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甲媽祖進香每年熱鬧登場，看見眾多信眾簇擁媽祖出巡，而政治人物、藝人聚焦媒體眾多目光，但是龐大的遶境儀式其實是歷經長期的變化，卻少有理解整體的進香過程的變化。

大甲媽祖進香，也顯示台灣民間信仰與台灣社會文化變遷的重要過程。戰後大甲媽祖進香從百人隨駕出發，到現在百萬人次的參與，其在不同時代面臨不同的轉折；團隊與參與者愈來愈公眾化，信仰實踐卻愈來愈多元與講求個人性，也代表台灣社會文化的轉變──公眾事務參與的爆發，文化多元與追求個人特色的發展，同時印記在大甲媽祖進香之上。

大甲媽祖的進香活動，戰後幾十年間，從數百人的地區性信仰活動，轉變成席捲數百萬人的跨區域活動，這樣的成長與儀式主導權，從不確定主導者的爐主制度，改由鎮瀾宮廟方管理組織主導。

爐主為每年神選決定，儀式經驗無法累積，事權也無法統一，甚至有時候因爐主個人因素，會有負面爭議。所以1975年從爐主制度改到由廟方主導，事權統一及經驗累積，也將原有參與對象從大甲地區居民，擴展到大甲移民與企業，並透過儀式的開放，讓外地資源的進入，逐步塑造成一個龐大的進香活動。

大甲媽祖進香中重要的一個組織「香」，即頭香、貳香、參香等團體組織，早期由大甲當地組織擔任，後續開放引入各地資源。「香」除了幫鎮瀾宮壯大聲勢與挹注資源外，更透過參與「香」的各種組織成員，引進外部資源，與帶領更多的人前來參與進香活動。早期各香組織都有在地企業擔任，但是透過開放從移民組織到分靈宮廟參與，將核心參與者從在地擴展到全台。

進香組織的組成，反映各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特色。大甲媽祖除進香的儀式工作人員團隊逐步成長外，其支援組織更反映時代特色，日治時期曾出現以大甲特產經銷商的「帽蓆團」，以及由當鐵路貨運人員組成「搬運人團」協助進香事宜；而當時腳踏車在台灣開始引入流行，同好便組成「鐵馬團」隨媽祖進香，是當時的進香焦點。後續不同職業團體也為媽祖成立服務團隊，例如水電同業媽祖會、機車團、教師研習團、醫療團、青年會等，以及因應疫情所組成的防疫消毒組，每個時代的組織都反映時代特色。

除每個時代組成的協力團體外，負責進香儀式核心的團隊，也從臨時性的編制逐步邁向常態性組織運作，戰後1980、70年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張珣研究大甲媽祖進香，將當時大甲進香的工作組織稱為「隱形」的組織，因為平時相關團隊都各自士農工商，並未有正式組織運作，也只有少數團體有神明會，平時器具也多放置於成員家中。

以本人家族長期參與的神轎班為例，戰後1960年代之前，大甲媽祖進香的頭旗、娘傘、轎班相關工作，都由大甲地區的溪州及橫圳兩庄的人士來負責；1960年代之後，兩庄參與人數漸增，協議分成溪洲班與橫圳班，兩年對輪工作一次。而後續因為進香時間與路程增加，頭旗、娘傘、轎班也陸續獨立，但是其參與成員長期皆由兩庄居民與家族成員參與，後續逐步開放鄰近聚落參與，所以外界也逐步以「大安班」、「大甲班」分別稱之，不過大致還是村莊與家族成員參與。10年前則是開始組織協會與購買會館，也開始制度化運作，包含固定聚會與訓練，今年大安轎班的團長，也由成員選出，逐步脫離以聚落與家族為管理制度，逐漸邁向公眾化。

組織化運作與規模擴大，代表著隨著大甲媽祖進香規模的增長，包含天數與路程皆增加，原有成員已經難以應對，需要更多成員參與，而成員增加，也代表著沿途食衣住行資源需要增加，人員也需要更多的磨合，需要聚會增加認識，以及有效的訓練方式，皆非以聚落與家族運作與勸募方式所能支持，透過組織的公眾化，納入更多資源。

進香名稱的改變，可以理解廟方人員對進香「意義」說法的變化，在北港時期即為擺脫分靈爭議改名；目的地改到新港，取消香火儀式之後的「新港遶境進香」，更加強調不帶上下輩分的意義，強調回鑾當天在大甲踩街的規模。因為北港進香的重點在路程兩端「點」，目的端是如何獲取北港媽祖的香火靈力，返回點的大甲踩街則是地方的廟宇盛會，整合與展現各樣的地方勢力。

而改變進香地點、名稱與儀式之後，整個儀式的中心也轉變的以「線」為中心。線是指從終點轉變到進香沿途，廟方所重視的儀式中心，變成路上所受到歡迎程度，而不是單單注重祝壽大典以及回鑾，廟方更重視於進香後，展示沿途所收的金牌以及香油錢，代表此次沿途信徒的「熱誠」。

近年隨著大甲媽祖進香的影響力大增，大家爭相邀請媽祖蒞臨，甚至鄰近鄉鎮廟宇及信眾也來沿途搭壇參與，所以有信眾會邀請媽祖進入社區「遶境」，雖非真正的祭祀圈範圍，但卻帶有巡視其信仰區域的意涵，所經過的區域都是大甲媽祖靈力可達的區域。而透過媒體與網路社群線上參與，也打破空間藩籬，尤其在疫情間的影響，讓大甲媽祖進香影響力打破區域限制，席捲全台。

上述提到大甲媽祖進香的團隊從聚落與家族式的動員，逐步邁向公眾化。不過，隨著進香目的與時代改變──在北港進香的時期，「朝聖」與「補充靈力」被論述為大甲媽祖進香重要的目的，但當改變進香地點、取消「刈火」儀式後，信徒依然參與──相關理論就受到挑戰。

早期大甲媽祖進香，在宗教因素上的重要目的，是因鎮瀾宮早期香火並沒有北港興盛，鎮瀾宮希望透過得到「靈力」加持，也可以吸引信徒前來。另外早期信徒進香，除了讓靈力可以繼續補充到大甲來，一方面自己親自前來北港，一樣可以獲得北港媽祖較多的保佑，透過拿取北港的香火，也可分點神力，回到家中保佑一家人，這也是早期北港進香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信徒不在乎名稱或是香火儀式的主要原因是，隨著進香規模與大甲媽祖靈力的增長，長期參與進香的原因已經轉為對於媽祖的契約關係（許願與還願），透過各種方式參與進香，來獲得媽祖庇佑。信徒參與進香，大至上分成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參與進香，另一種是信徒透過「支援」進香活動，來還願或祈福。直接參與指的是參加進香團的相關活動，擔任工作人員，或是隨香等方式來參與進香活動；「支援」進香活動則是提供飲食或各項服務，以及捐款與贊助各項資源。

參與進香的人，其核心利用「苦行」的方式，來表達其宗教虔誠，因為進香行程有許多的禁忌與不方便，不管是步行或坐車，休息時間短暫，皆是身心的考驗。尤其是步行者，更是必須付出更大的體能與勞動，透過各種的身體勞動與限制，來實踐其宗教虔誠。信徒可以依自己能力調整，參與進香可以選擇全程參與或三天、一天（參加祝壽典禮）、或是接送媽祖出城等形式。信徒會自我建立與媽祖的契約關係，所以儀式名稱的改變或增減，對於信徒影響不大。近代吸引大量沿途信徒與外來信眾，信眾也發展出自己的儀式核心，信徒自我選擇自己住家附近或是方便的路程，跟隨一定路程，作為還願的方式，這與傳統上選擇一、三天以參加祝壽大典的信徒不一樣，不以祝壽大典為契約核心，但仍在跟隨媽祖的傳統結構上。

信徒參與進香的原因，是在表現其宗教虔誠與實踐，但實際上隨著台灣本土文化浪潮，以及壯遊熱潮，吸引大量其他目的的參與者加入，也改變參與者的「實踐」面貌，開始發展出各式各樣的進香形式。而最大的轉變是進香的參與，以往大致都是以「集體」的信仰架構下，以各種還願形式為核心；但現代則是轉向「個人」的架構，重視個人的展示與自我實踐，而非傳統的以宗教為核心的架構。

美籍學者桑高仁（P. Steven Sangren）在觀察台灣媽祖進香時，也提到以集體參與作為個人見證的看法：個人參與集體的進香活動，在進香重新建構自己，參與讓生活有意義的文化活動，儀式對於個人是自我建構，同時也是「社會再生產」的過程，讓進香儀式除建構信仰連結外，在儀式中也有創造自己，近年發現愈來愈多不同人再尋找認同，以及創造自己「位置」，在信仰中尋找自我認同與實踐的過程。例如在大甲媽祖進香與白沙屯媽祖進香中，參與各式活動與團體的人，企圖尋求歸屬感與認同感，尤其是青年團體的產生另外在進香活動中，不少人透過創造，展示自己與其他人的差異，例如旗幟、服裝等，在儀式中尋找自己的特殊性，成為當代媽祖進香的重要現象。

2020年受COVID-19疫情的影響，大甲媽祖進香雖延後舉辦，但是眾多信徒卻仍然自行上路，學術研究從香火理論到實踐方式的進香架構又遇到新的挑戰，進香跟隨媽祖是否又有新的演譯方式，亦即在當代環境下，進香的儀式核心與脈絡是否正在移轉與變化？促使未來我們將更加關注信眾在進香儀式的信仰實踐與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