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單人床和一盞小夜燈，是阿翔的家。

晚上10點，結束從早到晚的餐廳雜務工作，阿翔會騎著單車橫越整個台北，一路回到市中心的住所稍作休息。10分鐘後，又再度出現在街頭，身穿亮眼的粉色防風外套，兼職做單車外送。

在熱鬧的城市裡奔波，從早到晚的體力工作總是讓他渾身濕透且疲倦不堪，回家的過程也像是一段冒險。因為家在300公分高的鐵架上，抵達家門前，阿翔得穿過重重門禁，躡手躡腳、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攀上鐵架的最高層，才能好好休息。

戰戰兢兢，是因為不想引發不滿。畢竟他還有另外11位鄰居，分別被塞進4座鐵架裡，共享整個房間。

「汗味、體味和人味，混合在密閉、陰暗且充滿複雜氣味的房間裡，有點像是《魷魚遊戲》裡玩家的寢室，只是縮小了點。」

阿翔是這麼形容這個家的。過去一年多來，他以每月6,000至8000元的價格租下一席床位，除了工作，就是一頭窩進這個小天地裡。

需要彈性，是因為出社會以來，龐大的經濟壓力幾乎壓得他難以喘息。步入社會以前，阿翔曾是一名運動選手，靠著時有時無的贊助來供應訓練、復健及器材費用。儘管辛苦，但成績向來不錯，只是咬牙苦撐將近10年的收獲，除了名聲外就是負債。就學期間，他得支應部分訓練費用，學費也靠貸款支付，因此累積近百萬元的學貸；經濟壓力讓他不得不放棄運動員的身分，孑然一身從東部來到台北。

人生進程重新在熱鬧的首都展開，但沒有名校光環、靦腆的阿翔獲得的工作機會不太多。於是他在婚宴會館端盤子，一邊念研究所，想要取得更好的機會。但半工半讀的日子隨著疫情衝擊軋然而止，先前累積的債務加上台北高昂的生活費，很快讓他捉襟見肘。

失去唯一的經濟來源，吃、住都成問題，前年他暫且休學，將時間全部投入到工作裡。找到一份餐廳雜務的工作後，一個月有將近3萬元的收入，扣除學貸、生活費和雜支，一個月能存下1,000多元。

「我看過一些房子，頂加的那種，但狀況很差，屋頂漏水、牆壁壁癌，有些牆角還會透風，然後收7,500元，雅房。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地方，租金也幾乎是8,000元起跳，但地點偏遠，不利單車外送，機車我也買不起。加上租房起碼需要（準備）3個月的錢，租金加上2個月押金，我付不起，」談到住宿，阿翔講得直白。

工作和債務將生活卡得死死的，他總是在尋覓彈性與可能。幾經考量後，選擇搬進市區青旅的一席床鋪裡，一待就是一年多，因為不用考量水、電花費，有免費衛浴，還不用押金，說走就走。

「時間自由、報酬自由」──外送工作的標語也很快地擊中阿翔的心理，他盼望外送兼職能加速還清債務、額外賺到一點消費的餘裕、甚至有一個「真正的家」：一個沒有人共享的私人空間，有溫暖燈光和電視隨時等著迎接。

於是他在餐廳下班後開始外送，跑的是宵夜時段、平均單價最高的台北市中心，這裡距離他下榻的青旅僅有幾百公尺距離，可以高效率地運用時間。晚上他會有2個多小時靠著單車送餐，專攻短距離的外送。運氣好時，一天可以接到4、5單，一個月下來能賺到5,000元以上，對收入不無小補。累積數萬元的存款後，阿翔甚至開始考慮從300公分的鐵架上搬走，找一個真正的家。

但這個狀況沒有持續太久，去年（2021）國內兩大平台紛紛改變薪資計算方式。上半年來，阿翔發現系統派給他的單變少了，有時會空等一整個晚上，再不然是單跟單之間的間隔拉得很長，導致薪資縮水成2、3,000元不等。不時還會收到客訴，平台指控他跟客人發生摩擦、送餐不準時等，儘管這些事情不曾發生過，還是讓他差點被停權，結果就是愈跑愈少，愈跑愈無力。

同樣情形不只發生在阿翔一人身上，而是廣泛體現於全台外送員生態。

根據台灣勞工陣線指出，2021年3月，幾乎寡占市場的兩大外送平台foodpanda及Uber Eats紛紛調降外送員的薪資。其中foodpanda將每單最低價格由原先的57元調降至44元，累單獎勵也從半個月改成每3日結算，而Uber Eats則是採取離、尖峰時段差別費率，大幅降低離峰時段報酬。

「過去幾年，每小時我們還能賺到2、300元以上，改制之後，一小時連168元的基本工資都還不到，」作為5年經歷的資深全職外送員，同時身兼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理事的蘇柏豪說。同樣深受影響的他，已經試圖轉型倚靠另一份工作來維生。

關於降薪，蘇柏豪認為這正是反映外送員人數逐年增長所帶來的副作用。根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統計，2019年全台外送員人數達4.5萬人，隔年攀升至8.7萬人，2021年年底更是來到10.2萬人。外送員數量快速增長，無論正職或兼職，皆形成激烈的市場競爭。 阿翔也在這股急流中求生存，但他不確定薪資究竟是如何計算的，只知道平台為了鼓勵外送員多接單，會提供一單多10至20元不等的加給，前提是「接單率」達9成以上。這代表他幾乎沒有拒絕的機會，無論遠近、是否熟悉路況、體力夠不夠負荷，兼職的2個小時內，他就得拼量、拼速度，在熙來攘往的車潮中衝刺，甚至不惜一再違反交通規則，才能累積足夠單量。

過往主打的「時間自由、報酬自由」，在薪資不斷下調的同時已不復在，外送工作所帶來的彈性正一步步縮減。為了應付改變，外送員們得付出更多時間、承擔更多風險，連帶失去面對各種問題的彈性與能力。蘇柏豪形容，這是陷入一種世界一片灰暗的惡性循環裡，生存慾望會被迫降得很低。

既是社會新鮮人、又極度仰賴外送兼職的收入來支撐生活的阿翔很能體會這種窘迫。他有太多擔憂，只能屏除自身的一切慾望。因為他得精準控制每筆收支，每個月萬元的學貸、數千元的住宿費、手機費和餐費會吃光他的薪資，外送兼職得來的錢，是僅有的「彈性」。

眼看著彈性正不斷縮小，在等候系統派單的空檔，阿翔和所有外送員一樣焦躁不安。儘管不確定輕量化的車體能不能額外承受保溫箱和食物的重量、車子會不會被偷，甚至發生車禍該怎麼擠出額外一筆錢來賠償，各種風險擺在眼前，他還是上路了。

「因為我只有這個機會，為了生活只能忍，現在就盡量不要有慾望，」阿翔苦笑著說。

習慣把餐廳剩餘的員工餐全數打包，或搶購賞味期限折扣的超商食物。唯一娛樂，是到西門町的電影館租過季片子消磨整個下午，或在床上重複翻看破舊的漫畫。那個成家的夢想愈來愈遠了，阿翔說自己稍微吃點好吃的就會內疚、不敢出門走走、不敢消費，甚至不敢談一場戀愛。「沒錢哪有資格，」他感嘆到。

住在青旅的時間超過一年，個性也從樂觀變作封閉。不和同住的鄰居打招呼，閒聊總不超過三句，並警告所有人不要輕易觸碰他的單車，因為那是阿翔唯一的財產和生財工具，他感覺自己隨時要為流浪做好準備。

這樣的處境讓他想起自己最喜歡的一部作品《賭博默示錄》。故事主角是一名名為開司的青年，成年以來一直過著廉價的賭博人生，放棄穩定工作、家庭和住所等遙不可及的目標。直到遇上債務、被當成奴隸丟到地底開礦，他才以性命相搏，來一場清償債務、一夜致富和躍升社會階層頂端的生死賭局。

「因為貧富差距變得很大，我覺得自己、住在青旅裡的所有人，甚至現代社會，大家好像都和漫畫劇情一樣困在地底，需要一場賭局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擺脫貧窮的威脅，找回尊嚴和正義，」阿翔說著他的觀察，「可能每個人都是開司，失去人生掌控權，但現實是輸多贏少。」

耗費所有氣力和慾望來拼搏翻身的機會，阿翔和大部分長住客一樣，以為自己僅是暫時棲身在便宜的青旅裡。但當房租價格飆漲、非典型工作成為常態，對外送員們來說，本來以為的「過渡」正不斷被延長。

無論兼職或正職，在我們實際走訪台北市多間青旅的過程裡，隨處都可見到外送箱和印上平台標誌的安全帽擺在走道、床邊或行李櫃上。一間鄰近車站、有數十個床位的青旅櫃檯人員告訴我們，疫情以來，從事外送工作的人與日俱增，幾乎每間房間都有外送員長租或短住，且他們輾轉在不同青旅或網咖之間移轉。

具有2年經驗的正職外送員吳宗哲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過的也是同樣的生活。他有幸住在便宜的雅房裡，但沒有保險、沒有足夠的安全裝備，每天騎車外送10多個小時，回家倒頭就睡，生活就是送餐和睡覺。他說，外送員的生活就像是「逐水草而居」，所謂水草，就是平台給予的獎賞、高酬勞，那往往在如台北東區這樣的鬧區裡，這也是不少外送員會乾脆找個地方待下來，散居在都市鬧區的青旅、網咖、套房雅房等地的原因。

觀察到外送員這種非典型工作所帶來的彈性逐漸下降，吳宗哲認為這產生許多影響。物質層面上，當工作和收入不穩定，生活就難定下來；精神層面的影響更大，因為經濟狀況會影響心理狀態，當一個人心裡有些窒礙時，也容易放棄對生活的期許，害怕被固定住，想逃沒地方逃。

講好聽點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生，講難聽點就是「在都市裡流浪」。吳宗哲說，若發生意外沒有收入，連房租都繳不出來，只好退一步住在青旅，至少說走就走。

新年的前夕，阿翔結束工作回到旅館時，時間已超過12點，住在他隔壁的外送員還沒下班，要一直到分針再繞過一圈，他才會抱著一袋宵夜回來。同是青旅的兩位長住客，都待了一年以上，工時不斷拉長下，生活難有交集，兩人唯一的共通點是──距離理想的家的狀態，愈來愈遠。

爬上300公分高的床位裡時，鐵架上掛了些內褲和T-shirt，這是讓阿翔放心的生活痕跡，本以為只是過渡的床位，現在已經成為久待的棲所，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或許正在流浪。

「那就是一張床，我從來不覺得這裡是家，只是過渡期不斷延長而已。」

鮮少待在公共空間，信奉的教條是盡量不與人交往、斷絕關係避免麻煩。一回到床上時，他會盡快把黑色布簾拉上，因為那是家裡唯一的「牆壁」，能隔絕外界、還他隱私，但這依舊擋不住鐵架的搖晃、鄰人的鼾聲。

不只是阿翔，據勞動部統計，2008年全台非典型就業人數為65萬人，這數字到了大疫之年2020之後，來到79.9萬。房價、房租飆高加上非典型就業數字逐漸爬升，兩大社會趨勢的交集下，類似的城市游牧故事一再上演，他們待在300公分高的鐵格床裡，努力不失去對家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