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做的事情很過分。要一位剛失去老伴的女士在攝影機前面訴說先生過世當天的情況，恐怕是很不體貼的要求⋯⋯3小時後離開她家時，我手上除了山內先生留下的詩與文章外，還多了4顆橘子。那是在玄關時，夫人說『我先生也是一樣。像你們這些做事的人，水果總是攝取不足』硬塞給我的。我可以接受她如此溫馨的對待嗎？懷抱著既高興又悲傷的複雜心情，在走向公車站牌的夜路上，暗自立誓要做出一個能夠報答這份溫馨的節目。」 ──是枝裕和《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

這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1991年，拍攝富士電視台深夜節目「NONFIX」一部紀錄片《しかし⋯⋯福祉切り捨ての時代に》（但是⋯⋯在捨棄福祉的時代）所留下的文字紀錄。

當時他因為採訪了東京荒川地區一位女服務生，訴說她自己在請領生活保護津貼時，遭受到區公所福利課男性職員一些語言上的歧視，該女子後來自殺身亡。 原本是枝裕和打算以此採訪帶為根據，以自殺女子和福利課職員的對立為架構去拍攝紀錄片，沒想到在拍攝的準備階段，發生了「環境廳企劃調整局長」山內豐德因為負責水俁病訴訟，夾在受害者跟政府之間，最後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的突發事件。

當時媒體以「菁英官僚自殺」為題，對山內豐德的遺族進行了媒體戰的包圍，是枝裕和因此重新思考了紀錄片架構，在閱讀了山內先生的資料時，突然很想聽聽他的妻子「知子」女士的想法，「因為越是想簡單區隔『被害者的市民』和『加害者的福祉行政人員』，就發現社會其實並不單純。」

在得到知子女士允諾接受採訪之後，他根本說不出「妳有說出來的義務」或「民眾有知的權利」這種話，可是山內豐德的遺孀卻表示，既然是以丈夫投入一生的社會福祉為主題，「我想他應該也會希望我出來說說話吧！」

所謂的水俁病公害，起源於1932年，位於熊本水俁市的窒素公司任意排放廢水，含汞劇毒的物質進入水俁灣的海洋生物食物鏈，到了1950年前後，海面常見死魚跟死鳥，漁獲量也大減。之後水俁的貓隻陸續出現怪病，當地居民稱之為「貓舞蹈病」，一年之內，貓隻跳海的案例多達5萬多例，狗、豬也無法倖免。到了1956年，出現人類染病的案例，是人類史上第一個因為環境汙染的食物連鎖引起的疾病，稱為「水俁病」，在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期，被視為「公害的原點」。毒性物質入侵患者的中樞神經，出現四肢末稍神經感覺障礙、運動失調、視野狹窄、聽力與平衡機能和言語障礙，手足顫抖等症狀。水俁病的訴訟長達數十年，1987年法院判定原告勝訴，確認國家與地方政府的責任，1990年由東京地方裁判所針對水俁病東京訴訟提出和解勸告，而當時審判的官方負責人，正是擔任環境廳企劃調整局長的山內豐德。

檢視那些山內先生在生前所寫的詩詞文章與官僚生涯留下的有關福祉的論文，是枝裕和說他可以感受到一個站在政府行政立場、充滿良心的人，在福祉消失時代中，逐漸邁向自我崩潰的過程。

是枝裕和認為這部紀錄片就是他創作的「原點」，以當時28歲的視野，試圖去理解這位因為水俁病訴訟而自殺的53歲政府官僚山內豐德的一生。紀錄片播出之後，在1992年由 「あけび書房」出版了《しかし⋯⋯ —ある福祉高級官僚 死への軌跡》（但是⋯⋯ —某福祉高級官僚 死亡的軌跡）。2001年改版由「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出版了《官僚はなぜ死を選んだのか-現実と理想の間で》（官僚為何選擇絕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22年之後的2014年，由 「PHP文庫」三度出版《雲は答えなかった—高級官僚その生と死》，而台灣在2019年，也終於由大塊出版了繁體中文本《雲沒有回答：高級官僚的生與死》。

許多人認為是枝裕和的劇情片有著濃厚的「紀錄片型態」，他說大概是因為他的工作經歷始於電視紀錄片拍攝，也有可能是他早期的電影常用沒有表演經驗的模特兒或小孩當主角，「創作者並非世界的掌控者，而是先死心塌地接受世界存在著種種不自由的前提，再把這種不自由當作『有趣』的因素」，他認為那才是最好的「紀錄片型態」。

我在閱讀是枝裕和這本書的時候，不停想起這世間對於「官僚」的定義，那原本是一個名詞，卻往往成為負面的形容詞。尤其在台灣，我們太喜歡「觀看」民意代表修理政府官員，然後主觀地貼上標籤，或說那些人是「薪水小偷」或「米蟲」，沒什麼貢獻。在看著山內豐德從一位文藝愛好者，熱愛觀察植物綠樹，到他對福祉與公害對策法案制訂所做的努力，不免覺得過去對於官僚的想法，也未免太過粗淺了。

在山內任職於厚生省期間，他給當時還在交往中的妻子信中這麼寫著：

「昨天各部聯絡會議已經開始互相揭露醜事⋯⋯看著會議進行，很遺憾地，並沒有偉大到能夠對與會者大聲，只是當個旁聽人，坐在高處以技術性立場輔助說明。」 「公害政策基本法進行審查，與在野黨斡旋。不少人信奉官僚生活就是不過於忙碌也不犯大錯，但有時候被棘手的工作追著跑，也是身為官僚最大的幸福吧，我為此感到開心。」

曾經在公害課擔任山內上司的橋本道夫，說他是個「很棒、優秀、聰明、溫柔」的好人，在人品上有著天真的部分，但是環境廳的環境調整局長那個職位對他太沉重，那是很有權能，必須時而生氣，時而吵架，接著就得下決策的位子。「只是所謂的人事，就必須適才適所，很嚴格的啊，就連我也是，會被扯領帶，被踢什麼的，也會被罵些侮辱人的話，不過我已經習慣這種亂七八糟的對待了。」

山內「對人類關心」的資質，沒想到竟然成為福祉行政的阻礙，夾在身為人類良心與官僚這職業之間，最終因為無法忍耐這樣的摩擦，導致了悲劇。

山內一直是個拼命工作的官僚，終於為妻女買了房子，他會一個人在還沒有任何家具的房子度過一天，他甚至會帶著照相機，盤腿坐在什麼都沒有的地板上，拍下看起來笑得很幸福的自己。那是距離他自殺不到3年前的事情。

他的妻子表示，丈夫原本是個在家隻字不提工作的人，大多超過凌晨12點才回家，回家之後也在房間持續工作到半夜2、3點。那陣子山內罕見地對她抱怨工作，知子詢問是否和受害者的交涉不順利，山內回應：「難辦的並非外部，而是內部。」自殺前，他在餐桌上對女兒說，打算從公家機關辭職，再怎麼樣也無法面對不想做的工作，無論如何，都不想處理水俁病的工作。「有太多事情我不得不對自己說謊，爸爸只想做自己相信是正確的事情。」

山內自殺前，用海外出差的名片背面，分別寫下給環境廳次官與官房長的遺言：「我實在不知道要如何道歉」、「我也給大家添了很多麻煩」。安原次官說他不懂這封遺書的意思，「如果展現出人類的良心，在公家機關就會被擊潰。要貫徹國家的理論，必須保持某種程度的冷淡才行。這世界就是這種人才能生存下來。」或許隨著職位升等，做為官僚被要求的就不再是理想，而是轉變為「心理戰」與「策略」等政治手腕。

在山內留下的筆記中，有一篇日期註記為1953年的文字創作〈夢的詞彙〉，描述他跟「心中的雲」的一段對話。

「今天的敗北，竟會讓你如此痛苦」 「絕望有消失的時候，但敗北再怎麼樣也無可奈何。」 「雲沒有回答。我不斷感到寂寞。」

山內的妻子說她還是無法理解丈夫為何會死，明明在回到家裡的途中有很多機會可以死，他卻回到家裡，等看到我以後才死。「這就是那個人對我最後的撒嬌。他在我身邊安心死去了，我想要這麼想。」是枝裕和以為，知子女士似乎想要藉由對他闡述丈夫的事，進行她的「哀傷療癒（grief work）」。

我們往往從媒體報導之中，快速將新聞事件在內心定案，然後迅速遺忘，直到重複的憾事再次發生。我們沒有機會看到一個人離世之前過的是什麼樣的人生，卻任意評斷他們的功過。閱讀是枝裕和的文字紀錄，彷彿也看到山內豐德的背影，同時也想起幾個月之前，因為颱風期間的大阪關西機場關閉，我們才失去一位出色的外交官。

山內豐德在1953年那篇文章曾經這麼寫：

「即使被敗北傷害，也得忍耐才行，縱使再怎麼痛苦，人類也要活下去。」

但是，雲沒有回答。

（編按：本文由大塊文化提供，文章標題與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