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日，英國老牌媒體《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布新一期封面故事：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即將被液壓機壓扁，標題寫著〈台灣的考驗，比你以為的更加逼近〉（Taiwan’s test is closer than you think）。儘管封面設計沒有加入武器、士兵或任何軍事符號，但全世界都知道《經濟學人》指的是什麼：中國侵略台灣的戰爭威脅。

該期雜誌分析了中國對台進逼的軍事威脅和包括海上封鎖、切斷海底電纜等各種灰色地帶行動，亦質疑在習近平與川普（Donald Trump）之間「台灣社會日漸悲觀且分裂的抵抗士氣」。報導也指出，大規模罷免行動所引發的社會分歧，正在侵蝕台灣內部的團結。《經濟學人》的導言更以一句警語點題：「超級強權即將迎來『台灣攤牌時刻』，中國得到了揭穿美國虛張聲勢的機會。」

這期封面故事很快引發台灣輿論的各種焦慮，一部分意見認同台灣的戰略處境，確實如同外媒所述的內憂外患；另一部分意見則認為，《經濟學人》對台灣社會的因應作為過於悲觀，除了容易不自覺地落入中國對台武嚇宣傳的論述迴圈、過度地誇大了台灣海峽的「兵凶戰危」──其中，持批判意見者，就包括專研美中台三邊外交史、著有《不屈之島》（The Struggle for Taiwan）的蘇爾曼．瓦西夫．汗（Sulmaan Wasif Khan）。

「我理解國際社會的擔憂，也認同台灣議題應受到更多關注，但我不認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這類危機敘事，有助於我們準確地分析台灣。」汗指出，這種敘事往往忽略台灣的主體性與社會的能動性：

「若無法理解台灣人的思維方式，以及他們在面對威脅時展現出的政治韌性，這些敘事就很容易被中國的軍事恫嚇帶著走，也難以真正掌握台灣在美中關係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專精於外交史的汗，是美國國際關係研究重鎮、素有「外交家搖籃」之稱的塔夫茲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副教授。在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期間，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特別是邊境問題政治很感興趣的汗，因緣際會地因為外交檔案的牽線，而與台灣結緣。

「我最初的研究主題，其實是中共在西藏的占領對其外交政策的影響，特別聚焦在1950年解放軍進入藏區，一直到1962年印中邊境戰爭這段時期。當時毛澤東非常擔心蔣介石會趁勢與藏人起義合流、反攻大陸──而事實上，蔣介石也確實考慮過在1959年藏區騷亂時出兵。因此，從2004年起，我就開始頻繁往返中國和台灣，試圖從外交檔案中爬梳蔣介石與毛澤東之間隔空對峙的那段塵封歷史。」

汗苦笑著回憶，自己一開始來台灣做研究時「非常痛苦」，因為相較於中共早期直白清晰的外交檔案，國民黨政府的外交資料不僅有一套複雜、字面意義難以直觀解讀的公文體系，許多檔案甚至只是筆跡潦草、難以辨認的手寫文件。

然而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汗的研究工作卻開始遭遇意外挑戰。一方面，中國政府開始「重新封存」那些原已解密開放的政治檔案，許多外交資料一夜之間消失無蹤；另一方面，習近平對中國社會的言論監控與政治整肅，也嚴重限制外國學者與中國學界的交流空間。更糟的是，2018年中國為報復孟晚舟事件，以爭議性的國安罪指控逮捕兩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佛（Michael Spavor），這種「人質外交」不僅重創中國國際形象，也讓愈來愈多擔憂政治風險的外國研究者難以再進入中國田野現場。

但就在此時，汗在台灣的研究經驗卻開始長出新的枝枒。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COVID-19疫情期間的台灣經驗，到全球民主對抗威權的浪潮，台灣的科技產業、安全局勢與民主制度重新受到世界關注。

於是，本來就長年浸淫於台灣檔案與歷史脈絡中的汗，決定在2024年寫下《不屈之島》一書，以外交史的視角，系統性梳理自1943年《開羅宣言》以來至今的80年間，美國、中國與台灣三方決策者之間錯綜複雜、充滿矛盾與政治算計的歷史交鋒。

5月初訪台的汗在接受《報導者》專訪時，除了點出美中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盲點，也針對台灣的戰略處境、媒體對「兵凶戰危」的渲染，甚至是被《經濟學人》視為台灣「內憂外患」案例之一的「大罷免」行動，提出思辨性的觀察與回應。

以下是《報導者》對汗的專訪，內容經翻譯潤飾的摘要。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經濟學人》5月再度以台灣為封面，指出「戰爭比你以為的更接近」，讓人不禁回想起「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風波。作為長期關注美中台關係的學者，你怎麼看這樣的說法？

蘇爾曼．瓦西夫．汗（以下簡稱汗）：對於「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這樣的說法，我個人是持保留態度的。

的確，台灣存在潛在的衝突風險，畢竟美國與中國兩大核武強權在此對峙，一旦擦槍走火，後果將難以想像。像是1995到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那時候的台灣看起來確實非常危險，不過後來局勢又緩和了，至今也一直反覆擺盪。

但從全球局勢來看，實際面臨更高程度危險的地區還有許多。例如巴基斯坦與印度才剛在邊境爆發軍事衝突差點失控；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長年對抗，則造成極為嚴重生命死傷；更別提被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目前仍深陷全面戰爭。因此，將台灣簡化為「世界最危險的地方」，其實是片面且令人質疑的危機敘事。

更重要的是，這類危機敘事經常忽略台灣的主體性。外界談論台灣問題時，往往聚焦於美中博弈，關心「美國會如何回應中國？」、「中國會怎麼處理台灣？」，卻忽略台灣自身是一個有歷史、有制度、有民主實踐的主體社會。

如果不了解台灣人民的思維，以及他們在面對外來威脅時展現出的政治韌性，那就很容易被中國的軍事武嚇牽著鼻子走；如果不掌握這個社會的內部脈動，就不可能理解台灣在美中關係中的真正角色。

報：但這種危機感確實讓台灣議題的國際能見度大幅提升，至少在美國是如此？

汗：這股轉變的脈絡，其實早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晚期就有跡象，例如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強調「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等，都是美國調整戰略重心的跡象。到了川普第一任期，這種趨勢被強化——美國政府的整體政策開始轉向「對中國強硬」。

當然，我會認為川普時期的對中政策，本身即是充滿矛盾且缺乏系統的。比如説「強硬」是什麼意思？具體目標是什麼？策略手段為何？這些其實都沒有說清楚。但就結果來說，這樣的轉向確實讓台灣得到更多國際注意與空間，因為從華府的思維來看，如果你打算對中國強硬，勢必就得強化台灣關係。

但問題也正在這裡：這種「對台友善」的態度，仍然是一種地緣政治下的工具性思維，台灣仍然被當作一枚「棋子」，而不是一個有其自身歷史、文化與社會脈動的主體。​​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對台灣的「關注」確實在提升，但對台灣的「理解」卻未必同步跟上。這會導致一些政策上的誤判，也可能讓台美之間的溝通出現落差。

舉個例子，現在很多美國國會議員會說：「美國一直支持台灣，因為台灣是民主國家。」但其實美國過去長期支持的是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甚至默許並協助他壓制台灣的民主運動。只是在白色恐怖之下，仍有許多台灣人努力維繫對「台灣未來」的想像與實踐空間，最終才讓政體轉型得以實現。所以台灣今天能走向民主，完全是台灣人民自己一步步爭取出來的。

這種對去脈絡的誤解，也滲入了外交政策的思考。例如某些美國智庫或外交專家經常主張：為了降低台海緊張，美國應該對台灣施壓，要求台灣在政治上對中國讓步，甚至認為是台灣主體意識的抬頭，才激怒了中國。於是，台灣有時會被要求將國防預算拉高到幾乎不可能負擔的超現實水準；有時又被質疑這些強化國家安全的立法與準備，反而是對中國的挑釁。

但這樣的觀點完全忽略了一點：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政策走向是由人民透過選舉、公共討論與制度機制所共同塑造出來的。無論是賴清德總統或其他任何領導人，都必須回應的是選民的意志，而不是任由美國、中國或其他外部力量告訴他們該怎麼做。

特別是「台灣的民主」的運作邏輯和認同脈絡，與美國過去對亞洲的認知非常不同。若不能體認到這一點，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就很容易失準、甚至好心辦壞事。這也是理解台灣對於穩定局勢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報：所以美國真的有一套清晰、一致的「台灣戰略」嗎？

汗：從外交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對台政策大多屬於臨時應變、見招拆招。缺乏連貫性與長期規劃，使得政策時常陷入自我矛盾。雖然多數時候美國靠著某種「運氣」閃過重大危機，但說到底，連美國自己恐怕都不一定能清楚說明：在台海問題上，我們的核心政策目標究竟是什麼？

這種混亂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戰期間的《開羅宣言》。那其實是羅斯福總統在幾乎不了解中國內部情勢的情況下做出「台灣歸還中華民國」的決定。當時就有駐地官員提醒華府「國民黨恐將在中國崩潰」，但美國並未真正掌握情況。

戰後，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美國外交官——冷戰圍堵共產勢力戰略的設計者凱南（Geroge Kennan）——也曾建議華府「應該考慮放棄並驅逐國民黨政府，讓台灣擁有自決權」。但韓戰隨之爆發，局勢急轉直下，杜魯門（Harry Truman）政府在恐慌中出兵韓國，同時派第七艦隊進入台海，嚇阻了共軍進攻台灣，但這並非縝密設計的戰略結果，而是危機當下的臨機應對。

到了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總統時期，美國政策又轉向積極支持蔣介石，雖然他一開始聲稱不會介入金門和馬祖問題，但在局勢升高之下，即使艾森豪本人極不情願，他仍考慮了動用美軍核武以保衛金馬離島的選項。這些反覆變化清楚顯示，美國的對台政策始終是被局勢推著走，而非基於明確的原則與藍圖。

再往後看，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雖然試圖推動與北京建交並放棄蔣氏政權，但很快發現這在美國體制內並不容易。外交政策不只是白宮能單方面拍板，還牽涉國會、法院等制衡系統。即使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最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終止與中華民國的正式邦交，國會也隨即通過《台灣關係法》，補上與台灣之間的實質關係。

這些選擇的結果，導致了我們今天常講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其實並不是多高明的設計，而是美國政治體系內部拉扯、分歧與妥協的結果。

報：但隨著美中競爭升高，「戰略模糊」的辯論在華府愈來愈熱，這是否意味著美國正考慮提出一套更清晰的替代原則？

汗：沒錯，這確實成為華府近年的重要辯論議題，但中間其實仍存在許多至今無解的矛盾。 像是在戰略模糊的傳統想法裡，美國有時會期待台灣「不要刺激中國」，這當然是一個可以理解的政策建議，畢竟局勢驟然升溫對大家都沒好處。問題在於，這樣的克制一旦被包裝成「戰略模糊」的一部分，就會引發更大的不確定：萬一「模糊」已經無法產生足夠的嚇阻力呢？萬一台灣已經極度克制，而中國還是選擇動手，美國的回應是什麼？至今，我們仍沒有清楚的答案。

特別是在川普執政的現在，更難看出美國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或意願，去設計一套具體、連貫的台海政策。若這種狀態還能被稱作「戰略模糊」，恐怕就是過度包裝了。畢竟，當一個政府連自己明天要做什麼都說不清楚，那根本談不上什麼「戰略」。

公平地說，台灣其實對此早有認知與準備。從蔡英文政府以來，台灣逐年增加國防預算，全力推動潛艦國造、兵役制度改革，這些對策都顯示台灣知道自己不能一味依賴美國、不能死抱著「美國一定會救我們」的單方期待。如果台灣真的要守住自己的民主制度，就必須讓北京清楚知道：動武的代價高到不值得冒險。而這種嚇阻力，最終也只能靠台灣自己建立。

我們必須承認，台灣已進入一個「必須獨立面對現實」的新階段。在這個「後美國介入」的世界裡，台灣需要更果斷地推動自身的軍事與外交規劃。俄烏戰爭後，歐洲政壇也不再將台灣視為美國的「代理議題」，而是選擇公開發聲、親自訪台；日本若加快再武裝化，也可能迫使中國重新評估動武的代價與風險。台灣必須更靈活經營這些潛在盟友，並清楚傳達：確保台灣的安全與民主，不只是晶片供應鏈的問題，而是關乎整個印太秩序與全球民主聯盟的未來。

長遠來看，這或許正是一個關鍵轉捩點。過去國際社會常懷疑：「台灣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會不會只是任人擺布的棋子？」但現在，局勢正在翻轉。愈來愈多國家開始理解，這不是一場代理人戰爭，而是台灣人為了自身生存的奮戰。

報：我們剛才談到「後美國介入」的情境，但台灣長期被困在美中競爭的夾縫中，國內該怎麼應對充滿對這場大國博弈的焦慮？

汗：這正是台灣經驗最有意思的地方——身為一個民主社會，重大決策不是由某個人拍板定案，而是整個社會透過辯論與說服，一步步集體形成的選擇。

一方面，你可以主張現在不該激怒中國，爭取時間、維持穩定；但也可以認為，我們應該持續強化自身能力——不必急著推動改國號或獨立公投，但可以更積極抵制假訊息、投資潛艦、國造軍備、深化外交關係，等到準備更充分時，再來談與中國的未來關係。這種「克制」本身，也是一種戰略選擇，目的是拖住對方、爭取空間。

兩邊的立場其實都有道理，關鍵是：在民主制度下，這些路線必須經過公開辯論，由社會逐步形成共識。民主政治無法保證每次都做出最聰明的決定，但至少，它讓選擇可以被檢驗、被調整。

而更有趣的是，到目前為止，不論你主張克制還是強硬，台灣社會其實已經出現一個最基本的底線共識：此時此刻，沒有人想和中國統一。

2024年總統大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無論3組候選人的真實立場如何，至少在選戰期間，沒有人敢公開主張兩岸統一。這反映出台灣政治已經出現一個結構性的轉變：今天的辯論焦點，不再是「要不要統一」或「怎麼統一」，而是「要怎麼避免被中國統一」。

報：中國對於台灣的態度，確實愈來愈具侵略性。你又怎麼解讀習近平的對台戰略？

汗：這幾年中國愈來愈強硬，台灣人應該比我更清楚。但我不認為這背後有什麼所謂的「習近平對台大戰略」。過去，中國在面對美國、日本、巴基斯坦這些國家時，外交策略一向精算、節奏明確，清楚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麼、下一步要怎麼走。可是一旦碰上台灣，這整套邏輯就完全失靈了——對中國而言，台灣不是一個能理性規劃的戰略目標，而是一個讓北京高度情緒化的政治盲點。

像1996年，中國無法接受李登輝對兩岸關係的「挑釁」，於是發射飛彈、企圖干預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結果反而激起更多選民出來投票支持他。蔡英文上台後，他們發動假訊息、操弄社群輿論，結果她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也讓台灣社會對中國的資訊戰更加警覺。裴洛西（Nancy Pelosi）來訪，他們又展開大規模軍演威脅，卻依然沒達成預期效果。

中國唯一比較符合「戰略」標準的對台政策，可能就是鄧小平時代的「一國兩制」。那時中國經濟在起飛，國際形象也在改善，台灣社會內部也確實有一部分人願意討論這個選項。但今天，這條路早就被中國自己徹底毀掉了。看看香港的情況大家就很清楚。

在我看來，習近平根本不是一位稱職的大戰略家。他上台以來，最大的影響不是讓中國崛起，而是讓全球的反中情緒全面升高。尤其是在台灣，這種情緒早已不只是「反感」，而是一種明確、堅定，幾乎沒有讓步空間的政治立場。

報：但這種反中情緒，會不會只出現在美國、歐洲等，與中國存在競爭關係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國家？

汗：我不這麼認為。以我長期研究的巴基斯坦為例，20年前，巴國社會幾乎聽不到任何批評中國的聲音，大家都相信「中國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但隨著中國投資規模擴大、影響力愈來愈深，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許多巴基斯坦人開始焦慮：「我們是不是把自己的未來賣給了中國？」這種情緒有點像台灣當年的太陽花運動——人們正在質疑過度倚賴中國的代價。

以北京重點投資的俾路支省為例，當地甚至發生多起針對中國工人的襲擊與槍擊事件；漁民也在抗議：「中國人來了，把我們的漁場資源全撈走了。」就連在大城市裡，也有不少人質疑：「中國真的應該擁有我們那麼多土地和房產嗎？」

我還記得，在2005到2015年那段時間，我在巴基斯坦做田野調查時，整整10年可能只有一個人曾說過「我不喜歡中國」。但現在，這種負面意見已經明顯到不可能忽視。當然，從政府層級來看，巴基斯坦跟中國的關係還是非常緊密，尤其在軍事合作上非常明確。但民間的觀感正在出現大幅惡化。

不過有一點要講清楚的是：「不喜歡中國」和「支持台灣」其實是兩回事。像是中國在全球漁業上有不少惡名，例如過度捕撈、壓榨資源、搶奪漁權等等，這些問題常常讓其他國家反感。但台灣自己也不是完全無辜。台灣的遠洋漁業過去曾因為非法捕鯊「割鰭棄身」等行為，在國際上引起不少爭議。

我舉個具體例子：哥斯大黎加曾是台灣的邦交國，但當地社會對台灣漁業的不滿其實已經累積很久了。當時他們看到台灣船隻在自家海域捕鯊取鰭，非常生氣。所以在2007年哥台斷交的時候，哥國輿論的反應其實是冷淡甚至無情的——因為他們已經認定「掠奪我國資源的台灣，其實跟中國也沒什麼不一樣」。

報：你在書中不斷強調「選擇」與「能動性」（agency）。但講到國際政治，許多台灣人總覺得自己注定弱勢、只能任由大國擺布。在你看來，台灣真的有「選擇」的空間與力量嗎？

汗：有的，台灣社會本身就有很強的「能動性」。書中我提到「結構與能動性」這個概念，雖然一開始談的是國內決策，但就像現在的台灣，內政與外交其實已經密不可分，兩者互為表裡。

從國際層面來看，台灣這幾年爭取國際能見度的作法，就是一種具體展現。以COVID-19疫情為例，台灣主動爭取加入WHO，雖然遭到排拒，卻選擇公開處理，並用優異的防疫表現證明自己的治理能力與制度價值。你們不是等著世界看見，而是自己創造機會、自己說話，這就是「能動性」在國際舞台上的展現。

往國內看，我甚至會說，現在台灣的民主實踐甚至強於美國。

像太陽花運動，它不是一場短暫的抗爭，而是一種持續參與的開始。10年後，如今的台灣社會仍能自動發起針對立委的「大罷免」——但這不是哪一派好壞的問題，而是台灣民間願意積極介入政治的展現，這在其他民主社會其實並不多見。

反觀美國，很多人會私下抱怨他們對川普不滿，但問他們實際做了什麼，回答往往是：「我又能怎麼辦？」這種「無能為力」的消極態度，才是真正令人擔憂的。川普能下達那麼多爭議命令，是因為行政體系不願擔責、國會不願監督，而多數美國公民選擇袖手旁觀。但這不是民主該有的樣子。

我過去也曾對「任期」這件事持保守看法，認為既然選上了，就該給足空間。但在目睹美國政壇的近年狀況後，現在我對這套說法的信心已經動搖。說到底，民主不只是每四年一次的投票，而是一種「隨時可以調整」的動態過程。它的進步是因為公民不斷主動修正，而不是等待制度自動回正。雖然這個過程不完美，有時混亂，但正如那句話所說：「民主是一種最糟的制度，只不過比所有其他已試過的制度都好一點而已。」

這正是台灣目前最珍貴的力量所在——你們不只是擁有民主制度，而是願意用它、挑戰它、修正它。這種主體性與能動性，不只是讓台灣在國際上被看見，更是台灣自身生存與發展最重要的資本。

報：回到你書中強調的歷史視角。有沒有哪一個關鍵時刻，是台灣做出某個選擇，讓你回頭看會覺得：「那一刻，台灣真的選對了」？

汗：台灣最重要的一個歷史選擇，就是走上民主化這條路。這不是某個單一時刻的決策，而是一連串選擇的累積——是這條路上好幾代人不斷接棒，才終於走出的結果。

李登輝無疑是關鍵人物之一，但他絕非唯一，還有彭明敏、許多學生運動參與者、黨外人士。他們在不同時期各自承擔風險、付出代價，做出許多重要選擇，最終共同推動了台灣命運的轉型。

第一個轉捩點，是民主化的啟動；但更了不起的，是後來幾次政權的和平轉移。放眼全球，這都不是容易的事，連美國自己也未必每次都能順利做到。

但台灣做到了。從李登輝推動修憲、總統直選，並主動宣布不再競選連任，到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台灣經歷多次政黨輪替，每一次都平穩過渡。表面上看，這些只是民主制度下的「例行程序」，但事實上，這每一步都可能出錯，每一次政治轉換也都潛藏著民主崩壞的巨大風險。

而台灣都沒有搞砸，反而一次次地走在正確的路上。

報：最後，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是《The Struggle for Taiwan》，但中文譯名卻是《不屈之島》。你怎麼看這個轉譯的意義？

汗：坦白說，中英文書名都不是我自己取的。其實我原本想把英文書名定為《The Edge of Chaos》（混沌邊緣）——那是一個數學概念，指的是系統還能維持穩定，但只要再往前一步，就可能陷入混亂的臨界點。我覺得這很像過去80年來，美中台三方在台海所做的各種決策——一次又一次地把局勢帶到那種介於秩序與混亂之間的邊界。

不過出版社不喜歡在書名上掉書袋，才改成比較直觀的《The Struggle for Taiwan》（台灣之爭），這同樣也點出主題：不只是美中之間的角力，也是台灣內部長期存在的認同掙扎。從「遲早要反攻大陸的中華民國」，到「擁有自己民主制度的島國」，整本書其實就是在追蹤這個過程與交互反應。

至於中文書名《不屈之島》，我自己也很喜歡，因為它呈現了這段歷史裡，許多角色在極端壓力下求生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