的精準效率、嶄新都市計畫下的亮麗設施、簡潔有力的新興建築，以及濃得不可開交的有禮好客，成為東京奧運的註冊商標。

早在1960年羅馬奧運結束時，日本代表就在國際奧會會議桌上說：「本屆是西方世界至今，能夠貢獻給世人最棒的一次奧運會；而下一屆的東京奧運，將是東方世界之最。」1964年初，《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預言，戰後20年、從一片廢墟之中重建的東洋日本，把國家的國際聲望全部寄望在東京奧運之上，「長期而言，難以想像的巨大投資與苦心將回本，一切值得。」然而，許多擔憂東亞緊張局勢的歐洲國家，並不這麼想，義大利甚至派出伊特納號（Etna）軍艦隨行，雖然主要任務是帶自己的食物過去；有些國家奧會則不斷地警告選手：「千萬別因日本的美食而失去對體重的控制。」

1930年代甫始，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建國會（Kenkokukai），就極力支持會內的東京都知事，務必爭取舉辦奧運，作為張揚民族主義與大日本帝國的策略之一。趁著1936年柏林奧運時的國際奧會會議，日本代表就力主1940年奧運應該來到東京，因為那正是（神祕的）日本國誕生2,600年之際。沒想到軸心國夥伴義大利也興致勃勃，日本代表只好直接找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會商，拜託禮讓，交換同意支持由羅馬來主辦1944年奧運。

在柏林奧運老大希特勒（Adolf Hitler）公開發言贊聲日本後，國際奧會遂決議日本雀屏中選。日本籌辦奧運直至1939年，因為迫在眼前的太平洋戰爭開打，只好逐步退出奧林匹克運動。事實上，自1931年918事變、1937年蘆溝橋事變以來，與中國的全面軍事衝突，加上美國的經濟封鎖與杯葛，日本全國為戰爭的總動員，也實在難有資源放諸奧運。另一有趣的原因，觀察者敏感地發現，或許是因為奧運儀式完全是歐洲人的胃口，作為天照大神後裔、萬世一系之日本天皇，如何能在奧運這種「世俗」場合，現身眾人，播送玉音？日本內閣長官當時不免抱怨著。

戰後，1955年，自民黨上台，開啟長達27年的主宰日本政壇。自民黨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用安全又好看的方式，強化日本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同時向世人展現，日本如何作為一擁戴和平的新興經濟強權。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台灣人熟悉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岸信介，直接擔任1964年奧運申辦委員會主委，而非一般看到的由申辦城市市長擔任；而幕僚準備作業，一切交給文部省，東京都廳直接被晾在一旁。

在申辦文件中，日方直接向國際奧會建議，將「柔道」與「劍道」列入競賽項目，而這正是當時美國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現、一度禁止日本人從事的運動，後來柔道被採納，但劍道還是眾人皆曰不可。

1959年，東京終於擊敗布魯塞爾、底特律與維也納，取得1964年奧運舉辦權，文部省隨即研擬計畫，要讓日本國民為此盛會「做好心靈上的充分準備」，即所謂的「奧林匹克全民運動」。在1965年賽後的官方報告書中，文部省揭露了這個全民運動的兩個宗旨：首先，我們是愈來愈有自信的日本人；再來，讓外國及外國人正確地理解我們日本人。

日本組織者毫不含糊，整個國家都為東京奧運動了起來。第一條高速公路為此興建，高速鐵路新幹線的第一路段完成，聖火穿越所有都道府縣；日人甚至籌劃，在奧運會期間，各個縣市都要有「群眾在當地點燃自己聖火」的活動。日本也高度期待，至少應該有13萬外國人造訪東京，可惜最後統計認至多5萬，部分評斷則認為只有2萬人上下。不論如何，1964年10月10日，第18屆奧運會正式揭開序幕，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稱之為「日本驕傲的一日」、「成功地結合傳統與現代」。

宣布奧運開始的儀式性語句，究竟該由天皇還是內閣總理大臣來說？始終舉棋不定，但眾議院最終決定該由天皇親自來。點燃聖火的，是一位在1945年8月6日、亦即廣島原爆那天出生的20歲年輕人，代表重生、新生的日本。

東道主原先預期15面金牌，最後是16面入袋。代表全體運動員宣誓的體操選手遠藤幸雄，得到個人全能、雙槓、團體3面金牌；日本在柔道項目也勇奪3面金牌，可惜在最尊榮的無限量級，被荷蘭人該興克（Anton Geesink）暢笑頒獎台。日人無限感傷，但卻引發世人「非日本人也可以玩玩柔道」之感，單單在1964當年，美國就多賣出5萬套柔道服，兩年後更增加3倍銷售量。

在最受世人矚目的「主流項目」──田徑與游泳，日本只有一面銅牌的斬獲，還是反映東西方競技水準的差距。另外，北韓突然不來了，放棄取得女子排球的參賽權，使進入決賽的六隊殘缺不全，照理是要停辦，好生尷尬，還好執委會與世界排總決定如期舉行，所有隊伍自動取得一勝（當然是對北韓）。已經連續百場未嘗敗績的東洋魔女，在超過80%收視率的日本觀眾加油聲中（幾乎多為第一次看到彩色電視螢幕），擊敗難纏的蘇聯，成為東京奧運難忘的高潮。

閉幕典禮後，《紐約時報》寫道：東京奧運是戰後日本發展的里程碑，整個民族自尊與自豪重新被激發。日本再接再厲，6年後的大阪世界博覽會、1972年的札幌冬季奧運，甚至1996年的長野冬季奧運，都蕭規曹隨，再度複製東京奧運的成功經驗。

1965年3月，東京奧運籌委會最後的收尾，呈現給日本天皇、內閣長官們，所謂《東京奧運》（Tokyo Olympiad）的官方紀錄片，由與黑澤明、木下惠介、小林正樹並稱日本影壇四騎士的名導演市川崑（Kon Ichikawa）所拍攝，無奈在首播10分鐘後，文部大臣愛知揆一突然起身怒斥：「這實在是部失禮不得體的影片。」

大導在30年後接受專訪，笑談當年往事，說他根本從未看過奧運會，事實上對運動一無所知、也沒興趣。突然接受委託，說要「拍出日本人的成功及奧林匹克競技的真正精神，」讓他只好去看里芬斯塔（Leni Riefenstahl）所拍攝的1936年柏林奧運官方紀錄片，「然後一切反著拍就是，」絕不強調納粹式的陽剛、身體力量與法西斯美學，而是多說說「內心的層次」。女子80公尺低欄項目，最能突顯我們大導市川崑的脾胃：

他拍了歷時約10秒4的決賽競技過程，但聚焦於選手的面容，所以看不出最後獎牌得主與排名如何，壓線一片模糊。畫面的重點在起跑，不是在終點線，攝影機聚焦於日本選手依田郁子（Ikuyo Yoda）的臉上，起跑點上的準備，共拍了4分多鐘，依田在起跑架的後方放了一顆檸檬（特寫）；所有選手準備好了，只聽到清亮無比、旗幟飄搖之風切聲。槍響、起跑，攝影機退回全景，觀眾看到選手們飛奔競速，然後40秒的慢動作，大導希望留給大家「對於結果的想像」。旁白緩緩道出：「來自日本的依田落敗了，旗幟上上升的太陽，沒有飛翔，但是它又跑又跳，奉獻了自己最好的一切。」

男子800公尺，市川崑的畫面聚焦於準決賽遭淘汰的查德選手伊薩（Ahmed Isa），來自1960年脫離法國、首次參加奧運的新獨立國家。

「他比他的國家年紀大」、「他似乎永遠孤單一人」，旁白這麼說著，畫面上伊薩先生在選手村獨自行走。

文部大臣簡直快瘋了，看到鏡頭這麼長時間聚焦在一個來自不知名國家的不知名運動員，而拿到第三面奧運金牌的明星跑者──紐西蘭的施內爾（Peter Snell），卻一個鏡頭也沒有。「這部影片太文青，沒有真正紀錄可言，我們想看到更多的日本運動員、皇家成員的足跡、國旗飄揚、雄偉的新建運動場、現代化的東京都⋯⋯這根本不是講好的、該有的東京奧運官方紀錄片！」文部大臣嚴詞批判道。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重新剪輯後的新版本，伊薩先生被剪掉了，彷彿他不存在於東京奧運史中。

有評論家驚嘆：《東京奧運》紀錄片充滿人道主義的美，是運動紀錄片劃時代的革命之作。該片後來贏得國際影評協會首獎，以及坎城影展最佳青年導演之特別獎。

東京奧運，1964，在歡樂與自豪中開始與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