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1968衝突式的墨西哥奧運，1972年，步入戰後最大政治經濟社會轉折的七〇年代之第一個奧運會，將回到歐洲，德國（西德）的古老城市、文化中心慕尼黑。

處境無疑複雜：面對華沙公約組織威脅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前線，西德，在奧運前夕，已陷入納粹大屠殺罪行之檢討泥淖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無不以此聲討，認為西德舉辦奧運所意圖展現之「道德洗白」，令人作嘔，當時西德政壇領袖，特別是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慕尼黑市長佛格（Hans-Jochen Vogel），決定要改造國家面貌，向世人展現──開放的、愛好和平的奧林匹克國度。

慕尼黑奧運，決心不要重蹈1960年羅馬與1964年東京的覆轍──前者彷彿不見歷史反省，刻意混淆時代；後者則根本脫離「東京」這個城市，僅剩批評者眼中的「混凝土大集合」。慕尼黑更要丟棄1936年希特勒陰影下的柏林奧運，「開朗的競技」（heitere Spiele），強調自然、簡潔，帶著人性的意涵，不忘提醒要節約開支，成為本屆奧運之特徵，雖然最後結算時還是超越預算多倍，老實說，是8倍。

話說從頭。1966年4月，慕尼黑驚險地擊敗其他競爭城市，取得6年後的主辦權。在連續兩年的經濟衰退後，1972奧運年開始，經濟明顯復甦，作為工業大國的西德出口暢旺，在社民黨布蘭德總理的東進政策下，東西德大和解，所謂關係正常化。內政上，西德政府剛剛將令人傷透腦筋的恐怖組織「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成功壓制，當局熱烈期待，如同之前的墨西哥一般，先奧運會、再世足賽，藉著賽會主辦，向世人展現現代德國新面貌。1972年奧運在慕尼黑（雖說其實輕艇項目是在奧古斯堡[Augsburg]、帆船則是遠在北邊的基爾[Kiel]），1974年世足賽決賽也安排在慕尼黑奧運的主競技場，豈不完美。

從許多角度來看，慕尼黑一定是成功的──5億人收看電視轉播、4座衛星、169支攝影團隊、21部轉播車，美國ABC廣播公司付了當時破天荒的1,400萬美元權利金，奧運官方紀錄片則委託給美國製片商，共找了10位導演接力，包括後來拍《飛越杜鵑窩》的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拍《我倆沒有明天》、《小巨人》的亞瑟．佩恩（Arthur Penn），拍過《殉情記》、《茶花女》的法蘭哥．齊費里尼（Franco Zeffirelli），拍過《男歡女愛》、《浮生年華》、《戰火浮生錄》的克勞德．勞路許（Claude Lelouch）等，皆是後來揚名全球的大導演。

1965年11月的羅德西亞獨立宣言中，直接把種族隔離寫進去，1969年的憲法也是，羅德西亞嚴格執行法律，嚴禁黑人越區，只能待在自己落伍又缺乏公共建設的區域，其他國家實在忍無可忍。慕尼黑奧運前夕，經過長考，國際奧會表明同意讓羅德西亞參賽，一位執委的說法無意中外洩：「羅德西亞應該可以參加啦，因為再怎麼說，他們都是英國人的後裔啊。」英國媒體大怒，說無恥的國際奧會竟然想把責任推到英國身上，原來重點竟然是英國血統！聯合國安理會隨即敬告西德政府，如果讓羅德西亞代表團入境，形同違反聯合國禁令。

1972年8月22日，國際奧會開會商議，多位代表不斷地援引《奧林匹克憲章》第7條，所謂「競技是在運動員個人之間、不是在國家之間」，然後，36票對31票，最終仍然否決羅德西亞的參賽。時任國際奧會主席布蘭德治（Avery Brundage）的總結有些好笑，「為何不讓他們參加？」主要理由是無法證明他們擁有英國護照。當然，他在賽會後期的一些談話，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布蘭德治將非洲運動委員會的主張，稱之為對和平的干擾，「在這場對抗政治勒索的競技中，我們失去了羅德西亞。」

法國《世界報》（Le Monde）評論說，國際奧會的幼稚行為，特別是那位主席，只是在告訴我們，這些憤怒於所謂「政治干預運動」的天真無邪之徒，有多麼可笑。《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也說，我們至少可以確定，如果真有什麼運動精神，也早被國際奧會獨裁式的舉措消磨殆盡，這些傢伙的專長在於，不必聽別人的意見，只有聆聽自己的專斷就好，他們活在真實世界以外的自己天地之中。好笑的是，面對一些零星的事件，例如一個聲稱「民主奧林匹克行動」（Aktion demokratisches Olympia）的組織，說要引爆炸彈，讓這個生產西德境內最多武器的「暴力之都」，令世人好好瞧瞧，國際奧會也不甘寂寞，以「戰爭與衝突」為題，特地進行人道主義的研討，大家群策群力，看看如何以運動來取代戰爭。當然，之後我們可以看到，諷刺的，有時正好相反。

回到奧運會本身吧。類森林公園式的氛圍，集中場館與競技舞台，主競技場上那片令人印象深刻的透明帷幕，連結至其他場館的巧妙點線結構，說著輕鬆語調、嘉年華風、無憂無慮的慕尼黑奧運，企圖制定與1936年軍國主義下柏林奧運迴異之基調，一個述說著「貼近人民、遠離政治權力」的語言，設計師葛雷次玫克（Günther Grzimek）構思下的丘陵、湖泊、水道、非線性的不規則植栽，組合成慕尼黑奧運最令人難忘的運動公園。

奧運在慕尼黑，這應該是個夏季的節慶饗宴，自由且無拘無束，主場館區會在賽期中建制所謂的「遊樂之街」，主競技場上有個人工彩虹，由設計師皮耶那（Otto Piene）負責，人工湖之上則應該有著白色的雲幕，在馬克（Heinz Mack）大師的構思下。開幕式中，籌劃者希望在點燃聖火、開幕儀式、運動員宣誓之後，迅速降低那種「國家民族」的意味，僅剩和平友好之風；當然，人民沉浸其中，就會忘掉前一晚，在慕尼黑近郊的達豪（Dachau），那個納粹建立第一個集中營所在地，所舉行的紀念與抗議活動。

為了維持這種氛圍，警方所成立之「慕尼黑陣線」（Münchner Linie），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調整。為了不影響節慶基調，警察不佩帶武器，也不在奧運村周圍設置戒備森嚴、難以侵入的安全柵欄，只有簡易的圍籬，「無憂無慮、逍遙自在」（Sorglosigkeit），自由，不但是標語，也成為現實，至少維持了10日的賽期，直到這個安全上的致命缺陷，迎來最後的悲劇。

賽事本身亮點爭點也不少。最閃亮的自然是泳池畔的美國超級巨星馬克．史畢茲（Mark Spitz），100、200自由式、100蝶式，7面金牌，9個世界紀錄，笑咪咪地穿著有著愛迪達標誌的鞋子走向頒獎台，引起國際泳總大怒，只好命令，今後所有國際賽事，只能光著腳丫進來。美國黑人運動員贏得男子400公尺金銀牌，但在演奏國歌時，故意轉身背對星條旗、聊起天來。國際奧會迅速反應、取消資格，也間接使衛冕的美國1,600公尺接力隊無法出賽。男子曲棍球決賽，巴基斯坦1比0敗給西德，大罵裁判收錢，頒獎時，有人把銀牌直接塞進鞋子裡，有人故意轉身背對，國際奧會立刻將所有球員終身禁賽，直到巴基斯坦總統正式出面道歉，1976年才重新開放。北韓贏得女子空氣步槍金牌，受訪時表示，偉大的領袖金日成面授機宜，說把目標當作戰爭上的敵人，就會百發百中。銀牌得主西德表示抗議，拒絕走上頒獎台，北韓教練立即道歉，推說一切都是翻譯錯誤。

當然，沒有人能忘記那個最大的爭議──男子籃球金牌之爭，在國際籃總祕書長威廉瓊斯博士（Dr. William Jones）不當的干預下，終場結束時間由剩下1秒變3秒。結束，美國慶祝；不，沒結束，不准美國離場，再重發；蘇聯進球，蘇聯歡慶離場，美國抗議。經過冗長的討論，5位裁判與技術委員最終投票，匈牙利、波蘭、古巴籍支持蘇聯，波多黎各與義大利籍則傾向美國，3比2，蘇聯獲得金牌。

1972年9月5日，奧運的第二週開始，當天的《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刊登一則報導：以色列政府公開譴責自家代表團，説25位運動員中，竟然只有5人去參加在達豪集中營故址所舉行的追思會，殊不知，在幾個小時前，世界已然改變。當日凌晨4點，有幾個人爬過奧運選手村的圍欄，目擊者說，這些人就像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剛剛狂歡結束回來的運動員，不足為奇。在康諾利街（Connolly）31號前，發了一槍，闖進大門，總共8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直抵以色列代表團住所，挾持11位運動員為人質，其中一人當場被擊斃，另一人則試圖逃走而被殺，其他以色列團員則迅速逃離。

恐怖分子在名為「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的巴勒斯坦組織──名稱來自於約旦國王胡笙部隊於1970年9月進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總部──授命下，開始與當局進行談判，那是約凌晨5點半左右，站在二樓陽台的一位先生，操著德語說著：「我們手上有以色列人質，如果我們的要求完全兌現，就可以釋放。」條件包括「以色列釋放在押之巴勒斯坦人」，一張從二樓陽台飄下之紙上寫著一些姓名。

每天早上9點半例行的奧運記者會，還在大談美國泳將馬克．史畢茲的厲害，雖然早已組成危機處理小組，也成功地透過協商，把恐怖分子的最後通牒往後拖延，但狀況仍然不明。下午3點半，國際奧會終於決定先中斷所有賽事。

不意外的，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嚴詞拒絕恐怖分子所提的條件，所有阿拉伯國家都拒絕西德總理布蘭德之請託，不願居中協助調停；恐怖分子接下來要求帶著人質前往開羅，晚上10點過後，準備前往慕尼黑近郊，福斯登費德布魯克（Fürstenfeldbruck）空軍基地有架「完全沒有加油」的波音727等著。搭乘巴士，要改乘兩架直升機之際，警方突然攻堅，這顯然是場準備糟糕的災難，誤以為只有5位恐怖分子，所以也只準備了5位狙擊手，沒有配備瞄準器，也沒有事先講好如何區分對象，只是朝著假想目標任意開火，這些人員都沒有應付恐怖行動的特種訓練。

混亂的兩個小時，其間錯誤訊息不斷流出：有人說，以色列人全數逃出，半夜時分，有人說4位恐怖分子死亡，9月6日的早報，充斥著諸多錯誤的報導。最終，半夜三點，確認全部9位人質、1位警員、5名恐怖分子身亡，另外3人遭警方壓制逮捕。《法蘭克福大眾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說：這是慕尼黑災難的一天，還好在最後一秒時，比開始要好一點的結束。

在中斷一天的比賽後，國際奧會主席布蘭德治，這位始終堅信「奧林匹克主義之自主性，遠高於對被害運動員之哀弔」的強人，只用了一句話表達其堅定意志：「比賽必須要繼續。（The games must go on.）」

競技重新展開，獎牌繼續發，觀眾繼續看，電視繼續轉播，但慕尼黑奧運構思中的節慶喜悅之風，早已隨風而逝，主事的政治領袖與籌委會諸公，無不意氣消沉，在這有著似乎永遠揮之不去之納粹陰影的國度與城市，偏偏以來自以色列的猶太人屠殺，作為落幕。今日，如果談到1972年的奧運會，人們的集體記憶中，浮現的可能不是競技場景，不是馬克．史畢茲，不是西德16歲的跳高金牌甜心美法特（Ulrike Meyfarth）或來自明斯克的麻雀、風靡體操場的白羅斯17歲巨星科布蒂（Olga Korbut），而毋寧是些晦暗的面貌：陽台上，一些穿著西裝的先生們與一位頂白帽、戴著太陽眼鏡之不知名男子的談判，著火的直升機。有些評論寫道：「又是在德國，猶太人的性命總是要這麼暴力的被結束。」

在奧林匹克運動場的追悼會上，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Eroica，英雄，散發著慢板，黑色取代了原先絢麗的色彩，在包括西德總統在內的多位致詞之後，國際奧會84歲高齡的主宰者布蘭德治，發表他最後一次公開演說：「奧運會愈盛大、愈重要，就必須面對更嚴厲的經濟、政治與犯罪暴行的挑戰。」以色列代表團團長痛陳：「這是對奧林匹克精神最野蠻的挑釁。」遙遠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發言人則嗆聲：

「運動，只是西方世界的現代宗教，因此，我們決定，一定要利用奧運會，你們這個宗教最神聖的慶典之際，請全世界好好的看穿你們的虛假。」

40年後，檔案解密，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當年的真實情況：以色列情報單位摩薩德（Mossad），嚴厲批評德國人的做事方式與無能，但以色列外交部強烈建議，「應避免相互指責、也別砲口對內」。在德方，聯邦政府與巴伐利亞政府，至今仍然不願公開某些檔案，特別是針對謠傳甚廣的說法，事實上，情報單位早已注意到某些「恐怖攻擊的準備動作」，但卻沒有進一步搜集資訊，也未有任何反制預防措施，一切成空。

慕尼黑，被識者稱之為「全球化的恐怖主義之初試啼聲」。2001年美國紐約雙子星大廈的911恐怖攻擊，一些當下的反應，常被評價道只是在複製1972年9月的慕尼黑。會後，西德痛定思痛，成立專門反制恐攻的特種部隊「GSG-9」、所謂「德國聯邦警察第九國境守備隊」，1977年10月13日發生之德航劫機事件，在「魔火行動」（Aktion Feuerzauber）下，完美解救86名人質，也算另一種洗刷德國警察在慕尼黑奧運之恥。

原本意圖藉此向世人展現與述說：1972年的德國（西德），已經不再是1936年的那個邪惡國度，慕尼黑奧運卻令人難堪地以此收尾。雖然說，80%的西德人，仍然認為奧運非常成功，78%則支持奧運不應停賽，許多西德人均表明與受害人站在一起。

在許多運動員眼中，慕尼黑奧運最令人感慨的，應該是奧林匹克理想，已告終結，但不是要刻意美化過去，甚至只是不切實際的懷舊，而是必須真誠面對新的轉變，迎新一個新的時代。世界如此，奧林匹克也不例外。

一個常見的評價說著：慕尼黑奧運，由一雖企求世界和平，但尚未有與恐怖主義對峙之經驗，最後也倉然無助、不幸落敗之國家所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