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道是烏克蘭甜菜羹湯，叫做烏克蘭英雄湯。」

3月15日晚，在台北一家餐廳，老闆娘特地為24歲的香港記者胡戩送行，他第二天晚上就要獨自飛去波蘭，幫總部位於台北的海外香港媒體《同文 Commons》做烏克蘭戰爭的難民報導。他2021年3月來台，初來時經濟拮据，在餐廳打工賺生活費。

同樣在2021年來到台灣的前香港《蘋果日報》記者Elly，也在3月13日的台北街頭採訪「台灣支持烏克蘭和平大遊行」。報導以即時新聞形式供給另一家總部不在台灣的海外港人媒體，報酬很少，來回車費也要自己負擔。但她仍然想做。

「在台灣見到這些集會，就覺得香港沒可能見到了，可能兩、三個人在街上聚集，喊幾句口號就被抓。」這是她見到台灣有集會遊行的感受，也是對記者在台灣仍能自由報導的感受。「所以當一個地方還可以發聲，是很難得的。」

但在自由的台灣，香港記者也跟其他香港移民一樣，有「尷尬」的地方。來台一年的香港攝影師高仲明就形容自己「各方面都好尷尬」。這種移居到自由之地的尷尬，也是他來台後第一個攝影展「後時代革命」背後的主題。攝影展拍攝14個來台港人，4月在大稻埕展出，用強光在受訪者臉上打燈到過度曝光的程度，讓人臉變成一片白。「這麼光，是因為台灣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但來到這麼光的地方，他也沒融入到這個社會，對自己身分認同有問題，對很多事情有詫異，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臉。」

回到記者的身分，他的尷尬是：「我很喜歡做記者，但是我又要快點維持到自己的生計。另一方面，我又好想快點融入這個社會，因為我想理解台灣，才能拍攝自己的主題，可是我還做不到。」

即使獲獎經歷繁多，資深如高仲明，都因為不熟悉台灣語言與文化，很難找到全職工作，只能以接案形式繼續攝影，收入並不足以給他與太太帶來很好的生活。包括他在內，受訪的10位香港記者中，沒有一人在台灣媒體業找到全職工作，更有人面臨簽證可能到期，不能在台久居的問題。而想繼續報導的人，又要面臨「香港不在場」、「台灣不在地」的雙重困境。不在香港如何繼續報導他們關心的香港？想報導台灣卻又不了解台灣，該從何處入手？

種種困難當前，有人轉往學院進修，有人的筆依然沒有停下，報導仍在繼續。

「你會知道一個時代真的完了，不要對這個世界有幻想，」入行3年後離港來台的網路記者Kathy說。

當《蘋果日報》、《立場新聞》與《眾新聞》接連關停，媒體高層被捕，記者成為新聞甚至法庭的當事人，她沒有給自己時間去處理情緒，而是逼自己開始理性思考：「如果不能做記者了，在這個環境，我還能做什麼？就好像打仗的時候，立刻很戰略性的去思考。」

2019年夏天，反送中運動剛剛開始，「如果身邊有記者轉行，會覺得很可惜，會問，為什麼不繼續做？」但是從2020年底、2021年初開始，她發現大家已經不再這樣問。

「現在聽到誰轉行，覺得很正常。遇到一些資深記者朋友，大家會問，之後是自己開page （臉書粉專）寫呀，還是轉行呀？」Kathy說，這就是變化。

她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報導時因催淚彈而恐慌發作，到要離開香港前一、兩個月，狀態更是跌入谷底，「我一直在想自己要怎麼處理香港的事，我對香港的熱情，是否放得下香港。」她也無法對採訪過的入獄者開口說自己要走。

這樣的狀態讓她什麼也做不了，她害怕自己再這樣下去會失去對世界的好奇。「如果這樣，就不用做記者了。如果這是我的專業，成為我的志業，我這麼年輕剛剛開始，就被這樣打敗嗎？那就不用玩了。」她決定面對自己的創傷，拿回主動權，找到還可以做的事。「這個行業有創傷，就更加要做下去，如果停下來不做，創傷是不會停的。」

Kathy想起大學時在中國人權新聞中學到的道理：愈不好的環境愈要去做。「他們的韌性是一種很大的啟發，當然你也會知道他們晚上也是睡不著，但你見到他們就會覺得，OK！好！既然大家都還在做，那就做。」

來到台灣讀書，她研究中國政治，看許多關於中國政經改革的文獻。「我對習近平好狂熱，見到＂xi＂這個字就很想看，對政權很有興趣，覺得熱血沸騰。」她計畫給自己一、兩年時間學習，同時以接案形式在台灣繼續報導和香港、中國相關的議題，最近剛剛找到願意刊登報導的媒體。

12

與Kathy不同，33歲的Elly與Alex入行9年，都是《蘋果》突發組出身，報導突發事件，如火災、車禍、墜樓、溺水等等，報導講求速度與現場，十分依賴本地消息來源的報料。

去年12月，台灣舉行公投，Alex去現場拍攝，寫一篇短打的即時新聞，供稿給當時仍存在的《立場新聞》，編輯勸他不要用中文名。一個月後，《立場》高層被捕，網站關停，那位編輯也失業了。此後，他只能找到海外港媒供稿，但報酬十分微薄，有的即時新聞更是完全沒有錢，不可能支持到生計。但遇到台灣有什麼遊行集會、選舉投票、在台港人的市集活動，他仍然會去現場拍攝。

繼續報導，也因為他不知道兩年學生簽證到期後可以去哪裡。「當我以為所有事在2021年9月30日辭職的那天已經完的時候，原來我來到台灣，還可以拍公投、集會，做採訪，就好像多出來的時間，給自己多兩年的時間做記者，是一個bonus（額外的好處）。」未來如何他不知道，「也許一世都不能再做記者。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麼事你不會知道，我有一些執著，但很難由得我。」所以他要抓住在台灣的每一天，繼續報導。

「但我們又沒到那個年紀，」30歲出頭，Elly覺得在台灣難得還可以做一些事，就要去做，「就算最後我做不回記者，試過，那條氣也順一點。」

高仲明也想繼續做記者，但卻不得不面對自己來台一整年都沒有穩定收入的狀況。他的攝影展和書籍出版都是關於反送中運動，前者找到台灣NGO資助，免費入場，不盈不虧，後者因為想讓更多人看到，書價壓得極低，也不會賺錢。來台灣之前，他已經預備好可能無法再做記者。「我會很現實的想，為什麼人家台灣媒體不去聘請一個本地人，要請我呢？」

他需要其他收入，所以接案拍攝了兩個汽車廣告，也做其他與攝影完全無關的散工，「什麼都做。」就算要去做體力勞動，他也不介意，「我還是可以繼續拿相機，我的手可以拿相機，同時也可以去搬貨。」他覺得生活歸生活，自己必須去面對，「我可以拍廣告，甚至拍婚紗照，其他不是這行的我也不介意，生活到就可以了。」支持到生計後，他就可以繼續在工作之餘做新聞攝影。「為了可以繼續讓自己拍攝下去，我什麼都肯做。」

雖然想繼續報導，但新聞很依賴現場，離開香港的香港記者要繼續記錄香港，面臨諸多限制。

前《壹週刊》記者阿葉在2019年後來台，去年開始用自由接案形式幫港媒做編輯，一日坐在電腦前16到18個小時，跟記者討論、看稿、改稿。雖然已不在香港生活，但她每日看的仍是香港新聞，做的也是香港新聞。但她坦誠自己在台灣做香港新聞有距離，「要靠在香港的記者補位。」資訊發達的年代，她不會不知道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但不在香港生活，感受沒那麼深，有距離感」。

報導還是能寫出來。Kathy在來台隔離期間就寫了一篇數據報導，分析香港政府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她還有一個被捕者家屬的專題在做，臨離開香港前瘋狂做訪問，留到台灣再寫；來台之後，就只能透過電話訪問一些本來就不想見面做訪問的家屬和少年犯。她所在的網媒也涉足烏克蘭報導，她一樣用電話做訪問。

「可以電話訪問，寫一定寫到，但是文字是很誠實的，會流露你的角度，」她說，「雖然好像說不出具體有什麼分別，但本身是寫字、拍攝的人都知道，那是會有分別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場、在現場是那麼重要。而我就是不在現場。」

已轉型為YouTuber的《頭條新聞》前主持曾志豪在2021年被「香港電台」解僱後來台，他擅長諷刺時評，雖不像記者採訪一樣非常依賴現場，但也需要當地的新聞原材料。在重要媒體相繼關停後，他和許多香港市民一樣面臨「無新聞可看」的危機。過往做時評，他會根據官方的發言，「找那些無腦的東西去諷刺」；今年1月起，他開始追蹤《獨立媒體》，也發掘了一些新出現的小網媒，例如每天整理《大公報》、《文匯報》等親中媒體重點報導的《追蹤黨媒》。外媒、Facebook爆料群組和讀者的私訊爆料，也成為他的消息來源。但時事評論和新聞報導終究還是不一樣。

「當你找不到一個新聞事實，沒有就沒有了。我做評論，可以質疑，但記者真的需要找到答案和真相。」

曾志豪也猜想，香港新聞有朝一日要找在香港的線人報料給海外的記者，「寫的那個人就不是在香港的人」，但也許沒有那麼快到這一步。

這種「出口轉內銷」的「翻牆式採訪」，正是區翠恩過去在香港做中國新聞的方法。來台半年多的她，曾是「香港有線電視」王牌節目《有線中國組》記者。

2020年12月1日，《有線中國組》編採高層黃麗萍突然被無理由地裁員，區翠恩跟隨全組集體辭職。她是團隊裡最年輕的成員之一，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就在廣州和北京駐點，曾報導12名偷渡來台失敗的港人被關押在深圳鹽田的故事。後來團隊全員加入《眾新聞》，從零開始，連攝影棚的地毯、燈光都要從頭做起，仿佛創業團隊。她在去年9月來台就讀，帶了公司的相機和腳架，兼職為《眾》做台灣報導，到1月《眾》解散，她再度失業。

來自電視台和影像報導的新聞訓練更依賴新聞現場，但做中國組的經驗也讓她思考：或許未來的香港新聞，也有在海外報導的方式。

她回憶在《眾》時期無法再駐京，要在香港做中國新聞。所幸，團隊保留了許多中國專家學者、民運人士的聯絡方式，一些人仍可以繼續遠距受訪。2021年7月鄭州水災，她也曾在微博找線索，更有中國記者私底下幫忙聯絡遇難者家屬，「他們沒辦法報，就會給我們。」

除了採訪之外，查看官方數據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資料新聞，不一定要找到現場的受訪者。而官方記者會也是一個來源，她手機仍有「香港電台」和「香港Now TV」的 App，如今幾乎只有官方記者會的推播通知（push），「好像以前我們做中國新聞，裝十幾個App看push，看習近平有什麼重要講話。」雖是官方說辭，記者也可以從中分析，找出可切入的角度。

隨著本地新聞自由大幅限縮，更多香港記者到海外，「可能以後做香港新聞也愈來愈像這樣，」她說。

記者胡戩大學三年級創辦網媒《加山傳播》，拿過3次香港人權新聞獎，但在台灣媒體完全找不到工作。

他投過履歷給傳統媒體，不論藍綠，也找過新興的網路媒體，都沒有回音。「我在網上申請，問認識的朋友介紹，連臉書小編都申請過。」這麼急著找工作，是因為沒錢。來台灣頭兩個月，他一直借宿在港人朋友家，直到找到餐廳的工作，賺到第一份薪水，才有錢租房子搬出去。

去年10月海外港媒《同文 Commons》成立，他成為全職員工，才算有了比較穩定的收入。

Alex也試過找台灣媒體的工作，年過30的他在台灣以學生身分停留，想找兼職，但都沒有回音。「其實台灣自己也很多畢業生，台灣做傳媒也很慘的，我們憑什麼要人家的行業來遷就我們呢？」為了生計，他開始打零工，做些跟新聞工作完全沒關係的兼職，比如學校辦活動需要學生助理，他就去做。鄰居介紹他一起做新產品的品質檢驗，他也去做。

「如果肯做，不會餓死的，」Elly說，「打零工我們也OK的，我覺得要開放一點。除非叫我做廚師就沒辦法，我真的不會煮飯。」

阿葉有12年從業資歷，但一樣找不到台灣媒體的工作。她從去年11月開始全力找工作，有朋友介紹了一兩個媒體的高層，但對方開宗明義就說，「你是XX的朋友，所以可以見一下你，但我們不會聘請香港記者，還是會請本地人」。

她理解媒體需要報導本地議題，記者編輯要足夠熟悉台灣，就算是要做國際新聞，本地媒體也會聘請在外國讀過書的台灣人。記者工作也相當依賴人脈，不同機構的編輯記者常互相介紹。「但平常一個香港記者，來到台灣，就算你拿了就業金卡、得過什麼大獎，來到這裡，誰認識你呢？」

就業金卡（身分代碼HF198）是台灣延攬外國專業人才的一種簽證，較適合記者申請的就業金卡分類是「出版事業類」，要求申請人有國際重要媒體高階主管的任職經歷，並要入行10年以上，或擁有相關博士學位和教授職位，獲得出版相關領域最高獎項等要求，對大多數香港記者來說並不適用。而一般的工作簽證，則要求台灣媒體在聘用香港人時，公司營業額要達到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用人月薪必須達到47,971元，即基本工資兩倍，才能向勞動部申請聘用。「人家又不知道你是誰，還要幫你去勞動部搞一大輪，為什麼要幫你？聘一個本地記者方便很多，」阿葉說。

高仲明就是以就業金卡來台的香港攝影師，但即便如此，仍覺得自己找不到台灣媒體的工作。他有想拍攝的香港題材，但也知道這不是台灣記者工作的主軸。「都在台灣了，講真，有多少香港的新聞可以做？除非那是很值得報導的新聞。」

他覺得要在台灣繼續做記者，就要關注台灣本地議題，嘗試報導台灣。「你不可能大部分時間關注香港人在台灣的生活。這可能是其中一個關注點，但不可能是全部。台灣有這麼多事發生啊。」

他初來台灣時，以為自己會很快適應台灣的生活節奏，但沒想到來了一年多，要在台灣本地發掘攝影專題，仍然有很大障礙。

「台灣人講笑話的時候會講些什麼呢？」他很想知道。過往拍攝專題，他都從和受訪者聊天開始，但語言問題讓他陷入尷尬。台北龍山寺外的艋胛公園是街友聚集的地方，他拍攝香港街友議題多年，對怎麼和街友搭訕已經熟門熟路。「我在香港就常去深水埗通州街，坐在路邊開一罐啤酒，不停抽菸，就會有人過來問你要一口啤酒喝，或者要一支菸來抽，就可以閒聊了。」

他把同樣方法用在艋舺公園，確實也有街友走來跟他要一支菸，但對方講台語，發現他聽不懂，國語又講得不好，就轉身走了。

住在淡水，他每天拍攝淡水河的清晨和黃昏，逛淡水老街觀察，發現許多空置的房屋。「為什麼沒有人住呢？」他也很想知道。台灣攝影界前輩謝三泰曾帶他去拍土地公，也引起他對台灣拜拜文化的興趣。「好多很大的佛像，很多誇張的儀式，但我現在只是覺得有趣和好奇，如果要拍攝，就要去理解這件事，我想到那個階段，但還去不到。」

他舉例，「比如接下來有台北市長選舉，你怎麼會比台灣記者更熟？」

曾志豪的YouTube每星期更新3～4集，有自己的新聞評論直播，也有和老搭檔吳志森等人的連線互動，每集觀看人數常常在5萬以上。但他從系統後台看到，「來自台灣的觀眾是很少的。」他節目主要講廣東話，沒有字幕，基本上只有聽得懂廣東話的人會看。「這就很看香港觀眾主要分布在什麼地方，有近7成其實仍然是在香港，但有3成多已經在海外，英美澳加是最多。」

「我還是很關注香港，在心態上對香港的情緒還是很強，所以很想做香港的主題。」但曾志豪也渴望與台灣對話，最近成為了台灣媒體人范琪斐的YouTube節目固定嘉賓，還入股了媒體人張潔平在西門町的「飛地」書店，希望利用書店的文化空間，辦些台港交流的直播活動。至於年輕記者是否能報導台灣的議題，「我不悲觀。」

「如果他們想理解當地的政策，要跟當地的機構打交道，學習當地的語言，這些人比較高學歷和年輕，不是1980年代那種真的（到了國外）去唐人街洗碗的，他們是有學習能力的。」曾志豪認為一個記者的關注點可以不只是一個地方：「來這邊的香港記者關心香港新聞，不代表他會跟台灣當地脫節，也可以兩邊都留意。」

「反而你叫他連根拔起是很難的，你要他現在從零開始全心做台灣的新聞，可能挫折感更大，可能分分鐘想不到怎麼辦，就真的轉行了。」

24歲的Kathy就是這種年輕記者。剛來台灣的4、5個月，她人生地不熟，又急著要賺錢，就找了一份幼兒家教的零工，後來申請到獎學金和研究助理的兼職，就開始積極找台港兩邊的媒體合作撰稿。

香港的專題她沒有放下，而對台灣本地議題，她也開始有興趣。「我不想做記者永遠都社運、社運、社運，這個世界很大，時機令我還沒有接觸到很多。」她對台灣選舉新聞有興趣，「在自由世界看到民主選舉原來是這樣的，可以這樣做選舉報導」。逛全聯，她發現有的全聯只有樓梯，沒有斜坡，就想做無障礙城市的故事，「這裡的城市規畫對坐輪椅的人友善嗎？」還有台灣通緝犯的議題，長照議題，九合一選舉⋯⋯「這些全部都可以做，只是我要慢慢來，我還沒有很瞭解這個地方。」

「一個記者的天性就是這樣，見到議題就覺得可以做，可以research，可以去找case，在臉書收藏一個post，看有沒有機會做訪問，」Kathy說。

去年金馬影展期間，胡戩曾專訪香港電影《少年》導演任俠與兩名演員，引用「47人案」被告鄒家成在法院外說過的一句「壞時代是好作品的溫床」，寫出任俠對困境下香港電影的希望。

剛來台時，他仍在自己創辦的《加山》刊文，也做過台灣公投的報導。但去年11月，《加山》共同創辦人、「47人案」被告馮達浚申請保釋被拒，讓他決定要解散《加山》。今年4月6日，他正在波蘭採訪烏克蘭難民，卻接到香港傳來的消息，高等法院指《加山》是一個傳播煽動思想、呼籲制裁，並在國際間匯集支持的平台。他確信自己再不能回香港，出聲明澄清所有涉事報導都由他撰寫，與他人無關。

失去報導平台的是來到台灣的每一位香港記者。壞時代可以孕育好作品，但好作品也需要地方發表，記者需要謀生立足。在這樣的背景下，海外港媒《同文 Commons》在2021年10月誕生，辦公室位於台北市松山區，Facebook追蹤數剛剛超過3萬。總編阿木說，他們在英國和台灣各有一個全職員工，其餘8個人手，包括他在內，都是兼職或接案工作。

阿木說，《同文》在廣東話裡與「同盟」諧音，是一夥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也代表大家使用同一種文字。去年6月，他見到《蘋果》結束，覺得香港空間愈來愈小，也陸續聽到在台港人的故事，覺得值得書寫。隨著《立場》與《眾》的結束，「那兩天Facebook和IG的追蹤者立刻上升，」他意識到，「香港讀者每天對著的媒體突然就沒有了，就好像沒有了耳朵和眼睛一樣，突然間不知道香港自己發生什麼事，需要追蹤一些別的媒體。」自今年1月之後，《同文》的讀者三分之二IP都在香港。看到這個變化，他們決定多做一些香港本地的新聞。

他們目前每天有一人輪班，從各大國際通訊社發掘與香港有關的消息，整理即時新聞，每週有記者供稿人物專訪和短專題，在英國的主筆則撰寫評論。他不願透露《同文》的出資人，因對方想保持低調。他本人則畢業於香港大學新聞學研究所，沒有全職做過記者，本在香港從事創意產業，現在負責《同文》的統籌和內容把關。

而為《同文》撰稿的前香港記者們，主要來自香港《蘋果》、《壹週刊》、《AM730》等，雖然除了胡戩之外，全部用筆名，但記者都靠著個人過去的公信力獲得受訪者信任。海外記者用筆名的考量，阿木說，是「可能有些還想回香港。」出於安全考量，他們也沒有公開台北辦公室的具體地址。不過，作為海外港媒，有一個角色是「在海外要寫在香港不能寫的東西」，所以不會避開什麼紅線。

選擇台灣，除了因為與香港沒有時差之外，也因為台灣的新聞自由。阿木說：「台灣給香港人提供了自由的空間去做媒體，因為香港已經不自由，所以我們就要在一個自由的地方繼續報導。」

低調運作，記者全部使用筆名，在海外報導香港與海外港人故事的海外港媒，會為找不到去路的香港記者們，提供繼續報導的新平台嗎？對於Elly、Alex與胡戩來說，這似乎就是現階段的解答。但《同文》並沒有能力為香港記者解決台灣簽證和生計的問題，即使是全職的薪水，也要省一點才能支持在台灣的生活。

去路仍然不明，香港則已成為回不去的地方。這並不是因為每個人都危險，而是Elly覺得，這年代的香港記者，必須在回香港和做記者之間二選一。在如今的政治環境下，「我如果回香港，一定做不回記者。」一年之後，她也許就會碩士畢業，不知未來會如何。

2019年，他在運動現場報導，每天最在意是否拍到足夠的畫面，「好像過濾了我的情感。」直到他在台北看到《時代革命》，這種情感才突然爆發出來。「我拍過一張照片，一個人被警察制服壓在地上，然後防暴警繼續噴胡椒噴霧在那個人臉上。我看著自己拍的照片，感覺最多就是一句髒話，就完了。」但壓抑的情感直到來台之後才爆發，「我再看《理大圍城》，才慢慢重新吸收那件事，跳出一個『人』的情感和感覺。」

當然，「如果世界沒有那麼糟的話，我還是想回香港。就算回去做商業攝影，拍pizza、小動物、美女模特、婚紗，」Alex說。

Kathy也總是很想回香港，沒想過長留台灣。初來台時她既不適應台灣生活，又對香港心存愧疚。「既然如此，為什麼我還在這裡？為什麼我不回去？」後來她想明白自己要什麼，提醒自己來台灣是為了看到社運報導之外的世界。但她不再想著改變世界了。「進大學的時候是2014年，很多人覺得可以改變世界。」但她現在不想了。

她轉而去想：「我要準備好自己，等待時機。」

入行3年就2度失業的區翠恩，則覺得自己不一定要繼續做記者，重要是「對世界有output，為香港做點事」。她覺得自己在記者經歷中學到的採訪技巧和思維模式，就算做學術或轉行也用得到。「我不一定要寫報導，而是可以讀書，認識多一點台灣朋友，跟他們講香港的事，做跟香港有關的學術研究，或是做一些關於在台港人的口述歷史，都是我自己的探索。」

「生活不限於記者。記者的經歷令我接觸了很多事，但這些事帶給我的東西，多過記者這個身分，」區翠恩說。

阿葉也同意這樣的看法。她在剛來台灣時受反送中影響，情緒太差，曾經休息半年以上，才慢慢回到媒體業做接案工作。「有一段時間我還沒有很找到自己，但我不覺得那是浪費。會不會在離開這一行的時間裡，我們可以令自己變成更立體、更豐富的人呢？如果你出去，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無論何時，你想回來，你就會成為一個更好的記者。」

生計問題還是要解決。「如果你搞得定生活的部分，還覺得自己很想寫字、攝影，那就到時候再用自己時間去做，」阿葉說。

高仲明仍在繼續拍攝「後時代革命」系列照片，還想去其他國家拍攝當地的港人，有機會再和攝影展的照片一起集結出書，而上一本書《港傷》的照片則會在下半年於台中展出。胡戩則剛剛把《加山》的17篇專訪集結出版，接下來要繼續書寫從波蘭帶回來的30個烏克蘭難民訪問。

《報導者》為區翠恩拍攝照片的時候，她在草坪上走過，告訴我們，她在台灣領養了一隻小狗。很多人問她，這樣以後是不是要留在台灣了？「我說不是呀，如果我去英國，就帶狗狗去。」她把台灣的經歷看作一段探險，「我不一定永遠在台灣的，以後可能去其他地方或是回香港，不會限制自己。」

對年輕記者來說，這條路雖然曲折，但畢竟剛剛啟程。「都不可以這麼灰心的。好好生活。」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阿葉、阿木、Kathy、Elly、Alex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