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福島走過40座城市，尾竹永子：我要人們把科技的失敗呼吸進去

尾竹永子很會跳舞。只是，她從來不跳那種輕盈如翔、優雅旋轉、恍若女神在世的舞。看她《身在福島》的影片與環境演出，不是去享樂，而是去接受一次心靈的震撼。

常駐紐約的舞蹈家暨行為藝術家永子，在2011年日本311發生海嘯、核電廠核熔毀後，總共到過福島5次。明知仍有核輻射的危險在前方，她仍克制不住自己，一次比一次還要深入福島。

她和攝影家威廉．約翰斯頓（William Johnston）闖入無人的福島，有的時候，她赤足在被遺棄的沙灘慢慢舞動肢體，灰暗的天空下，遠方是福島核電廠，近處是永子憂愁的面容，眼睛直直望入鏡頭，彷彿不知道還有哪裡可以哭泣。

有的時候，她躺在藤蔓蔓生的車站鐵軌上。

有時候，她抱著粗壯的樹根，靜止不動。

有時候，她想要打開貼滿封條的商店玻璃門。

這是永子帶來台灣的新作《身在福島》，用身體哀悼人類文明的廢墟。

永子從威廉拍攝的2萬5千多張照片中挑選，自己重新剪輯成2個多小時的影片、自己挑選服裝、設計配樂與撰寫文本。一禎又一禎福島廢棄的家屋、車站、小船，加上永子徘歌般的文字，毫不煽情地，靜靜地把觀眾帶回福島的末日景象：

2011年3月11號，日本遭遇九級強震，21公尺高的海嘯衝擊，15,894人死亡，2,562人失蹤。 311震災引發福島第一核電廠3次核融毀，16萬5千人被迫撤離，大多數人沒再回來。 人製造了事物，卻沒想到壞了怎麼修復。

4小時的影片，加上永子沉緩的即興舞蹈，和現時現地同聲呼吸、一起脈動。電影把來自過去的影像投射在螢幕上，劇場的舞蹈則強調當下，永子把過去交織於現在中。作品裡，沒有大聲鼓譟的控訴，沒有取悅於人的必要，只是留給觀眾一個沉思的空間、悠長的餘韻。

「擁核、反核，台灣一天到晚吵個不停，永子等於是一束安靜的聲音，用很美的方式去表達一件很痛的事情，」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說。

一個社會有了科學爭論、意識形態傾軋不休，藝術有如天上的星雲，可以拔升到一個高度，高處眼亮，為高舉正義大旗的兩方，提供一個共感共情的時空。

從腦出發，解決不了的，換成由心出發。

「這種安靜的抗議、安靜的力量，如果累積得好，會變得很龐大，」林懷民說。

這種安靜，需要時間的沉澱。

2013年首度回到福島的震撼，永子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有辦法形諸身體、化為舞蹈。

「什麼是現在？現在又會到哪裡去？我現在感覺到的，會怎麼進入我的身體和思考？我怎麼記住現在這種恐懼、顫抖和後悔？」那時候的永子，只是隱約感覺到，如果自己忘記了福島，自己就不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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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4年，永子受邀在費城的三十三街車站演出，她才能處理儲存在身體裡的各種悸動和情感。當她前往車站、正準備和藝術總監開會時，看到穿著西裝、行色匆匆的商務旅客，福島車站的荒蕪景象，一下子蹦出她的腦海。

「我冒出兩個問號：車站是什麼？車站的概念是什麼？人們只是急急忙忙經過這個過渡站、前往所謂的目的地，但是，『經過』這一刻難道不重要嗎？『目的』永遠是正確的嗎？」永子說，她靈光一現，她知道她要做什麼了：她要把完全不同的車站、已經被遺忘的車站，帶到費城這個光潔亮麗的大理石車站來。

「我希望我可以在費城車站挖一個地洞，一直挖一直挖，通到福島，這些費城的人們可以瞬間抵達福島的車站，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永子談到自己的發想，縱情大笑。

「不過當然不可能啊！ 所以我決定把福島帶在身上。用我的身體當作一個導線（body as conduit），把福島帶回費城，」她說。

3年下來，藉由影片，和動輒長達7、8小時的現場舞蹈，永子已經把她的哀悼和沉思，帶給美國40多個城市。60多歲的永子，雪白的身軀披上和服，披著長髮，如鬼魅、如精靈，在車站大廳跳、在教堂跳、在大學圖書館跳、在街上跳，讓沉默被看見，逼得過往行人對人類與科技的失敗，看上一眼。

對老友林懷民來說，永子這樣的創作，他一點都不意外。

他記得第一次造訪永子和先生高麗（Koma）的家。時代廣場不遠處，紐約市政府蓋了兩棟公寓大廈，廉價租給上千位表演藝術家。林懷民登門造訪，說要「採訪」Eiko & Koma（永子和高麗）這對日本夫妻檔舞團。永子應門，忙說：「請進、請進，家裡亂得一蹋糊塗啊，今年春天真是一蹋糊塗啊！」

不到20坪的房子裡，拼花地板刷得花白，沙發破舊，餐廳裡原木釘成的餐桌斑痕累累。牆角的育嬰車堆滿玩具。雖不至於家徒四壁，卻沒多少可以製造混亂的材料，談不上亂得糊塗。永子與高麗就在狹窄的公寓裡，慢慢發展出46部作品，養大兩個孩子。

「他們很早就得了美國文化藝術最高的獎──麥克阿瑟藝術天才獎，但他們就是一直選擇站在主流的外面，40多年來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場，」林懷民說。

1960年代，反叛的年代。永子和高麗在東京的舞踏坊相識，花大把心思參加學運。當時，巴黎五月學運（Mai 68）、布拉格之春、甘迺迪遇刺等事件，讓年輕人走上街頭；而在日本，《美日安保條約》簽署後，外力強迫施新憲法、民主體制，工業化、城市化、文化上的美國化，讓苦悶的日本年輕人上街反美、反體制、反工業化。

年輕的永子與高麗，一邊上街反美，向警察丟石頭，一邊從法政大學、早稻田輟學，拜入土方巽門下，學習舞踏（Butoh）。

前衛藝術蔚然成風，土方巽等人汲取日本原始舞步、民間祭儀，同時兼受歐洲布萊希特的政治劇場、存在主義影響，發展出崇尚醜惡美學的舞踏，揮別傳統的日本舞踊。反技術的舞踏，深掘潛意識，舞者往往裸體、全身塗滿白粉，中邪似地眼珠翻白向觀眾挑釁。

「這種曖昧虛無怪異的『肉體叛逆』，成為大城後巷反體制藝術家的發言形式，」林懷民曾寫道。

後來，成為好朋友之後，有一次，林懷民到永子家小坐，永子忽然說，我們有準備一個禮物要給你。夫妻兩人到房間裡換裝完畢，出來客廳，白粉塗滿全身，按下手提音響，播放音樂，開始跳舞給林懷民一個人看。

「噢，我⋯⋯好感動，」林懷民說。

在林懷民採訪他們寫成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這對夫妻檔如何走出不同的人生風景。

學藝7個月後，兩人出國，因為他們開始覺得學運沒什麼意思，左翼和國粹派強烈對立，學生團體也忙於內鬥，兩人決定要去看看世界。他們乘船渡海，坐火車橫越西伯利亞，在莫斯科換飛機到德國去。兩人天真地打算在街頭賣藝糊口，很快夢醒，買了一台破車，白天習舞，晚上睡在車上。錢用完時，兩人打道回府，這回拜在另一位舞踏家大野一雄的門下，短短3個月。為了要出國，兩人瘋狂打工，永子幾個月裡做了20多種工作。越戰結束後第二年，夫妻兩人轉赴美國，窮到在鄉下農場住了5年。大部分時間，兩人關門創作，往往一年才完成一個作品。

「我們不覺得自己是舞者，生活才是我們的專職，舞蹈只是我們表達的方式，」高麗這樣告訴林懷民。

對已經和先生跳雙人舞跳了40多年的永子來說，《身在福島》不僅是她第一個獨舞計畫，也是她最重要的遺產。

「我告訴我兒子，我不要什麼喪禮，只要播放《身在福島》就好。這就是我想留給這個世界的，」永子開心地說。

簡約的生與死、性與愛、人與自然，都在永子的舞蹈裡。宛如山水枯枝的手指向天生長，肢體動作層次如水墨緩緩暈開，靜止中蘊有動感，空白處飽含張力。

「看完Eiko與Koma的演出，老在新綠點點的紐約街頭，我心裡充滿簡單又美麗的安靜，」林懷民在1990年紐約的春天寫下這樣的字句。

當永子站在雲門劇場，彷彿一尊活過來的雕像，緩緩舞動。她帶著觀眾回到福島。在頹垣敗瓦之後，永子和她的藝術又帶著觀眾靜靜看著時光如河入海，舞蹈如雲化雨，浸潤澆熄那一顆顆焦灼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