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電影劇情）

在看完韓國導演金容華的電影《與神同行》後，儘管被極度煽情的手法催出了不少淚水，我還是認為儘管此片在電影拍攝的相關技術層面上達到了相當高度（連許多好萊塢特效片都被比了下去），但編導對電影本身所要探討的主題在深度上仍然有所落差（透過一而再、再而三的掩飾真相的手法，再在適當時機揭露以震懾觀眾），這個落差應有不少來自於本片攝製時的娛樂目的，但它同時也反映出韓國電影在現代法律、社會與正義的範圍內還無法出現像《十二怒漢》（12 Angry Men）這樣的電影。

日本電影的發展比較早也比較全面，1968年大島渚的《絞死刑》便在此範圍內能夠佔有一席之地，而同樣是以斗室內的問答論辯為主要形式的電影，如今又有了是枝裕和的《第三次殺人》。

是枝裕和過往的電影總是能滿足他的影迷們：言之有物的編劇內容、認真思考的導演功課，搭配優秀稱職的演員卡司，落實在解讀層次豐富的影像上，帶來的觀影經驗經常是美好而動人的；這回《第三次殺人》同樣是如此高水準的表現，然而觀眾的反應卻有些不太一樣。

從片名和電影本事，還未進場的觀眾們很容易將此片想像為一般的懸疑推理甚或是動作驚悚片，會非常好奇過往都拍劇情片的是枝裕和這次怎麼拍起這樣的類型片了？但進場出場之後，大喊失望的觀眾不在少數，多半都是覺得節奏緩慢、敘事悶、推理成分少以及「這根本不是驚悚片！」──其實是枝裕和根本就不是在拍這種類型片。

細察之後可以發現，是枝裕和電影的一貫主題總是以家庭或親子關係為核心，也可以說他總是在探討家庭帶給一個人的影響，《第三次殺人》其實並未例外，從編劇架構上，可以判斷這片與同樣由福山雅治主演的《我的意外爸爸》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

《我的意外爸爸》藉由一個醫院護士惡意掉換了兩個嬰兒的事件，分別呈現了兩個家庭，探討的主題是親情與血緣是否有著絕對關係；《第三次殺人》則藉由一樁殺人案呈現了三個家庭：加害人三隅（役所廣司飾演）、被害者女兒咲江（廣瀨鈴飾演）以及三隅的辯護律師重盛（福山雅治飾演），而親情與血緣並無絕對關係這點被直接拿來當成前提，此所以片中會安排父親性侵親生女兒這種人倫慘事，而無血緣關係的三隅又可以呵護咲江如親生女，這兩種極端情節在咲江身上同時發生，可以想見她心中的拉扯。而更加奇妙地，律師重盛竟然在前往北海道訪查的途中，夢見自己和三隅及咲江三人在雪地中打雪仗，還倒在雪地中壓出二個「十」字及一個「大」字（這個鳥瞰鏡頭在許多日本偶像劇或動漫中已算很常見的手法），好一幅奇妙的「天倫之樂」圖像啊！

重盛是在訪查過程中發現了咲江與三隅的類父女關係──除了河邊相遇時三隅以雪堆成蛋糕為咲江慶生的自拍照以外，還包括三隅最愛吃的花生醬是咲江買給他的──是枝裕和非常擅於堆疊這類小細節以建立兩人之間的關係，細心的觀眾應也能察覺當重盛的父親帶著30年前三隅殺人案件的資料來給兒子參閱之時，住在兒子家中，這位退休老法官繫上家事圍裙下廚料理、端盤擺碗照顧兒子的樣態，應該也是其來有自。

由於30年前犯下的第一次殺人案（電影沒有交代太多案情），三隅雖然逃過死刑，但坐監30年也讓他與親生女兒就此相隔無法見面，從未現身的女兒（經旁人轉述）也怨恨父親一輩子，三隅因此心懷愧疚與彌補之情，在遇到被害人的女兒咲江之後，產生某種「移情作用」也是正常而合理的；但當他發現咲江的親生父親長期性侵她，而她那只擔心生計及錢財的母親卻視而不見、默不作聲，三隅便殺了這個僱用他製造黑心食品的食品廠老闆「狼父」，然而這次殺人是為了拯救咲江嗎？還是另有隱情？電影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解答或「真象」，反而藉重盛的父親拈出「瞎子摸象」的典故來，用意就是讓觀眾也來摸摸看到底「真象」是怎樣（此所以本文均使用「真象」二字，而非「真相」）。

律師重盛的父親（橋爪功飾演）正是30年前三隅第一次殺人案件的主審法官，述及當年並不支持廢除死刑的他，沒有判三隅死刑是考量到時代及社會因素（重盛還出言譏刺：「都怪時代就是了？」），在得知三隅第二次犯下殺人案後說出後悔沒判他死刑的話來，讓重盛（及觀眾）陷入深深的迷惑中：這些事件的因果究竟是怎麼建立的？

重盛年輕時也是想繼述父志成為法官的，之後選擇只當律師的心路歷程也是耐人尋味，由這段情節及對話來推想，他是不想掌控別人的生死，而三隅卻說他最羨慕能夠掌控別人生死的人，所以出獄後還會寫明信片感謝重盛的法官父親，由此重盛漸漸貼近三隅的世界並嘗試想去理解，儘管一開始他對助理說沒有理解犯人的必要，「又不是交朋友」。

人的生死問題是本片的一個重要議題，是枝裕和對此有幾重辯證：

某次重盛與助理在監獄與三隅會面時，三隅脫口說出：「有些人就是不該被生下來的」，重盛身邊有個一臉純真的助理忍不住出言反駁：「沒有人是不該被生下來的」；之後重盛卻以「一個人的生死與自己的意志無關」來反駁助理那句「沒有人是不該被生下來的」，換言之，重盛認為這件事沒有該不該的問題，因為「一個人被生下來是沒有選擇的」，但他的思考只及於出生，沒想到死亡這件事有時候人是可以有選擇的。原本導演讓觀眾以為三隅是針對「狼父」所說，但之後卻讓三隅更進一步說那句話其實說的是他自己，他的父母與妻子都是老老實實的人卻慘遭橫死（實際情節未言明），他覺得自己不該被生下來，因為只會帶給身邊的人傷害；擁有悲慘身世的三隅這些話打動了重盛，到後來重盛竟然脫口而出：「那樣的狼父死了也是活該」，此言一出口他身邊的助理立即敏感地察覺重盛的想法及心態已經改變──他已完全認同了三隅──或者說重盛已完全以自己「摸」出的「真象」來填入三隅這樣的人形「器皿」中。

這個說法對沒看過電影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一頭霧水，但看過電影的人應該會記得重盛第一次單獨會見三隅時，三隅請重盛將手貼在會面室的透明隔板上，然後三隅將自己的手掌貼上去，說這樣他就能猜到重盛心裡在想的事；藉由這樣的「特異功能」三隅提到了重盛的女兒讓他感到震驚，但重盛之後幾次不經意地（更確切地說是氣急敗壞地）以手掌貼上隔板卻完全摸不透三隅何以反覆對案情改變說詞，直到咲江向重盛坦承她心裡很希望三隅能幫她殺了自己父親，而他接收或察覺到了她的心聲，這巧合讓重盛相信自己「摸」到了「真象」。

而「器皿」的說法則來自於30年前第一次殺人案中逮捕三隅的老警官，他和重盛的法官父親當時都認為三隅殺人是無動機的，法官父親認定三隅天生就是那種會殺人的人，重盛無法認同，但老警官的說詞卻讓他動搖，警官說他當時獲報殺了人的三隅在車站裡遊蕩，他趕到時看到三隅坐在站內長椅上，看起來空空然，就像個「器皿」一樣。

或許是翻譯的用詞問題，港譯使用的是「空瓶」一詞，而大陸方面的中譯似乎是「容器」，意義上都蠻接近的，解讀起來就是三隅當時已經是個失去個體存在意義的人形空殼，或許是悲慘的遭遇讓他想盡快解脫，所以殺了人（兩個放高利貸的討債惡人），期待法官判他死刑，哪知日本雖然沒有廢除死刑，但是整個司法體系並不能接受這種無動機殺人的存在，由於不同的動機殺人會有量刑上的差別（仇殺可能被害人也要負點責任所以不會判死，財殺則可全部歸咎於加害人之惡），因此三隅經歷過一次就很清楚知道該如何在日本的司法體系中應對，這時要說他是一個中空的「器皿」就更加合理合意，因為他知道司法體系需要的是怎樣的「真象」，所以他會再三改變說詞，從一開始就認罪到最後翻供，法庭需要的只是一個社會覺得合理的、亦能填入他這樣的「器皿」之中的說法，而三隅最後確實能得到他所要的結果就行了；也因此三隅最後矢口否認殺人卻還是被法庭認為無憑無據、否認無理而被判處了死刑（諷刺的是指控三隅殺人其實也是無憑無據），與其說是日本的司法殺人，不如說是三隅殺了自己──正是他的「第三次殺人」──片名便已揭示了「真象」。

三隅翻供矢口否認犯案是在咲江決定出庭作證，為了讓三隅免除死刑判決，咲江打算將亡父長期性侵自己的事件和盤托出，但是如此一來，咲江的人生很可能也就完蛋，重盛以一個為人父之心不忍見此，他當然也能想見三隅亦同此心，只是三隅不願與重盛結成共謀，因此反而翻供大聲喊冤，讓整個案件的「真象」更加不明，但是三隅最後要的結果卻很清楚，他就是要被判死刑，且不讓咲江背負著這個沈重的「真象」活下去，所以最後他連正眼也不瞧一下原本與他情同父女的咲江。

「真象」如何到最後確實已經無關緊要，女檢察官雖然指責辯護律師重盛的心態會「妨害犯人面對自己的罪行」，但實際上檢方也無能尋求「真象」，日本現代司法的各個層面包括法官人人都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處理每一個個案，對司法體系而言，每個當事人都不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而是一疊又一疊的卷宗、報告的載體──也就是等待法界填入所謂「真象」的「器皿」。

然而即使如此，律師重盛所摸到的「真象」畢竟不是司法最終判決的那個「真象」，因此判決後重盛再次入監與三隅會面──他與三隅都想要最後印證彼此（雖然三隅至死不認，但是可以討論）──此時導演以影像精彩地呈現了兩人從辯證到完全認同的過程：從之前會面時隔板兩邊的對立，到後來重盛與三隅的臉孔愈靠愈近，到最後一邊倒影與一邊實像的兩相疊合，整個光影映照清晰明澈，雖然死刑判決確定，但是兩人相知相惜，靈魂交流有過這樣一遭真可說是生有何苦、死亦無憾了！而這樣的複雜心靈與個人的糾結心思也暗示了西方法律體系的陪審團制度極難在東方儒家社會產生作用（不信者請試思「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不過這是另外一題了。

是枝裕和這次挑戰了超高難度的編導表現，而役所廣司也挑戰了超高難度的空空然的「器皿」演出，加上傑出的攝影（以及配樂！），可以說是生涯全新高點，就算能欣賞的觀眾沒以前多應該也不要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