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海嘯後，「共享經濟」透過網路平台「媒合」供需雙方，成為個人獲取收入的管道之一；2020年爆發的全球COVID-19疫情，也使得許多被迫放無薪假的人們，得透過網路平台接案，維持生活所需。在這兩次重大變故下，「平台工作」（platform work）在全球各地成為不可忽視的勞動型態。然而，「平台工作」其實是延續過去「零工」（gig work）的工作型態，只不過目前的「平台工作」乃是跨國資本家，運用網路、智慧型手機、演算法等科技的輔助，更快速地「媒合」供需雙方、完成交易，並從中獲利。

隨著20世紀以來的工會組織與勞工運動的倡議下，工時、健康與安全、福利、退休與保險等勞動保障制度日益完善，使得勞動市場上逐漸出現受到保障的「典型工作」，以及雖然存在於歷史上許久，但是通常欠缺完整保障，而被視為「『非』典型勞動」的工作型態。平台工作正是在這樣的市場制度下，成為「非典型勞動」之一，長期以來受到掌握龐大資源的跨國平台業者控制。

隨著近期歐盟理事會採行的新指令，預設平台工作者為平台的雇員之外；與台灣相鄰的新加坡也通過《平台工人法》（Platform Workers Bill），要求平台與平台工作者共同負擔中央公積金、且平台須負起工傷保險之責任。我國法院絕大多數判例也認定平台工作者為平台的雇員，理應享有《勞動基準法》保障之各項勞工權益，其中包含基本工資之保障。

外送員當中，雖然有部分是以兼職方式投入，平日趁著下班後的時間「加減賺」，上述提及的單方面調整薪資（通常是往下）影響可能不大；但是在台灣，有不少外送員是因家庭照顧責任、中高齡失業、或身心健康條件等因素，並非完全自願性地全職投入。外送工作對這些人而言，雖然是一個可以快速取得現金、只要有機車和空檔就可以工作的選擇，但是他們也背負著例如高溫中暑、低溫心血管疾病、長期維持固定姿勢的骨骼肌肉疾病、以及交通意外等風險。再加上「消費者為王」的自利意識、平台對消費者意見的重視程度遠大於外送員的情況下，惡意客訴導致喪失工作機會的「停權」風險。高風險的外送工作，並未帶來較高的報酬，反而是附加了危殆就業（precarious employment）無保障的惡劣處境。

在幾近壟斷的市場地位下，對平台業者最直覺、也最符合經濟理性的選擇，就是將給付給外送員的報酬，壓低到仍有外送員願意出來跑的價格，平台業者再透過如黑箱的演算法設定單價、分配訂單，使得外送員和其他勞工最大的不同之一，便是不知道自己的薪資是怎麼算出來的、以及到底符不符合平台自己講的規則。在市場上只有一、兩家的選擇下，不論是外送員、消費者或餐飲店家，都面臨非常有限、極其不利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上不論是認定／推定平台工作者的勞動身分、透過資料保護或演算法管理的方向進行法律規範或政策引導，都顯示出平台產業不應放任早已扭曲的市場自行運作，而是需要透過公權力的規範，保障所有參與者的基本權益。

因此，筆者認為，此次交通部出面，擬透過運費機制來保障外送員的生計，是一個相當特別、卻也是有效的做法。儘管此舉難以全面降低外送員的工作風險與成本、以及提供完整的工作福利與身分認定，但也是針對每一個從業人員的生計做出最實質、有意義的保障。筆者支持交通部本次採取的立場，也呼籲其他單位能就法條就事論事，不應斷章取義、扭曲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