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約定的時間接通了電話，聲音從話筒傳來：「你好，我是黃耀明。」語氣平穩掩不住優雅，一如舞台上的他。30多年前，20歲出頭的黃耀明與劉以達成立了「達明一派」，這支在創作裡放入政治敏感與社會議題的樂團，無畏地用音樂暗諷狗仔文化、六四事件、移民潮與香港主權移交，在每個關鍵時刻反映當下，成為80年代香港一波樂團風潮中，特立獨行的存在。

50歲那年，黃耀明在《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最後一場演出上，公開自己的同志身份，站在台上他說：「有一天，我們自己愛的人，不需要你的批准。」他依然優雅地叛逆著。音樂之外，他成立「大愛同盟」為爭取性別平權發聲；推動「文藝復興基金會」，以文化藝術與香港年輕世代對話。黃耀明在香港年輕人眼裡見到的灰暗，如同回望1997前的自己，才發現時代的焦慮從沒改變。

2014年，黃耀明因走上街頭聲援雨傘運動，成為中國封殺名單裡的一個名字，失去更大的舞台，他仍以僅有的自由在香港繼續說話、繼續創作，笑稱自己不夠聰明，也說自己並不後悔。

港人親暱稱他「明哥」，30年過去，黃耀明依然用創作與行動，與港人走在風雨的路上。

以下為黃耀明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在我記憶裡，小時候學校沒有講很多香港的歷史問題，也可能是我沒留意，當學生的時候是一點也不關心的，大多都是在玩。我出生在1962年，這世代的殖民教育其實也不會每天告訴你「你們是被殖民的，你們有一天可能要回歸中國」，因為反正都還沒決定，也就不太去談。

我離開學校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商業電台當DJ，那時電台每半小時會播新聞報導，我記得有一天跟往常不同，有比較長的新聞特輯，是關於中英雙方會談與簽訂香港回歸協議，我一整天都聽到這個新聞，才終於感覺到「喔！那天應該很快就會到了。」那是1984年，我22歲。

接下來一切發展，都是從這年開始。那時我認識了劉以達，決定組成「達明一派」；隔年我接觸到「進念・二十面體」這個藝術團體，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香港有文化團體，會以政治與社會狀況作為演出題材。他們的演出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在那之前我新聞看得並不多，但從那時我開始關注新聞，也因為與劉以達一起構思音樂方向，就更加會留心身邊的事情。

香港80年代中期，除了達明一派，突然有很多樂隊陸續出現，比如Beyond、太極樂隊，這可能與當時社會氣氛有關係，大家都感覺到這個社會快要改變了，也不滿足於流行文化代替我們說話的方式，我們要說自己的話，所以開始有樂隊出來，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

不像台灣過去形成的民歌運動，當時香港音樂圈並沒有什麼領軍的人，也沒有變成運動，就剛好你也組了一個樂隊，我也組了一個樂隊，是同時間開始的，當然中間有些人是認識的，也有一些是互相幫忙的，但是沒有真的變成運動或是聯盟，但也許在商業上有可為，所以唱片公司或媒體都想分一杯羹，所以會辦一些特別的演出，找幾個樂團一起上電視，形成一個熱潮。

很多人形容達明一派是末世紀的代表，我們在80年代的音樂確實是很末世的，那也代表了我們當時的心情，感受香港快來到一個時代的結束。1987年我們做了《我等著你回來》，講香港回歸的焦慮；1989年六四事件後，出了《神經》這張非常灰暗的專輯；回歸前，氣氛突然輕鬆了一點，這很有意思，那時香港經濟看起來似乎蠻好的，好像很繁華，大家突然對未來沒有焦慮，我在1995年發了一張專輯叫《越夜越美麗》，隔年重組達明一派，借用共產黨口號做了《萬歲萬歲萬萬歲》，這兩張專輯都是在反諷與提出：是不是去到了最繁榮、最盛世的時候，就要開始衰弱了？

香港回歸那天，我記得從7月1日還是6月30日晚上，就開始一直下雨，下了差不多快一星期，覺得大雨沒有停過。不過回歸之後，一切好像也都沒改變，你去中環還是中環、灣仔還是灣仔、尖沙咀還是尖沙咀，真的是馬可以照跑、舞照跳，連罵政府也都可以。

在回歸前，我們焦慮地以為香港人擁有的權利會瞬間破滅，才發現並不是在回歸那天破滅，原來是慢慢的、慢慢的死去。

2000年那時，我開始有機會去大陸工作，有一段時間覺得一切都很美好，我可以不只留在小小的香港，我的舞台可以去到大陸，唱給更多人聽。當然商業上是另一回事，市場變大，賺錢變多當然也很好，但對我來講，最美好的是可以接觸很多人，見到不同世界。2006年達明一派終於在大陸開演唱會，隔年我也在那開了個人演唱會，大家都好奇怪為什麼我們可以在那裡發行與開演唱會，當然也有被審查，但我當時覺得OK，我可以尊重你的審查，沒關係，只要8、9成的歌還是讓我唱，我就覺得可以接受。

但突然間，大約是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很多事情開始慢慢收窄，我在香港或大陸工作，慢慢感受到一種壓力。2009年香港開始有微博，那時候還覺得蠻好玩，不同的人可以在微博裡傳送訊息，但開始漸漸有人發的微博被審了、被刪帖了，這狀況從2013到2014年越來越多。2014年6月有一天我醒來，發現我的微博完全不能用，我的帳號直接被取消了。當我還以為它好像漸漸開放了，其實只是假象，而是越來越多的控制，就像控制到一個地步直接關掉你的微博。

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時，其實很多人也會自我審查，雖然不是政治因素，卻可能認為在商業上沒機會，就做了自我審查，所以我會說「自我審查」在每個年代一直都有，但若是政治上的被審查與自我審查，沒有一個年代嚴重過現在。

2014年是香港的躁動時期。那年3月，我做了一場很政治也很灰暗的演唱會《太平山下》；接著9月，香港發生了雨傘運動，我與何韻詩在參與那場運動之後，成為了大陸的封殺名單。封殺之前的10幾年，我原本可以在大陸工作，也習慣了市場那麼大，工作預算大，接觸的人那麼多，但在面對打壓之後，創作開始變得困難，有很多公司不想跟我合作，我只能以獨立身份去創作。

我並不認為每個人都需要像我這樣做，如果你可以到大陸去唱歌，用你的真心去唱、用你的真實去創作，還是可以感染人心。我不能去，你們可以去，就繼續去做吧！用聰明與智慧的方法去做，可能是因為我不聰明，最後給打壓了，本來我也想聰明一點去做這事情，但現在這個局面也是沒有辦法，但我覺得我不後悔。

我只覺得，應該好好用我們僅有的自由來講話、來創作，如果你不用，就會被拿走。其實到這刻我還是可以創作的，我也很驕傲今年3月辦完的演唱會，在那場演唱會上，從我與劉以達認識的1984年講起，用了《等著你回來》裡面那首〈白光〉的歌曲做為開場，當我站在台上唱歌的時候，突然間覺得那些80年代創作的歌，好像就在講今天的香港，那種焦慮回來了。

2012對我是很重要的一年，我在達明一派的演唱會裡出櫃。這原本並不在演出安排，但那場演出是達明一派有史以來最政治的一次，演唱會中我們不斷在問「什麼是香港人？」但如果你都不敢告訴別人你究竟是什麼人，那又該如何談身份認同？所以我在台上出櫃，也算是回應我的身份認同問題。

我覺得也許自己一直站在比較幸福的位置，周圍有很多人包容我、理解我，我做為一個同志，沒有受到太大的霸凌，但這個社會還是有很多人受到歧視，甚至不敢承認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覺得要為他們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讓他們可以坦然生活，於是我和何韻詩以及幾個朋友成立了「大愛同盟」，持續推動同志平權。

2012年我也與周耀輝一起創辦「文藝復興基金會」。我跟他都是60後，經歷過香港最好的時代，所謂的盛世，香港賦予我們最好的，我們都拿到了，但我們有沒有留一些什麼給下一代？我覺得沒有，我認為所有成年人都有責任，所以成立了這個基金會，想在創作唱歌以外，再多做一點什麼事給我們的下一代。

雖然我已經不是年輕人了，但在面對年輕人時，我的心情突然與他們一樣，就像回到1989年六四事件的那種灰暗，或是97之前的那種困擾，我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所以我可以明白。然而現在這些年輕人，如果想對社會有一些抗爭的話，成本比當年高太多了，除了政治氣候的低壓，民生壓力與生活成本都是，所以他們是面對雙重的打壓，我覺得他們確實是很辛苦的。

文藝復興雖不是社會運動，但我認為藝術與文化可以改變社會，我們想透過這個機構，對年輕人推動具有獨立思考的文學、電影與音樂，因為我覺得，當你想對抗這個世界時，你需要先裝備，而文學、文化與藝術，絕對是很好的裝備。

香港社會一直在改變，我感覺我這一路的生活與工作，也都因為這些變化給串起來了，從出櫃到爭取平權，成立文藝復興到參與雨傘運動，我走上這條路的時候，其實就預見了下一步。

我當然希望10年之後，不論香港與台灣都要繼續好下去，但我們一定會碰到很大的阻力，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各方面都有著很大力量的對象。也因此，我們更應該讓所有華人世界知道「多元性」的重要，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是。雖然我們的經濟系統比較小，但小有小的方式去做，工作也不是只有回大陸一個選項，把所有希望放在同一個地方，其實是很危險的。

就像我們曾寫過的一首歌〈每日一禁果〉，雖然當時是暗中批評成立不久的《蘋果日報》，在《蘋果》之前，香港是沒有狗仔隊的，之後就蔓延了，每個人都開始吃《蘋果》那一套。但這首歌也是講關於「選擇」，當每個人都要你去吃蘋果，我們可不可以選擇不吃？可以選擇吃檸檬嗎？可以選擇吃芒果嗎？無論香港人或台灣人都應該看到，不能單一短視認為只有一個市場、一個方向甚至是一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