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易天出生在60年代，自小生長在務農家庭，排行老四。1997香港回歸那年，父母和當年許多香港人一樣選擇了移民國外 ，家裡唯獨他決定結束中環的白領生活，留在香港「回歸」農業。

20年前，香港從事有機種植的人十分稀少，除了對新興農法的陌生，農夫們也得自己想辦法開拓銷售管道。直至今日，有機市集已散布於香港各地，而「有機」更成為某種商品標籤，但袁易天認為有機耕種只是農業的基本條件，他想做的是建立香港獨特的運作模式，讓農業真正成為產業發展的一環。7年前他成立「馬寶寶社區農場」，這個位於香港新界區東北粉嶺的農業生產社區，以「城鄉共生」為核心精神，除了農作種植，也舉辦傳遞有機概念的工作坊，成員收入皆來自於參與農場的各項運作。

然而世代更迭，老農夫知識手藝逐漸消逝、新一輩經驗不足的現實問題，也使得香港農業正面臨著「多樣化」逐漸消失的危機。近幾年，袁易天繼續與朋友們辦起農業雜誌《種植香港》，除了關注農法實務與知識，也做為理念傳達的媒介。面對香港逐漸因政治與經濟開發上的需要，不斷縮小農地的無奈現實，自小生長在農地裡的袁易天，言談裡流露著對香港農業前景的一片灰。

勞動了這些年，現在的他以同樣喜愛的足球比喻生計來源的農業，「即使喜歡足球、天天踢球，也總有體力不支的時候，未來只想單純的種植，不為球會、不為政治，而是純粹踼足球的樂趣。」袁易天謙稱不是那種要「對香港人說話的人」，但依然能從訪談文字裡，感受來自土地的真誠氣味。

以下為袁易天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是農家子弟，天生喜歡種植。香港農夫冬天種葉菜、夏天種瓜果，我家也如此。我從小幫忙家裡種田、養豬、養雞鴨，父親喜歡多方嘗試，所以除了家禽家畜，也曾養過淡水魚。務農最大的好處和意義，是每天能夠直接看見生命，維持生命。小時候在田裡幫忙雖然辛苦，有時也想跟朋友去玩，不過大部份時間對於田務都能夠樂在其中。只是家中的田地因都市發展，逐漸減少面積，到1997年之前，農務工作已差不多停下來了。

我對「香港回歸」的概念，最早應該是小時候在電視、電台裡聽到的，但好像是一則與自己沒有什麼關係的資訊。開始意識到它代表某種情勢的改變，或者是「我正在面對一個不好的東西」的概念，應該是中學時代的事。我想大多數的香港人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對於「1997」這個題目還是抗拒的，1950年代，香港人口已經超過3百萬，大都是因戰亂和內戰從大陸逃到香港，偷渡潮一直到80年代還未止息，所以如果要說香港人很期待這件事，是自欺欺人的，社會當時氣氛十分恐共，而「八九民運」（即「六四事件」）更加使人不信任中共。

在進入社會前，我在香港大學雙主修中文與比較文學，畢業後曾在中環做過市場推廣，也在紙媒、出版社當過編輯與短暫教書，反正一年會換一次工作。但曬不到太陽的生活，讓我覺得自己在腐敗，1997那年我決定回歸農業，這純粹是自己對生活的安排，沒有政治上的考慮。種植本身是令人愉快的事，體力勞動、流汗也是愉悅的，回到農地之後，我也不再換工作了，更高興於不用再寫求職信，也把大學和各種證書都丟了。

雖然我一個人留在香港，家人也很放心，反正都成人了。只是他們不想我同樣走上務農的路，或者覺得這份工作實在太辛苦了吧，最好能做公務員或去教書，既能得到社會尊重，又有穩定的生活。但大學和白領的生活經驗，或許也鍛練了我思考和追尋問題的耐性，這些習慣對回去種田都有幫助，你得計劃、你得解決問題、你得生活，但又要對得起土地與顧客。我沒有人生規劃，因為不富有，也沒有資源，回到農地每天張開眼睛，就是解決問題，久而久之，這樣的生活模式也充滿樂趣。

看著父母輩成為農夫，會明白肯做肯學就可以，農業並不難，難在現今的人太多想像，想像農業是如何如何一回事，其實，以農為職業，不過只是「生計從種植而來」這樣一個道理。

1997年時，香港只有幾個人在做有機耕種，大家都認識。農夫的有機菜要自己找市場，做很多商業性的推廣、教育和說明等等。慢慢，有些有心人（以中產階級居多）關心食物安全，會成為有機農夫的訂戶。有時他們也會到農場取菜，不必農夫到戶配送，之後又有一些私人的小組訂戶等等，都是小型小量在進行。到了2002年左右才有地區性的農業市集，主要是讓生產者擺攤，出售自己的有機產品。

20年來，本地農業產生很大的轉變。宣傳和推廣多了，現在政府的批發蔬菜市場都接受有機農產，傳統的市場也有零售，當然，外來的有機產品也都湧入市場了。現在老農夫退休的多，沒有人接手，很多本地品種逐漸消亡，年輕一代，特別是有機農夫，有手藝的沒有多少，種植心態是有一日種一日，沒有長遠的想像，好像沒有明天那般，許多農法無人承傳。

以香港常見的「菜心」為例，現今大多種植的品種稱為「49仔」，這是來自大陸的品種，相較於其他品種更適合大部份時間種植，卻也因此使得其他品種無人承傳，但不同品種因為生長特性差異，在口感、味道也是不同的，不經風霜的菜心也不清甜。農夫不留種，手藝不會發展，生計操控在種籽公司手上，農作物變得更國際卻也單一，「生物多樣性」也因此降低。

有很多人看待農業的關係僅是「食物」，而食物的來源就是「用錢購買」，若僅停留在單純的消費者心態，雖然會著眼於食物品質和安全，但卻消失了對食物倫理的認識。購買食物除了是支出，若能試著理解為什麽麵包比小麥更便宜，這當中是你剝削了我，還是我也在剝削其他地區的生產者？這背後存在的因果關係。

這幾年社會追捧小店、社區、本地生產，也許都與政治有關吧。特別是80後、甚至90後出生，土生土長的年輕人都在建立自己的根，培植本土意識，這也與政治背景分不開關係。只是回到香港農業的問題，並不只能用政治解釋一切，環保、生態的關注也是推動本土農業的動力。

2010年成立的「馬寶寶社區農場」，不是社福機構，也不是社運組織，我們是做地區工作，當初提出的口號是「城鄉共生」，即是城市發展需要農業配合，反之亦然，所以這是共生，是特別為香港這個環境而設計的，城市和農村的資源是互動的，才可以永續。這裡除了基本的農業生產，也開農墟（市集）賣小生產者的產品賺些生活費，舉辦工作坊，如做麵包、麵條等，都是由5、6個核心成員加上導師與合作單位共同進行，場地是跟社區內農夫借用的，一借就7年，差不多大家都變成家人一樣了。

然而看著香港城市擴張和利用土地的方法，便能夠清楚理解城市發展和農業從來沒有平衡過。如果沒有大陸的因素，相信規劃能夠更理性一些，但為了滿足大陸的政治和經濟需要，香港的基礎建設都是與大陸接軌的，各種中港的通道交通建議，全是為了方便這個格局而安排，並非香港內部的民生需要，對永續成長沒有正面意義。

所以，即使我們不是社運組織，但我們依然起身抗議香港政府推出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因為這項政策影響了社區的居民。這個計劃不僅無助於香港住屋供應不足問題，也讓大陸財團透過買賣，參與工程及管理達到資產置換的目的，是另一種經濟殖民及控制的手段。因此我們提出「本地生產、農業、社區經濟」，作為可行的生活改變，而不是單靠大型的基建推動經濟增長。

香港土地面積不多，但是因人為價值變成寸金尺土，而農業的基礎是土地。在今天大陸資金以土地掠奪為資產置換，主導香港經濟的策略底下，農業的前景是很灰的。

1997那年我選擇回到農田，當時全世界人都不明白你，而我也沒有一個很強的理由要說服別人接受，現在回望，可能我對生活沒有很大的恐懼。城市人都怕沒工作、沒錢等等等，而我並不害怕這些。為何？不知道。我從不富有，所以沒有那種要維持某種生活模式的壓力，但也沒有太窮困，沒有那種很悲觀的情緒。

我是天生喜歡種植、生態的人，農夫會在同一個地方待，不遷不移，因為認識地區氣候、鄰里、地理資源和分配，是生死大事。所以你必然要尊重土地，扎根於自己的農地上。雖然現在的我忙著馬寶寶社區農場運作、《種植香港》編採，已沒有實質從事農耕，但我仍在等待一個時機，等待一塊不會被發展的土地、沒有污染、不太熱閙的地方，建立一個自己種植的農場，不再做對外的工作，單純回歸到農夫生活。

我真的不是那種要對香港、台灣說話的人，我不政治的，只是有時候做事，不免要跟政治拉上關係。例如大家說「本土」，那是政治上的本土，很窄的，但因為要討論農業，所以我就學著說本土。我是農夫，關心農業，於是便從農業說本土，這樣也必然會與政治上的本土有重疊，沒有辦法啊！但若問我10年後的香港會變成怎樣？真是考倒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