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歲的黃進，以電影《一念無明》拿下金馬獎與香港金像獎的「最佳新導演」，也讓片中飾演父親一角的曾志偉，睽違多年後終於再獲金像獎肯定。上次讓曾志偉拿走金像獎的電影，是陳可辛執導的《甜蜜蜜》，那已是1997年的事情。

1997年黃進8歲，長大後與電影前輩們交手，黃進說自己幸運，從未因為世代差異被告誡應該依循過往經驗，而是在相互的協助之下，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然而問他對當下的香港，與主權移交這20年來之於他的影響與觀察，黃進說他感覺迷惘。印象中，很少在他身上感受到「迷惘」，更多時候是「篤定」，然而在佔領運動宣告結束後，或許黃進感受到的混沌不明，同樣映照出多數港人此時的心情。

上回見到黃進時，他熱心與我們推薦著其他香港新導演的電影，分享與他一起在工廠大廈合租工作室的團隊作品，身旁的編劇陳楚珩說：「因為都看到大家都很辛苦，有機會大家就互相幫忙。」去年是香港15年來電影產量最多的一年，更是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展露頭角最多的一年，從《十年》、《樹大招風》到《一念無明》，從這批香港年輕電影工作者的身上，看見越來越多一起共同「做些什麼」的氣氛，如同《一念無明》裡的對白：「咁我地將呢度變好的啦！」這句話從粵語翻譯過來就是「我們把這裡變好吧」！

以下為黃進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香港回歸那年我8歲，關於回歸的記憶坦白說比想像中含糊，但不代表同時期的記憶一樣模糊，我還記得我的小學、我的同學朋友、我最怕的老師、那時候最時興的電子雞（Tamagotchi）、港式薄裝漫畫贈送的迷你刀劍⋯⋯但關於回歸，除了電視上兩張旗幟飄揚的那些畫面，又或者電視上說有人發明了「能讓旗幟在室內飄起的裝置」（這才是8歲小孩比較關注的問題），幾乎沒有任何留著的記憶，是直接關於回歸。

回歸像是一個電視節目、一個直播表演，大家一起在電視上看了，然後第二天我們又照常生活。也許對一個9歲的小孩來說，政治上的改變沒有影響到他生活所觸及的領域，於是他也沒特別留給這事情記憶。

我忽然想起，那時候我父母在做一些小生意，他們印製了一批97年的年曆卡作宣傳品在街上派發，我也常去幫手（幫忙）。卡上印了中英國旗和香港區旗，以及「歷史見證」四個大字──這四個字沒有特別戀殖也沒有特別愛國，現在想來，我家有著頗為客觀抽離的史觀與國際觀。

印象中我的父母沒有特別興高采烈，也未算是十分憂慮（至少沒有讓他們離開這個城市）。後來我長大後，得知我父母曾申請移民到新加坡的手續，聽說這是當年很普遍的做法──留在香港，但保留一個可以離開這個城市的權利和準備。這也說明了當時我父母所抱持的觀望態度。

直到今天，我和我的父母依然住在香港，香港至今的轉變沒讓他們把移民付諸實行，但並不代表香港的走向比他們預期得好，可能只是沒壞到讓他們放棄這個出生和成長的地方。然而現在的香港，我感受到正處於一個相當無力和不明朗的狀態。佔領運動毫無疑問是一個巨大轉捩點：佔領前，青年人即使面對社會上的不公不滿，對未來仍然比較有期盼，也有動力去組織與討論，即使在某次閒聊時理解了彼此的立場，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下仍可以開放討論，甚至以行動去尋求改變，到佔領運動更達到驚人的最高點。

但隨著佔領運動的失敗，帶來了巨大的無力，是籠罩整個世代的無力。青年人對行動和改變失去信心、對公義的彰顯失去信心、對政府和警察不信任。彼此的討論都伴隨著太多情緒，理性討論因此變得困難，結果不是傷了感情就是索性迴避，佔領後形成的社會撕裂，對不同立場和陣營的人來說是無可否認的。

佔領的巨大衝擊雖然催生了極多元的政治光譜與路線，表面上是思想百花齊放，其實也形成了思考派別之間的互相攻擊和消耗，更多於彼此凝聚。日常生活裡，即使同樣是青年人，也會發現有相當不同的主張和信念，在梳理和消化「後佔領」的創傷之後，延伸出對香港未來頗為不同的理解，並且誰都不能說服誰。坦白說，今天你問一個青年人對香港的期盼，可能只會得到無盡的沉思和疑惑，大家都處在重新摸索去向的狀態。

香港租金貴，我與其他幾個年輕創作者聚在觀塘工廠大廈，合租工作室，10來個小伙子，每個人的專長都不一樣，常常互相協助對方的作品與工作，創作的時候互相啟發，製作的時候互相幫助，一呼百應。觀塘同區裡還有好幾個相類似的場所，連結著一群一群各懷絕技的人，但這區也面臨了現實生存的危機，例如被警察趕了5次，又重生了5次Hidden Agenda（香港著名獨立音樂表演空間）。

說起Hidden Agenda遇到的困境，同樣也是香港的困境。一個城市最引人入勝的創作，永遠都在indie scene當中，獨立就是「獨立於商業操作考慮，保持自主」，也是「比群眾走得更前，不被市場牽著走」。Live house 造就的不只是音樂，而是當有固定的演出、固定的樂隊和觀眾增長，人跟人走在一起，發展的是一個社區、一個文化，一個具意識形態的運動。音樂以外，不同領域的文藝群體在城市中的發展也是一樣。

這個城市價值單一和效益主義，已達病入膏肓的地步，當權者竭力打壓主流以外的任何可能性，一步一步收窄整個城市的色彩和想像。近期Hidden Agenda再被接連打擊，很難不讓人覺得政府是出於當權者懼怕獨立群體自主、多變、批判和動員的能力。然而，這不正是獨立創作的可貴之處嗎？這也是Hidden Agenda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不單是一間live house，而是作為幾乎是本地最後一個獨立場所，它代表著這個城市僅餘的多元和自主。

雖然香港社會在政治上顯得無力，在電影工業裡卻出現另一種想像的空間。無可否認，港產片曾經有的黃金時代過去了，換來的是整個亞洲更多元的電影氣象。這個世代的香港電影人，除了世界經典和電影工業前輩承傳的養份，也吸收了迅速更替的鄰近文化營養，當以往的黃金定律已不一定生效，新世界又如此使人措手不及，拍攝技術門檻越來越低，這些對新創作者來說，反而更有機會突破工業裡原有的楷梯，去發揮和嘗試。

我與身邊的一些新導演們，都受了上一輩電影人的栽培和照顧，更難得的是，相比師徒式的傳授，上一代的電影人普遍更希望我們脫離他們的影子，發展出屬於自己世代的方向。

又例如老爺（曾志偉），他是一個導演思維很強的演員，但他從來沒有在現場教過我拍戲，或左右過我任何一個決定。即使偶然你仍看得出他對你的選擇有保留，但他還是一樣盡力去做、試著去實現你的想像。這很珍貴，因為即使你的選擇與他不同，他還是保持開放和信任，並希望在作品裡看到你的意志，他來幫一個新導演，是希望看到你帶出新的東西。燕玲姐（金燕玲，飾演電影裡的母親角色）也是一樣，她的氣場壓倒性的強大，但她對我還是充滿耐心和尊重。籌拍《一念無明》這4、5年裡，幾乎沒有人跟我說「你應該這樣這樣⋯⋯」，包括與我一起歷盡艱辛的監製麥曦茵和導演趙崇基，他們總是問「你想怎樣做」、「我怎樣幫到你」，這是我很感激的。

雖然人們還是常說香港電影青黃不接，但仍有很多與我年紀相仿的青年人在一同奮鬥，在創作裡互相扶持。《一念無明》電影裡的空鏡攝影與後來的製作特輯，都是由黃飛鵬（電影《十年》導演之一）為我們主理，還有很多同一學院畢業的師兄弟姊妹，他們在拍攝、攝影、美術、剪接、特效、宣傳⋯⋯等，幫了我們很多，做電影雖辛苦，互相撐著日子就比較容易。

我慶幸自己於這個世代作為一個新導演，香港電影正面臨很大的挑戰，但我也預期這將會是一個充滿想像的電影時代，因為再沒有必勝的主流可考，加上有學院與網路作為搖籃，更優秀的創作人將繼續湧現，我相信這絕對能成為一個浪潮。

最初受邀請為這個香港回歸20專題寫文時，我感到迷惘，並且沒有信心自己能處理好。坦白說，有關香港的前景與未來，在佔領運動之後，我依然處於一個惘然和混沌的狀態。如果只給我一個題目，我實在難以用一篇文章去梳理好一切，幸好編輯最後改成了訪問的形式，我才比較有信心，否則可能我會拖稿到回歸25週年，也未寫出一個明確的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