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9年的前香港《蘋果日報》突發組記者Elly，在2021年9月登上了香港飛往台灣的航班。和過往的旅行不同，這一次是單程機票。飛機離開地面，她聽到後面座位的香港人在聊天：「不知道回不回得來呢？不知道回來會是什麼情況呢？」

眼淚瞬間湧出。此時，距離《蘋果》高層被捕、被迫停運，僅僅過了3個月。

2021年6月，《蘋果》所在的壹傳媒大樓被香港警方搜查，6名高層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發布煽動刊物罪。屹立香港新聞界26年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被迫關閉，在香港新聞自由史上成為一個名詞：「蘋果之死」。

半年後，12月29日，香港《立場新聞》成為下一間被清算的媒體，7名高層被警方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拘捕，當日即宣布停運，員工全部遣散，網站與社交媒體內容一夜消失。風聲鶴唳之下，香港《眾新聞》盛傳將成為下一間被清算的媒體，為確保員工安全，1月4日起也停止營運。

橫跨半年的兩場媒體風暴，讓眾多像Elly一樣以記者為終身職業的香港人，頓失方向，其中一些選擇離開香港，來到台灣。

而24歲的記者胡戩記得，自己在機場的最後一通電話是打給一個被起訴的受訪者。「他的案子沒審完是我唯一不能離開的理由」。

對方接起電話。

「我走了。」胡戩說。

「保重。」對方說。他在開審前的唯一專訪只給了胡戩，如今他已身在獄中。

《報導者》採訪到10位離港來台的香港記者。有人曾在媒體的黃金年代嘗過《蘋果》最好的滋味，包括攝影師高仲明、記者阿葉、伍淑嫻、Elly與Alex。有人曾撐起香港的王牌電視新聞節目《頭條新聞》與《有線中國組》，包括主播曾志豪、記者區翠恩。亦有初出道就碰上反送中，在時代最激烈浪潮中掙扎成長的年輕網路記者胡戩、Kathy。也有人來台後成立台灣第一個海外港媒《同文Commons》，為一批海外記者提供撰稿機會。

他們的職業和這座城市之間有著怎麼樣痛苦與羈絆？又會讓他們怎樣選擇未來的路？

阿葉入行12年，曾任《壹週刊》與《蘋果》記者，2019年後來到台灣。得知《蘋果》總編羅偉光被捕的消息時，她正在台灣的河邊跑步。平靜的日常風景下，她的舉動顯得突兀：「我忍不住就在河邊，單車徑那裡，蹲在地上爆哭。」

她不想回憶當時的情緒，只記得自己完全沒了做任何事的動力。「你做了十幾年記者，有一日，它突然把你生命中很重要的東西拆了。」她不能接受記者每天的文字工作突然被連結到「外國勢力」。

「它就是在告訴你人生過去十幾年做的事，是沒用的。」

她不喜歡把「我是傳媒人」掛在嘴邊，覺得肉麻，但心裡卻知道，自己的價值觀，對世界和人的看法，未來的路向，都受到記者經歷的影響。

這種新聞訓練不只體現在港聞組的訓練，即使是做生活文化議題的副刊記者伍淑嫻也感受頗深。她2001年起在壹傳媒工作10年，做到資深編輯。「我曾經有朋友講過，一旦入過壹傳媒，就好像有一個終身會籍，任何時候你再回去，都能重新銜接它的做事方式。而那種DNA是入了你的骨頭。」

攝影師高仲明入行22年，曾兩入《壹週刊》，做過專題組和人物組攝影記者，2021年5月12日來台。2010年重返《壹週刊》時，他記得專題記者的發揮空間極大。他可以飛去北京一個月，只為做一個6到8個版的專題，拍攝內蒙古荒漠化；或是去日本一個月拍攝當地的街友公園，只為一個4個版的圖片故事。「那時正是《壹週刊》最好的時候，為什麼肯給記者資源，是因為有錢。我正好身處那裡，公司又給我自由度，我很好運。」

後來他更向副總編提議要開一個圖片故事專欄，從此獲得機會獨立構思攝影專題。其中一個拍攝六四事件遺孤的專題，被攝者包括被中共通緝的天文物理學家方勵之的遺孀李淑嫻。他和文字記者飛去美國，請死難者家屬選一件重要的遺物擺在胸前，用特寫鏡頭拍人物肖像做系列主圖，是香港本地媒體前所未有的做法。

然而這種自由，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就走向沒落，最直接的原因是壹傳媒因支持傘運而受政治打壓，廣告商受壓，導致傳媒收入銳減。高仲明說，從此，香港的新聞攝影進入資源與創作空間上的斷層。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鼓舞，原來我做記者，是有人會看到，會感動到人，幫到人，這令我可以堅持這份工作。」

街友是貧窮議題的另一面向。他長時間跟拍街友，希望告訴讀者不是每個街友都汙糟邋遢，吸毒酗酒，大眾可以透過照片看到街友也是正常的「人」。他曾拍攝一位街友「雄叔」，發現雄叔很愛乾淨，每天掃地和洗澡，床邊的東西很整齊。後來雄叔患癌臥床，那條巷子就常常淹水，他才發現，原來平常都是雄叔在清理下水口。這些細節都成為他拍攝的主題，「和一般人對露宿者（街友）的印象很不同。」

這種做記者的意義感和阿葉十分類似。「回到我為何要做記者，是因為覺得可以令基層的生活得到改善，令一些被隱匿的聲音可以被聽見。」

「但它把《蘋果》拆了就是告訴你，你做這些是沒用的，」阿葉說，「我人生裡本來有媒體，有公民社會，現在都被掏空了。」

而這一切拆除與掏空的前奏，就是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令整個香港媒體界始料未及的是，這場運動似乎成為了香港記者最後也最好的戰場。

2019年的香港是千變萬化的社運年代，千變萬化的不僅是示威者的行動策略、口號，衝突的頻率和地點，還有警察武器的不斷更新、升級。記者要適應這種變化，必須快速成長。

「大部分香港記者都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場面，」Alex說，這一年的成長是入行以來最大。

6月開始，運動每逢週末迎來衝突，後來愈趨激烈，「不只是禮拜六日有事，是隨時街頭都有事。」他的工作時間不斷延長，從下午1點到凌晨3、4點，第二天中午12點再去現場到凌晨5點，通宵工作成為日常。

Alex開始覺得體力不支：「長期跑，腳好痛，休假就只能癱在家休息。但慢慢體能就上升。」那一年不少記者都意識到體力快速消耗，Elly還特地去健身，並且戒菸：「已經吸很多催淚彈，再抽菸真的呼吸不到。」

催淚彈、胡椒噴霧、水炮車、橡膠子彈、實彈以及示威現場的汽油彈、腐蝕液體，對記者的身體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Alex在6月12日吃到2019年第一顆催淚彈，「呼吸不到，好熱，窒息，咳，看不到，拼命張開眼一直退後。」最後，終於在物資站摸到一個N95口罩戴上。11月香港理工大學圍困事件中，他也一度被不明的「彈」打中，「水炮車，各種彈飛來飛去，突然感覺有東西打到我腿上，很痛，淤青，但還好沒有傷口。」也有同事在催淚煙中無法呼吸而暈倒，更有人被腐蝕液體灼傷手掌。

高仲明也曾因催淚彈而嚴重過敏，大小便變成橙色，雙手紅腫長水泡，更發生過呼吸困難，脖子出現許多腫塊，雙眼腫得像雞蛋。公司後來不再讓他去現場拍攝，他就用自己擅長的專題攝影來記錄運動，於是才有獲獎攝影作品《港傷》的誕生。

《港傷》記錄示威者的傷口，用聚光燈（spotlight）打在大型的傷口上，而畫面其他元素都近乎全黑。「一個這麼大型的傷口，整個背爛了，沒了一隻眼睛，是很震撼的事。」雖然攝影師在運動中很難拍攝人臉，「但傷口可能比臉更直接。傷口也有自己的臉。」

在運動中，記者與受訪者共享受傷的經驗，也承受「心的傷口」。反送中爆發時剛剛畢業的記者Kathy就曾因催淚煙而暈倒，從此患上恐慌發作（panic attack）。她幾乎是一入行就迎來社運年代，全力報導反送中。那年11月12日，警方在香港中文大學發射超過千枚催淚彈，她本躲在一輛車後拍攝，卻突然被前後兩顆催淚彈夾擊，煙霧直衝鼻腔和雙眼。在暈倒前的瞬間，她抓住旁邊一個黑色的人影，急救人員把她抬走。醒來後，她恐慌發作，持續呼吸困難。從此她再也不能去中大，連續半年做噩夢，情緒一激動就很容易恐慌發作、全身顫抖。

她為一間網路媒體工作，人手不足，收入也要靠眾籌（群眾募資）。每次街頭有衝突她都要去，拍攝、採訪、寫稿，出Facebook貼文，全部都要做。「街頭總是打到深夜，要在現場拍攝和採訪，回到家寫完已經凌晨，第二天早上，又開打，就又出去。」

這也讓Kathy在運動現場快速學習了多種做新聞的方式。「我可以做連儂牆的觀察，做專訪，又可以去拍照，拍片，一般媒體不會給記者做這麼多事。」她逐漸不滿足於只做簡單的紀錄，也想做分析，就寫了一系列警察防線推進策略與示威者應對策略的觀察文章。到2020年初運動進入尾聲，她又整理全年時間軸，做大量的示威者專訪，部分內容收錄進一本獨立出版的書籍。而她在現場拍攝的大量影片，也剪輯成一部3小時的紀錄片，曾做小規模放映。

「筋疲力盡，真的超級累，」Kathy說，但她不後悔。2012年，她中學三年級，黃之鋒等學生發起的反國教運動爆發，是她想讀新聞系的起點，她想關心和記錄這個世界，但又不是站上台搞社運的人。入行以來幾乎所有報導都在寫反送中，她在社運年代成長，塑造出的是和前輩記者截然不同的人生。

「因為這兩年的經歷，我人生的厚度增加了，知道怎麼寫每一篇報導和每一個受訪者，怎麼看待和2019年有關的每一個人。在價值觀上，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比她更年輕的還有24歲的胡戩。胡戩在台灣出生，很小就被父母帶回香港生活，2019年他大學三年級，原本對人生沒有方向，直到反送中爆發，他與中學師兄馮達浚一同成立了網路媒體《加山傳播》，從此投入現場報導。

反送中期間，因為現場報導需求的增加，香港有大量網媒和學生媒體嶄露頭角，《加山》就是其中一個。這些網媒以即時新聞短打和現場照片、影片在Facebook迅速獲得關注，補足了主流媒體無法全面顧及的一些運動視角，但也因立場鮮明而捲入新聞倫理的爭議。

24歲的他已是團隊中年紀最大的一個，人手長期不足，最高峰期也不超過5個。採訪、寫稿、編輯、製圖、美術、社群小編，幾乎都是他；拍攝則有另一人幫忙，總共兩人。沒有薪水，他和一位中學學弟去幫人補習、打零工來繳辦公室的房租和網路費，銀行餘額長期是個位數，自己常買路邊攤便宜燒賣當一餐。補習賺來的幾百元，就拿來搭車去高等法院採訪，也試過半夜採訪完，沒有錢搭計程車回家。

在這樣的環境下做新聞，換來的是24歲已有3個香港人權新聞獎。而他自己卻因被警察跟蹤、​​馮達浚被捕，而選擇離港。

時間踏入2020年，戰場轉往監獄與法庭。Kathy是最早由街頭轉入法庭的記者之一。

2020年5月15日，反送中運動首宗暴動案判刑，當時22歲的被告冼嘉豪被判罪成，刑期4年。香港法庭報導不能拍照錄音，也不可能對法官、律師、被告和證人發問，Kathy直指：「所有你可以在外面自由採訪做的事都做不到⋯⋯偏偏最重要的事都在法庭裡面。」

她並不認識這位冼嘉豪，卻親切地稱他為「阿冼」。她在記者席拼命打筆記，觀察家屬和旁聽人士的反應，回家寫下幾千字的側寫。文中詳細記錄被告和家屬的衣著、表情，被告母親在囚車前的眼淚，追囚車為被告加油打氣的眾人。她也寫下，判刑後離開法庭的電梯中擠滿了哭聲，「原來其中一把聲音屬於我自己」。

那一刻開始，她覺得真正的戰場不在街頭，而是在法庭。但她入行兩年幾乎全部在街頭跑社運報導，沒有人教她寫法庭。她只能跟同業學習，怎麼跟法庭拿charge sheet（起訴書），要去幾號庭，大家互相對一下重要的事實。「每天回去看別人怎麼寫，跟自己寫的有什麼不同，去學習。」

她臉皮薄，覺得抓住被告親友問感受「太難堪」，就努力觀察，寫下許多側寫，想在冰冷的法庭上重新把「人」寫出來。她也會自己跟自己打架，「有時真的會想，他低頭是不是真的在哭？如果旁邊的人覺得他不是在哭，那我就不會寫。」寫法庭側寫最出名的是資深記者譚蕙芸，許多人爭議她連律師今天背什麼顏色的背包都要寫，好像沒必要；但Kathy覺得，「我無法回答是不是該寫，因為我不知道許多年後回看會怎麼樣。幾十年後，也許回看二二八事件的一個背包，可能都覺得很重要。」

「好多不可思議的事在法庭發生，比如要播十幾次你被警察打的影片。」她覺得法庭的暴力是街頭的千萬倍。更暴力的在於，「你要很嚴肅和很理性地去處理一件不理性的事。一個人可以說，我是為了公義而走上街頭，但在法官的眼中，他就是一個暴動罪。他問你有什麼意圖，但意圖是可以這麼清晰解釋到的嗎？」Kathy眼中的法庭充滿生離死別，卻很壓抑：「人性最黑暗、最光輝的一面都在法庭。」

「2019年這麼風風火火全球都關注的事情，它的ending就這樣被壓縮在一個法庭裡，而這件事是負責去定義歷史。」

這些法庭報導，她愈做愈生氣，好多情緒跑出來。「我對著法官也不可以問（法官），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明知他是假的，你也不可以質疑，不可以問，他講什麼你就只能寫，這就是法庭報導。」

3月4日晚上她刊出案件的法庭側寫，內容包括何桂藍的飛吻，朱凱廸輕輕擁抱岑敖暉，伍健偉向家屬席的方向合十鞠躬。「這篇文，我是在庭審結束後坐在延伸法庭（extended court）立刻寫，把所有覺得重要的細節都寫下來，但我其實不知道可以刊出什麼，法庭沒有撤下9P，我們是小媒體，沒有錢被人告。」所謂9P，是因香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限制，任何人只能報導當事人的名字、被控罪名、保釋結果等基本訊息。最終，Kathy筆記中許多重要的細節都因9P限制而無法刊出。

法庭也是整理事件真相的地方，最震撼的是死因庭，Kathy和胡戩都全程報導了周梓樂的死因法庭。周梓樂是一位2019年11月墜樓身亡的22歲大學生，他去世之後，反送中運動隨即迎來最激烈的中大與理大事件。一年後，死因庭連續27天開庭研訊，最終裁定他死因存疑。

胡戩與《加山》的「周梓樂死因庭系列報導」，原本獲得了今年（2022）香港人權新聞獎的中文突發新聞優異獎；但4月25日，人權新聞獎宣布停辦，獎項也無法到他手上。他為這報導傾盡全力，「我們人手不足，如果去了，那段時間就不用做其他事了。」但看著辦公室白板上密密麻麻寫著的開審日期，他還是決定去。

他記得那是讀者最多的時候，5個完全沒有收入的人輪流去聽審、寫報導，總共刊出38篇，其中一篇整理兩週內所有人的供詞；他們也去墜樓現場實地考察，翻看閉路電視，整理出周梓樂墜樓的時間線。

這些法庭報導，是年輕記者在2019年後被逼成長的另一階段。但與此同時，記者的身影也逐漸從法庭的記者席、旁聽席，來到被告席上，這也成為記者離港潮的開始。

2020年6月19日，香港唯一公營電視台「香港電台」的王牌時事評論節目《頭條新聞》因為被警方投訴「抹黑警隊」而被迫停播。這一年間，包括《頭條新聞》在內，香港電台有5個中英文節目被停播。專題類王牌節目《鏗鏘集》記者蔡玉玲更因查車牌調查721事件被政府控告，成為第一個因查冊做調查報導而罪名成立的香港記者。示威者的暴動案與記者被控告的案件同時在法庭上演。

胡戩面臨的風險與2021年47人案直接相關，因為其中一名被告、26歲的馮達浚正是《加山》共同創辦人之一。3月的案件審完不久，他早上被朋友的電話吵醒，提醒他風險臨近，真的要離港。

他最終拖到3月底才離開，原因是一位受訪者的案件未審完。2019年10月1日，香港荃灣一位示威者「健仔」被警察以實彈射中，子彈距離心臟只有3公分。在一旁的理工大學博士邱宏達立刻上前查看傷勢，想救人，卻被警方拘捕，控以暴動罪名，後改為非法集結。邱宏達在案件未開審時，一直拒絕其他媒體的訪問，卻與胡戩成為朋友，做了4個小時的專訪。「他信我，不時都會聯絡，我覺得自己不能就這樣走掉，」胡戩說，「放下記者的情感，他那天救人的行為，是聖人來的。」

胡戩來台7個月後，邱宏達被判非法集結罪成，入獄一年。當晚，胡戩在台灣看到消息，在《加山》首次刊出專訪。

法庭成為記者們心中的羈絆，是離港最難割捨的部分。2021年10月，Kathy來台就讀，但很想畢業後去找回在法庭見過的案件被告，那些後來入獄的人。「我去過法庭，知道很多人還在坐牢。我來讀書幾年，回去了也許他們已經出獄，那他們之後怎麼樣呢？」她覺得也許3、4年就可以等到一些人出獄。「我離開是因為我有自己想做的事，但不代表我就忘記他們。」

「因為你會記得你在法庭裡聽過的話，會記得那些判刑。如果你拍攝他們被捕的時候，那個命運共同體是存在的，那去到法庭，就是更長遠的情意結。」

2021年7月，被香港電台解僱的《頭條新聞》主持曾志豪在Facebook發出一張台北中山區的照片，宣布離港來台。

「各位，我來了台灣。很抱歉，也是沒能好好和各位說一聲道別。甚至是，睜開眼才醒覺，原來這已不是香港。」

同年3月，胡戩來台；5月，高仲明來台。6月《蘋果》出事，Alex、Elly與Kathy還在現場報導。到去年底、今年初《立場》與《眾新聞》相繼關停時，文中所有受訪記者都已身處台灣。

早在2018年就離開香港的伍淑嫻曾在明報集團旗下的副刊雜誌做到執行總編，認識不少媒體中高層。她形容3家港媒出事後，新聞業的離港大潮猶如「鳥獸散」，「我相熟的幾乎都走了，當一個地方、一個行業，這樣走法，你說恐怖不恐怖？」

她當年離開香港時，因網路新聞崛起，紙本媒體有走向夕陽之勢，她一輩子是做雜誌的人，自認步入夕陽。「但現在是末日。夕陽和末日是不同的。」

但如今在這裡的每一位，都想在台灣繼續報導。頹了一個月後，Alex開始做廣東歌在台灣流行的故事。「我還是想做記者，所以才來台灣，」他英文不好，「如果我去英國一定做不到記者，起碼在台灣，問幾句我還問得到，聽得懂。」

Elly在台灣讀國際關係，覺得台灣還有自由，又忍不住走上街頭，拿著手機拍攝和採訪，報導台灣撐烏克蘭的遊行。「有口氣嚥不下去，都不是很老，沒到40歲，為什麼不能繼續做？」

時代變了，香港記者來到台灣，是否能順利開展下半場，延續香港的新聞生命？來到台灣的香港記者如何化解「香港不在場」、「台灣不在地」的尷尬？「在台篇」將講述他們來台後的故事。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阿葉、阿木、Kathy、Elly、Alex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