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ius, Altius, Fortius」，是近代奧運的理想，即拉丁文的「更高、更遠、更快」；2021年國際奧委會通過修改奧運格言，增加了「更團結（Communiter）」。所謂的奧林匹克主義，彰顯著和平之競技，「參加就是一切！」作為所謂奧林匹克教育的一部分，人性的完美、公平競技、尊重彼此。運動行為必須嚴守運動規則與倫理原則，透過運動員宣誓儀式來表達這項核心意念。說穿了，這無異是國際理想主義。

談到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理想主義希望促成世界和平之政治目標的實現。建立國際和平秩序的要素與手段，包括共同利益之啟蒙與澄清、符合規則之行為的教導、威權宰制結構之民主化、集體安全與國際合作之促進。

理想主義的國族主義說：平等、自由、自決的民主國家之共同體系，彼此和平共存；理想主義之國際主義則言：國家之網絡，透過任何形式跨越國界之互動行為，貿易、溝通、移動，導向世界與組織之整合，共同站在國際法的基礎上。

似曾相識嗎？國際關係上的理想主義，其實就等同於奧林匹克主義，所謂共同站在國際法基礎上，指的不就是競技之運動規則嗎？然而，如同國際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奧林匹克主義也處處玄機。運動政治學者胡里漢（Barrie Houlihan）觀察到：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為政治上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一個幾近完美的背景與舞台，它與健康、青春、和平及享樂之聯繫，簡直是政治公關或煽動家的夢想。

開幕式的各國運動員，在國旗的前導下進場，頒獎時一旁升旗台上的國旗飄揚，演奏著金牌得主所屬國家之國歌，奧運會推銷與販賣的，其實是與國族、社會與政府之情感認同。難怪胡里漢直言，奧林匹克運動的那種內在與展現方式，使奧運會無疑是個極具吸引力的政治舞台，適得其所，誰曰不宜呢？

只要踏入政治，意識形態便當然隨之竄入，沒有什麼純粹運動競技可言。在學者余廷（Dieter H. Jütting）眼中，奧林匹克運動作為一來自歐洲的、西方的文化運動，無疑受美國人與歐洲人主宰，在頂尖的競技運動世界，彰顯的都是西方價值：競技、競爭、勝利。早在1972年，運動社會學家塞佩能（Paavo Seppänen），便連結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認為競技求勝，與新教、資本主義都有密切關聯。這個說法也得到很多識者的支持，正所謂「競技運動，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出口啊！（The competitiveness of sport is ideally suited to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運動與政治的分離，基本上符合西方世界眼中的運動形貌，至少形式上如此。但在蘇聯政府眼中，無疑是個假象。蘇聯籍的國際奧會委員羅曼諾夫（Alexej Romanow）曾赤裸地說：「在一個階級鬥爭打造的世界中，沒有、也不可能有無階級或超越階級的意識型態存在，包括所謂奧林匹克主義。」是以，在蘇聯官方說法中，運動作為社會的一部分，而社會中既然沒有無政治之生活領域存在，則國際運動場域，自然也會是階級鬥爭的一環。

從一開始，蘇聯就將運動競技上的成就，連結至「社會體系的優越性」上。蘇聯《真理報》曾言：「每一次運動場上的勝利，都是蘇維埃社會形式和社會主義運動體制的勝利；它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社會主義文化優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腐朽文化。」是否到今天，我們仍可以在某些仍高掛政治意識型態的運動國度，聽聞這類陳腔濫調呢？

衣索比亞的運動員阿貝貝（Abebe Bikila）參賽1960年羅馬奧運的馬拉松項目，赤腳率先通過終點，奪得金牌。（取自維基百科）

在二戰後，迴異於一戰後戰勝國對於戰敗國之勢如寇讎，「將戰時軸心國重新拉回國際秩序體系」，成為熱門。這當然也跟昔日軸心國、都是今日民主資本主義陣營的夥伴有關。

1956年義大利科爾蒂納丹佩佐（Cortina d’Ampezzo）冬季奧運，一個原本要在1944年舉辦而因戰爭中斷的賽事，還有1960年羅馬夏季奧運、1964年日本東京夏季奧運、1972年札幌冬季奧運與同年的西德慕尼黑夏季奧運，三個戰時之軸心國，雖然戰敗，但都意圖藉由奧運會的舉辦，重新建構某種形象與認同。

先談談1960年，戰後15年之羅馬奧運會。

在義大利，沒有人有興趣推動所謂「運動轉型正義」，不論平時或奧運高峰期，羅馬到處充斥著當年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留下的法西斯美學運動場，以及帶有濃厚羅馬時代遺址味道之氛圍，卡拉卡拉浴場（Terme di Caracalla）、馬克森提烏斯和君士坦丁巴西利卡（Maxentius basilica）、甘多爾福堡（Castel Gandolfo），「無一不美，無一不羅馬神聖」，主辦國顯然樂在其中。

當然，整個奧運賽會最後的高潮──馬拉松，讓主辦國有些小尷尬：第一位抵達羅馬勝利之門的（一般奧運馬拉松最後都會跑進入田徑場跑道），是位小個子黑人，來自義大利法西斯曾費盡千辛萬苦而佔領的非洲阿比西尼亞，那處1936至1941年的殖民地，今名衣索比亞。阿貝貝（Abebe Bikila），來自當年1,800萬人口、多數人民為文盲，且受困於漢生病及天花、只有一家醫院的封建社會國度。1937年義大利法西斯部隊血洗其故鄉時，阿貝貝年僅4歲，這位貧苦農村的赤腳跑者、奧運史上第一位非洲奧運金牌得主，也正式宣告東非高地國家即將主宰長跑世界。

讓我們話說從頭：1960年8月25日，一個炎熱的星期四，8萬人湧進羅馬的奧林匹克運動場，18個歐洲國家、美國與日本，同步電視轉播開幕典禮，在好萊塢巨星伊莉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入場時，全場沸騰。在這個永恆的城市、運動的競技舞台，不僅充斥著希臘羅馬遺跡、梵蒂岡的氣息，也處處可聞義大利人引以為傲的電影工業身影，剛以《生活的甜蜜》（La Dolce Vita）一片贏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大導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電影中的常見場景與氛圍，竟也在運動場中摭拾可見。

前一年在羅馬取景拍攝的好萊塢鉅片賓漢（Ben Hur），沒人在乎其扭曲史實，只需沉浸那個古羅馬的競技氛圍。軍樂隊領軍下的進場，不禁令人想起法西斯式的痕跡，墨索里尼1922年的進軍羅馬（Marcia su Roma），重拾許多義大利人眼中的歷史榮光。在奧運會開幕前，各國代表到聖彼得廣場謁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當然蘇聯拒絕參加，眾人與教宗一起說著：「有健全的身體才有健全的精神（Ｍ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此外，主辦國與天主教會講好，兩個週日不得安排賽事，皆大歡喜（今日實在難以想像）。

開幕進場，如同各位所熟悉的：希臘先，其他國家再依字母順序，驕傲地高舉書寫國名之牌。只有一個「團隊」大煞風景，讓國際奧會主席布蘭德治（Avery Brundage）大為惱怒，牌子上寫著：Under Protest（抗議中）！破壞好不容易營造的奧運會和平氛圍。

在大會的報導中，這一隊的照片旁寫著：Republic of China （Formosa），事實上，國際奧會原先講好的是用「中國─台灣」（China-Taiwan），理由很簡單：這個島嶼不能代表整個中國。那就好像，當年義大利記者寫道：「可以有西西里義大利奧林匹克委員會嗎？西西里聲稱代表整個義大利？」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當時中華民國有美國撐腰，美國拒絕承認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國務院反對國際奧會之「以台灣為名」決定，數週前就密集接觸國際奧會諸多委員，在羅馬的代表不斷發回電報予華盛頓：「接觸經驗正面」、「一切樂觀」，結果當然令人失望。共產中國仍然沒有參加羅馬奧運，1956年，北京要求排除台灣，國際奧會執委會決議拒絕，中國退出國際奧會與所有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也就是說，羅馬，聚集了來自83個國家的逾5,300位運動員，但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沒有任何一人在場。

在貴賓席上，站著一位稀客──諾斯塔德（Lauris Norstad）將軍，美國空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區總司令，負責從空中阻止華沙公約組織攻擊的指揮者。「真是印象深刻！」將軍跟朋友說到，開幕式實在精彩。然後，將軍興奮地說，特別在美國代表團入場時，全場的歡聲雷動令人無比亢奮，義大利人多麼熱愛Americano（美國人）啊、舉牌寫著Stati Uniti America（美利堅合眾國）、美國隊穿著時尚報紙稱頌的時髦服飾等等。還有，令人驚訝的，美國代表隊第一次由黑人掌旗，星條旗竟由一位名叫強生（Rafer Johnson）的十項運動員拿著。台灣人對他當然不陌生，難忘那場與楊傳廣的世紀之爭，強生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將再度現身奧林匹克運動場，擔任點燃聖火之人。

接下來，羅馬奧運籌委會主委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致詞，值得一記。時任義大利國防部長的他，政治生涯中參與超過30個內閣，後來在1972年第七次當上總理，向以與黑道、黑手黨關係匪淺、樂於主張國會議員刑事豁免權聞名，就是怎麼都抓不起來，有種義大利式的黑色幽默。有趣的是，在開幕前數週，安德烈奧蒂的演講詞，就透過義大利駐美大使，交給美國國務院「審閱檢查」，以恭敬地回覆美國人「希望羅馬奧運別來那套政治與宣傳伎倆」之訓示。結果先生講了快20分鐘，據現場報導，「在場群眾頓失秩序」、「只好開始左右串門子聊天嗑瓜子」、「沒人理會」。接續這個尷尬場面的國際奧會主席布蘭德治，刻意把手上的講稿放入西裝口袋，只說了一句：「奧林匹克帶給永恆之城一個新的榮耀。」句號、結束。這句話別帶深意：近代奧林匹克之父古柏丁（Baron Coubertin），曾把羅馬定位為奧林匹克、亦即希臘羅馬時代的第二聖城，早在1908年便籌劃奧運會在此永恆之城復甦。

當然，羅馬奧運周遭，並非只有古羅馬遺址遺跡，還有令人歷歷在目的法西斯：在游泳競技場、義大利廣場等處，不少令人尷尬的法西斯雕像符碼，入口處某根柱子上，還寫著「Mussolini Dux」（墨索里尼統帥）。奧運期間，每日都必須舉行籌委會例行會議，取義大利奧委會一所古色古香的辦公建築舉行，裡面卻有美軍在1944年6月解放羅馬時，刻意用一片綠色地毯遮掩之法西斯「遺跡」，背後是一幅巨畫像，標註「法西斯的莊嚴」，集權主義烙印摭拾可見。顯然，奧運東道主並不在意。所謂「Urbi et orbi」（致全城與全球），教宗在特定時節對全羅馬城和全世界的文告，在媒體包裝下的運動競技，義大利東道主找到新的形式，法西斯遺跡彷彿消失，沒有歷史過去，只有亮麗現在式。

奧運當然有冷戰身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奧運前夕還蠻熱鬧的：美國U2偵察機遭蘇聯擊落、飛行員鮑爾斯（Gary Powers）被判刑，艾森豪因蘇聯揚言要以飛彈保衛社會主義古巴、取消訪問蘇聯與巴黎東西高峰會。在此氛圍下，羅馬奧運何其熱鬧，兩邊乘載著宣揚自己國家與社會體制的任務。在搭機前，美國代表團所有成員，都拿到一張俄文版的美國獨立宣言（對，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以及特別由美國中情局CIA精心準備的《美國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小冊子，請他們好意地發給在選手村碰到的蘇聯同志。

蘇聯代表團們，也集結在莫斯科的列寧陵墓前，被書記長官們提醒別忘愛國情操，務必堅定地以傑出運動表現，彰顯社會主義體制與文化的優越性。臨行前，記者請教美國田徑代表隊總教練：我們會擊敗蘇聯嗎？總教練走近攝影機鏡頭說：「We will kill them！」（我們會宰了他們！）

奧運期間的羅馬，情報員密探著實不少，而且不止來自美蘇兩國。所謂的「運動安全專員」，除了要防止自己運動員出逃，還要伺機策動已經出逃的人回心轉意。例如一個知名的故事：一位立陶宛情報員，必須遊說目前在澳洲代表團內的「前國手同志」，回到溫暖的家鄉，結果還沒成功，自己先到美國大使館投誠；但是美國朋友試圖勸服他，能夠同時擔任CIA與KGB的雙重間諜，豈不更美？羅馬奧運，不止運動競技熱鬧，場下也不遑多讓。

還好有阿貝貝，2小時15分16秒的新世界紀錄，來自非洲的自然，沒有文明之鞋，以叢林及原始自然，戰勝一切。當然，從運動的角度來看，倒是沒有如此戲劇化，事實上，1947年就開始有芬蘭教練入駐衣索比亞，帶來現代化的訓練。

1956年，熱心的美國國務院特定派遣一位專職田徑教練，以協助準備4年後的羅馬奧運，作為蘇聯指控之美國種族主義的反擊、冷戰時華盛頓意圖與黑色大陸建立關係的大戰略之一。所以說，這也是國際政治，一個美麗的誤會：來到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的，其實是位短跑專長教練，對長跑訓練一竅不通，他的得意門生卡爾霍恩（Lee Calhoun）是羅馬奧運110公尺跨欄金牌得主，不過他是道道地地的美國人。

阿貝貝當然有跑鞋，不是什麼媒體造神的「非洲自然主義」，還帶了兩雙，在羅馬練跑時穿壞舊的，新的卻怎麼穿怎麼不舒服，教練突然想起，這傢伙在衣索比亞練跑時，赤腳成績也不賴，最後才陰錯陽差地造就神話。4年後的首屆東京奧運，阿貝貝再以創新世界紀錄的2小時12分11秒奪金，這次就穿著國際大廠的閃亮白色跑鞋。

來到落幕的曲終人散。蘇聯43金、29銀、31銅，傲視群倫，體操力斥日本，女子體操奪得15名獎牌中的14面，蘇聯主宰長跑、擲部、輕艇、角力、射擊等項目。美國以34金、21銀、16銅居次，英國只有可笑的2金，而法國一面也撈不到。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感嘆：「大不列顛不再是世界強權。」而在巴黎，法國國會要求專案報告，媒體呼籲政府要組織專責調查委員會，名目叫做「奧運慘案」（Affaire Olympique）；還好，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拿到一面榮譽金牌，略可告慰。

羅馬奧運上，最為政治的，應該算是曲棍球金牌戰──正好在幾天前甫發生激烈邊界衝突的印度與巴基斯坦，歐洲電視台全程轉播，美國隔天做全美重點報導，巴基斯坦1比0奪金，結束印度長久以來的曲棍球主宰地位。美國司法部長羅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不禁感歎道：「在我們這個時代，只有飛彈與獎牌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