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拐一拐地走進約定地點時，我才強烈意識到他是個受過重傷的人。

劉進圖的個頭比想像得小，戴著一副金色的金屬框眼鏡、皮膚略顯蒼白，他的手指纖細、個性溫和。原來，那個為新聞自由挨刀幾乎要喪命的事，是落在一介書生身上。

2014年2月26日，當時擔任《明報》總編輯的劉進圖，在港島西灣河鯉景灣遭2名歹徒朝他的背和雙腿重砍6刀；隔天，《明報》頭版的報頭和標題套黑，說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

「新聞自由」4字對一般人太抽象遙遠。劉進圖的同事和學生們在銅鑼灣站街蒐集簽名，為了祝福，也為了給港府辦案施壓，當他們喊著新聞自由時，沒什麼人潮停下來，但當他們說出「我們都是劉進圖」時，「劉進圖」3字，卻讓過路行人回頭佇足，臉部的線條柔和起來。

停下來的人明白，那是為香港挨的刀。

1989年六四那年，劉進圖投入新聞工作，28年過去了，他從香港新聞業覺醒自主年代，經歷到現階段媒體自我審查的年代，政治力與商業力的挾殺，讓媒體幾乎斷了氣，不斷掙扎。

就像劉進圖身上的傷，兩腿坐骨神經線斷裂，神經得慢慢回長，他要等著腳趾頭恢復知覺和抓地力，才能重新再跑再跳。香港新聞業也等著恢復生氣。

28年前沒想過當記者如此冒險，如今目睹新聞環境的質變，他仍柔情似水說，「這條路選擇的人少，物質回報也不高，但這條路，風景很好」。

以下為劉進圖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1987年港大畢業，當時是李柱銘議員的助理，參與香港《基本法》起草，當時我看得出來，中國政府很希望通過香港的媒體，對香港老百姓發聲，英國政府也希望透過港媒發聲。兩國政府都在爭取香港民意的支持。

媒體這時就重要了，北京或倫敦的官員開始對記者、編輯、管理者遊說、解釋、放消息。那13年（1984-1997，1984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是一段獨特的時期，港媒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媒體的自覺也在此時開始。

我是1989年加入新聞業的，當時香港新聞行業被詬病工作時間長、工作難度大、薪資非常低。當時一個大學生畢業，去政府或商界工作，可以拿到8、9千港幣，但香港新聞界一般只給你5千到6千港幣，相差三分之一，往後加薪幅度也不高，薪水不如公務員、教師、社工。

當時並沒想到終生做這份工作，當時的我沒有這份確信。我希望給自己2年的時間，通過做新聞工作，理解社會的各種現象。我第一份工作在《信報》，加入不到3個月，主管就信任我讓我寫專欄，我用法律的知識來分析和評論社會，工作上有很多自由的空間。

那時距離97回歸只有8年的時間，剛發生六四不久，港英政府為了要穩定香港的人心，推出很多重要的計劃，包括新機場、人權法案、英國居留權的計劃，希望能讓香港人有信心。但北京對這些事很擔心，擔憂回收香港產生阻力，中英兩國間有很多衝突，所以那時有很多的新聞。

大概做了兩、三年吧，我覺得很喜歡這行業，很喜歡新聞寫作，喜歡文字工作的人，在工作中找到很大的滿足感，時代的挑戰很大，當記者可以起一定的貢獻，慢慢地，就打消了回去當律師的念頭。

2003年後，港媒受到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為什麼呢？因為回歸之前有兩個政權，互相平衡，給媒體的壓力有限度，1997到2003年間，北京是非常地自我克制。2003年以後，出現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SARS、基本法23條立法的爭議出現，北京感到香港有點失控，就覺得要加強對香港的政治維穩。

2003到2013這10年間，媒體首當其衝，受到比較大的壓力。

我當時是《明報》社評的主筆，負責所有評論。即使在比較獨立的《明報》都感覺壓力。開始有媒體發現，站到權力的那一方有很多政治上和商業上的好處。堅持獨立思考、敢於評批的媒體，壓力則愈來愈大，身邊的同道中人愈來愈少。

一旦你批評北京，批評特區政府，中資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就不在你的媒體投放廣告，從客觀效果上這是很清楚的，中資機構絕對不會投放廣告在他們認為是批判大陸的媒體上。如果要做一個獨立敢於批判的媒體，你就不拿中國銀行的廣告，你還有其他銀行；不拿銀行廣告，還有其他商業機構的廣告。

但10年過去，不光是中資機構，包括華資的機構、國際的機構，如果它是重視大陸市場的，它也會迴避在北京批評的媒體投放廣告。

你說這是真的受壓力，還是自我閹割？我想兩種都有的。對這些企業來講是完全符合理性的。如果投廣告在《蘋果》，別人找麻煩，就會影響企業在大陸市場的發展，所以為什麼要冒險？到後來呢，即便別人不找麻煩，它也主動不放廣告了，對它來講，大陸賺錢比香港更多。所以，安全第一，而媒體的自我審查也就內化（internalized）了。

不光媒體，2014年表態支持佔領運動的歌星、演員、藝術家，他們的大陸市場也結束了，大陸沒人找他們表演，包括國際品牌的廣告也不找他們了。

政治力量在過去10年比之前大了很多，主要是中國大陸的市場大了很多。所以，過去走獨立媒體的路，只是失去中資的廣告，但現在走獨立媒體的路，可能失去很多中資以外的廣告。完全不考慮大陸市場的商業機構非常少。

港媒當然也遭遇全球媒體都有的科技挑戰、經濟模式的挑戰，是漏了水的屋子，但對香港來說，政治壓力是持續加壓的，我們過去10年就一直處在「屋漏偏逢連夜雨」的狀態。

另一個對媒體來說巨大的衝擊，是社會的兩極化（polarization）。2014年佔領運動後，社會對於同情雨傘運動或反對雨傘運動成了兩個極化。在台灣是藍跟綠，香港是黃跟藍（編按：黃指雨傘革命時參與者繫帶的黃絲帶，藍指香港警察制服的顏色）。

舉一個例子，無線電視台的攝影師，當時拍了7位警察打了1位示威者，這個影帶在黃絲帶圈子，年輕示威者的社群裡分享，標題是「魔警」，把7位警察定位成魔鬼，沒有人性。但在藍絲帶圈子，保守強調法治、反對群眾運動的圈子裡，同一條影像，但標題是「七俠」。

你想，我們是老派的新聞人（Old School Journalists），這兩個標題對我們都是不能接受的！7個警察打一個沒有反抗能力的，怎麼叫做俠？但現場情緒的失控，只能說是失控的正常人，怎麼叫魔鬼？在兩極化的社會上，媒體也跟著極化了，好像不極化，就兩邊不討好，我們廣東話叫做「兩頭唔到岸」，一艘船兩頭都靠不了岸。

2014年2月我遇擊，我一直在想究竟得罪了誰，而且不光我自己想，我報社同事也很積極地一起想。

當時我們做了一個功課，因為我是2012年的1月當《明報》總編，一直到2014年2月我出事，這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因為我們做了比較多的偵查報導，同事把所有可能會冒犯他人的報導，蒐集起來。有多少呢？有100宗多一點，之後再做篩選。

因為報導一件事，得罪一個人，不表示那個人就買兇傷我，可能有其他因素，比方說，得罪他，不只是讓他生氣，而是讓他有金錢的損失，例如非法交易，原來要賺的錢沒了，對方復仇的機會大些。我們把背景複雜的、跟黑社會有關聯等因素加進去，後來發覺一百多裡頭，可能性剩不到十個。這些資料和來龍去脈全部都交給警方。而我遇襲是否與中國因素有關？我不能排除，但也看不到特別的徵兆。

《明報》的偵查報導組是在2011年成立，這小組有4到5個人，平時不負責日常新聞，每星期生產一則調查報導。我那時是副執行總編。2011年的時候我們做了不少的偵查報導，這個偵查報導組最出名的工作是2012年2月，做了當時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的大宅有僭建（違建），他4天後才出來道歉，這件事讓他聲望受影響，後來輸掉行政長官的選舉。然後在2012年6月，當年梁振英贏了選舉，還沒上任，我們接到消息，他山頂的大宅也有僭建。這兩宗調查報導當年是比較轟動。

但回頭看過去30年，我不是唯一一個在香港被攻襲的媒體人。有3位資深媒體人受到暴力的攻擊，一個叫梁天偉、鄭經翰，第3個是我。梁當時是一個雜誌公司的主管，手被砍斷再接回去，現在是樹仁大學新聞系的主管；鄭經翰是第2個，是商業電台很有名的主持，是去上班時在外面停車場被斬手斬腳，也是傷得很厲害，後來送醫接回手腳，現在走路還是有一點的影響。

30年就發生3宗，你說少嗎？1宗也是多。你說多嗎？算概率也不高。但我知道，只要不當總編，風險是比較有限的（笑）。但我並沒有後悔當記者。

從廣義上來講，我的傷是為新聞工作承受的。因為我對調查警員和公眾說過，我私人生活是不會引起人家這樣的報復和對待的，我沒有金錢糾紛和別的糾紛。所以我相信是跟我的工作有關，從這個角度來講，我的傷是為了新聞工作承受的，可以這麼說。

但由於不知道具體的原因，我們應該這樣看，哪怕調查後，找不到主謀，哪怕是這樣，一個無辜的新聞工作者遇到嚴重的、暴力的攻擊和傷害，客觀來講，對新聞行業會產生很大的負面的影響。

為什麼呢？我說一個真實的故事。2015年7月，當時一年一度的書展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我剛發表《迎鋒而立》這本書，我在書展的攤位簽書，那天剛好是中學成績放榜。有一個女學生，到攤位來買了一本我的書請我簽名，她說從小就希望當記者，希望去大學唸新聞系，畢業後想當記者，但她說，她為了這個事情掙扎了超過1年。我問她為什麼呢？她說，因為我受傷後，她爸媽擔心自己的女兒當記者，將來不安全。她理想是當記者，但不想爸媽擔憂，內心很掙扎，掙扎了1年的時間。

然後我問她決定怎麼辦，她說她想通了，還是要報新聞系。當時，我非常感恩和高興，但我知道，當有一個同學掙扎了1年的時間，最後決定堅持理想，但同一時間可能有好幾個，更多人放棄了。

新聞工作者受傷受攻擊，客觀上會讓很多想加入這行的人擔憂，讓已經在這行業的人感到壓力。這都真實存在的，不管背後主謀是誰，影響抹不掉。

從80年代唸大學到現在，我觀察到，差不多每個10年，都有些劃時代的大事情發生，那影響整整一代的年輕人，讓年輕人覺醒，對社會產生理想，然後帶來很多推動和改革的動力。

1989的天安門運動，影響香港一整代的年輕人，包括我；接著，1997年前後香港的回歸，強烈的風雨、掙扎、擔憂，回歸是全世界的焦點，對那一代的年輕人也起了很大的衝擊；2003年SARS與50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接著是2014年佔領運動。

每一個10年，香港都有一個大事情，影響幾十萬人，一整代的年輕人。因為那件大事，本來不關心社會的，關心了社會，本來政治跟自己無關的，開始問自己很多的問題，重新確定一些重要價值，如自由與法治，他們開始為自己找各種的答案。每個人採取的方案可能不一樣，但他們的人生改變了。

佔領運動是很大型的社會運動，有幾十萬人參與，歷時79天，那對年輕人的心理衝擊影響很大很深。而我受的傷只是讓這一代年輕人看到，仍有人在新聞自由上堅持，這可能對某些人產生一定的鼓勵作用。但這個影響跟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是不能相提並論。

你看，這麼多年輕人，他們政治覺醒後對社會是比較關心，他們需要可靠的新聞，比方說，你關心社會，你就會對新聞有需求，只是說，誰會成為他們新聞的主要供應者？新媒體當中誰能讓年輕讀者支持的，就是能夠辦下去的。

這些能夠辦下去的，不管是成功轉型的主流媒體，或得到年輕人支持的新媒體，當中我相信有部份是老派新聞（Old School），有很多新派別（New School）。Old School的報導跟評論很清楚的區分，New School不太強調報導是否分開，也不那麼嚴格區分報導與評論，可能帶有一些倡議式的。我個人來講，因為個人成長背景有關，我不是在這種環境底下長大的，I am not that type（我不是那一款）。

我們為什麼還有信心辦《眾新聞》呢？因為香港有700萬人，我們並不是要成為很大讀者群的媒體，比方說我要拿40萬的讀者比較困難，拿7萬個讀者可能也不容易。我們算過，如果只是要找到4,000個忠實的支持者，很認同我們這麼做的，每個月給100元港幣，4,000位讀者，每年就有500萬的收入。

《眾新聞》這個寫字樓（辦公室）租金1萬多港幣，不是很貴。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要先站穩、生存，讓人家看到，走得是傳統新聞學的路線，從標題開始就不煽情，我們要證明它也能生存。

我們辦《眾新聞》，訊息很簡單，妳想想，就這麼10個人，每天生產的條數與文章就十來篇，能有多大的影響？不會很大。但現在主流媒體承受很多困難，當中不少人基於理想信念，堅持價值，他們在自己控制的範圍內，儘可能做到專業的堅持與表現。

對於那些還在守著自己崗位的新聞朋友，我們能夠說什麼呢？我、姜國元、李月華、楊健興⋯⋯我們基本上都可以退休的，也沒有很大的經濟包袱，我們其實可以選擇過一些安樂的日子，退休啊，去大學教書啊，給年輕人精神的鼓勵，對他們說：守著你的崗位，我們精神上支持你。

但我們也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跟他們說：朋友們，我知道這環境很困難，我知道現在香港堅持新聞理念不容易，尤其你是老派新聞理念更不容易。我們選擇支持你的方式，不是站在岸上看你游泳，我們也下來，也一起游。如果你相信這個，就在自己的崗位上守下去，堅持下去，做下去。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未來10年的香港會如何，不好預測，新聞空間也是。但為什麼在大時代的挑戰當中，有人鼓起勇氣來面對，正是因為不好預測，如果你知道前景很好，冒險投放是有回報的，很容易選擇。正因為是不可知的，可能變得更好，可能變得更壞，才要求你現在去判斷，去選擇。

外面看可能覺得我的選擇困難，但對於已經選擇走在這條路上的人，不一定困難。為什麼這條路選擇的人少，物質回報也不高，但這條路，風景很好。就是你看到，做人有價值，有意義的事其實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