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不是現場喊收工就結束，交通移動是另一重風險。阿福回憶起去年接的案子，當時他是攝影師，但預算不足是劇組常態，他跟攝影組凡事都得DIY，車子當然也要自己開，「前一天拍到凌晨2、3點收工，我的助理回去還要過檔備份，隔天早上11點的班，聽起來還好嘛，但在梨山，單趟車程要快5個小時，所以一到集合點，我看那個助理根本沒睡覺。」那天回程，阿福只好和另一個攝影師輪流開車，他說不然大家真的會累垮。

是幸運也是僥倖，意外沒發生，但不是每組人都能安全下莊。阿福說，去年有製片助理開車載好幾個工作人員，超時工作打瞌睡，「撞到一台100多萬的賓士，製片助理薪水了不起3萬多，撞到真的直接哭。攝影師坐副駕，肋骨就斷啦，後座的化妝助理一撞，隱形眼鏡跑到眼球後方，差點失明。」據傳最後損失，公司和製片助理各賠一半。聽來荒唐，卻是影視產業工作者的日常。

「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有陰影，像清晨和黃昏那種天快亮、快暗的時間，心情就會很糟很不舒服，因為這就是以前準備要出班，或是拍到累到不行的時間⋯⋯，」正籌拍台灣電影史上最大製作《台灣三部曲》的導演魏德聖，坐在工作室裡講到這段拍電影的後遺症時仍相當激動。他剛入行當場記時，出班一次只拿1,000元，工時卻是30小時，等於時薪僅33元，「拍到最後發現鏡頭不連戲我都故意不講，因為我想收工了。」

台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簡稱職工會）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在2020年完成台灣首份影視勞工職災研究：「電影電視從業人員職業災害預防研究」報告（簡稱職安報告），向約400名電影、電視、廣告等類型的影視工作者，針對工時、職災、保險等進行問卷調查。

職安報告指出，8成影視勞工平均每日工時超過10小時，甚至有4成受訪者平均每日工時超過14小時；49%的人連續工作6天休假1天，同樣49%的人則至少連續工作7天以上才休1天假，整體更有近2成的人要連續工作10天後才能休假。

影視業不同組別也有差異，演員工時最短，平均8到10小時，其餘組都是平均12小時以上；各組多能工作6天休假1天，但美術組大多數卻屬於「平均21天才休假1天」。執行美術筱婷（化名）解釋，美術組因前置期就要搭景，拍攝期更需要同時拆搭不同布景，才會難以休假。為人母的她，擔憂製片公司會因時間不易配合而不找她合作，甚至不敢透露自己還要照顧小孩。

「我直到去馬來西亞拍《夕霧花園》才知道，原來電影殺青隔天是可以繼續工作的！在台灣拍片殺青後，不躺在床上1個禮拜不可能⋯⋯我以前有一天拍到爬不起來，是完全起不來的那種，」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共同理事長林書宇說，馬來西亞走美國好萊塢工會制度，一天最多只拍12小時。

單就每日工時，拍電影並不是影視類型中最高的，但為什麼卻是最累的？這要從薪資計算方式解釋。

資深美術小宜（化名）表示，廣告拍攝可能只有一天，但美術前置期較長，助理需要到處找道具、勘景、開會，大小案子大概都要工作一兩週才能賺到約3萬元。另名廣告製片阿輝（化名）則進一步解釋，攝影、燈光等技術組常用跳班制計算，攝影大助一班6000元、攝影二助3600元；非技術組如美術則因前置時間長短不一，常用包案計算，美術助理一個案子行情約為3萬5千元。

電視和電影拍攝期比較長，過去以件計酬（俗稱包案）多，現在則多為月薪制。電影工作人員領月薪，但少有超時費，一天不管工作多久都是領一樣的錢，等於是「工時吃到飽」，更可能一吃就是好幾個月。

「拍到16小時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很像廉價勞工，已經工作整整2天的正常工時，卻只能拿到1天的錢，」《賽德克・巴萊》和《夕霧花園》的副導吳怡靜，今年42歲，本該是職涯最活躍的時期，卻因為已經無法負荷長時間勞動，只能選擇暫時不接新片。

高工時最直接影響就是容易發生職災。「整車（包含駕駛）睡著也不是沒發生過⋯⋯製作拉預算都會拉司機，但預算不夠，第一個砍的也是司機，」製片李佳哲說，光他自己上下班途中就發生過好幾次車禍。

影視業的職災相當普遍，根據職安報告，有52％的工作者曾在工作時受傷，74%工作者自認曾在不安全的環境下工作。常見的高風險狀況像是爬上2、3公尺的高台架燈，攝影卻沒有配戴安全帽或任何安全防護裝備；高台支架已彎曲卻沒更換；現場電纜線散亂易漏電；路邊拍攝未明顯區隔拍攝區、沒有交通指揮管制，甚至沒有申請路權；拍攝水域、潛水、爆破等危險場景，缺乏縝密的安全防護計畫，也沒配置救護人員。

影視業勞工職災率高，職業安全意識卻非常低。「有次某劇組前一天翻班，攝影師走路滑倒腦震盪送醫，我本來以為應該會停拍，結果攝影大助頂上繼續拍，事後居然還覺得驕傲（沒意識到他自己同樣過勞，也容易發生職災），」回想某次跟片經驗，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畢業、有美國拍片經驗的《孤味》導演許承傑說，至今他仍對台灣電影圈安全意識普遍不足感到訝異。

職工會經理廖蕾嘉說，直到2018年業界出現商業保險前，拍電影的人只能保旅平險，「出小事還好，出大事就會因為與承保事實不符，根本無法出險。」

許承傑說，美國連學生拍片都得有保險才能開拍，保險公司要求審劇本，並根據劇本內容區分風險等級。當學生時，他有次只是要拍「燒金紙」，在劇本寫上「burning paper」，保險公司就要求配備滅火器，他們只好扛著滅火器到荒郊野外拍片。雖然申請保險的程序繁複煩人，許承傑認為要安全就該照規定來。

台灣影視界勞資爭議主要有三大類：超時工作、職災以及欠薪。職安報告顯示，有48%工作者曾被欠薪，其中只有34%能夠追回薪資。

「如果你想改合約內容，就會被貼標籤，」陳睦淳說她有次接案，看到合約不合理條文後想修改，對方口頭答應但未簽約，仍請她進行前置。她花10萬元租了1,000件戲服到劇組，開鏡前劇組不但決定跟別家簽約，更以「沒有開拍前都是免費」為由，拒絕支付租金。最後是透過工會找律師訴訟，法官才判決她得以拿回一半的金額。這僅是少數有追回的案例。

三立電視劇《只為你停留》的製作公司東映在2017年惡性倒閉，負責人捲款逃跑，光演員以外的工作人員被積欠的薪資和代墊款就將近700萬元。廖蕾嘉說，原本有60名受害者組織起來準備一起向三立追討，卻只有2人有去申請正式法律程序。最後，沒人成功拿到欠款。

基層影視工作者在台灣拍片相當沒有保障，過去常用口頭約定薪資，直到近年來才逐漸有簽訂合約的習慣。即便如此，條文中的權利義務仍相當不平等，連熟悉勞動法的工會幹部和學者看了都直搖頭。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直指，條文內容反映出產業勞動的困境──工時長又沒有加班費才要特別約定，沒充分休息才會強調睡眠時間。此外，法律用字更存在許多瑕疵，舉例來說，「乙方保有每日睡足 7～8 小時之權利」意思是要睡7小時還是8小時？乙方只是保有權利，可不可以不主張權利（不睡覺）？如果乙方沒有睡飽，可不可以向甲方請求賠償？

「每一條條文都很誇張！很少看到合約把僱傭特性寫得那麼明確，卻還說是承攬的，」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邱羽凡說明，承攬精神重視的是成果，只要乙方能在約定期限內交出工作成果，甲方不應去限制工時和工作方式；但承攬顯然不符合影視業需求和現況，那就應該回到僱傭勞動契約，讓他們享有工時限制、加班費、例休假等權利。

台灣眾多行業的勞工都存在「假承攬、真僱傭」的爭議，但實務上都需司法程序做個案認定，無法透過行政手段一體使用。如2年前有外送員在送餐時死亡，最後雖被認定為僱傭，但其他數萬名外送員在法律上仍屬於承攬。

邱羽凡分析，影視業勞工面對的問題也是台灣勞工的共同困境，但在政府還提不出有效的解決方式、工會力量不夠強大的現況下，勞工只能各自爭取權益。現階段針對合約強化保障、剔除不合理條款是個解法，但若維持現行甲乙雙方私下議約，乙方勞工困境相當難突破。

以上揭露在圈外人眼前的高工時、車禍職災、惡意欠薪，早已不是電影電視圈的祕密，問題為什麼始終解決不了？

資金是最大關鍵。曾參與《血觀音》、《親愛的房客》的製片林仕肯分析，以劇組約60人、成本3,500萬元規模的電影來說，多拍1天，成本就要25到30萬元；魏德聖說，在山上拍攝《賽德克・巴萊》，所有工作人員和臨演的薪資及交通住宿費加起來，只要多拍1天，就多花100萬元。

「大家按照《勞基法》（工時）來，台灣電影早就垮了！」 「導演都賣房子來拍片，怎麼好意思跟他談超時要加班費？」 「我也知道請司機比較安全，但預算就只有這樣。」 「票房、收視率好不好都是製片公司要承擔，你（指劇組人員）至少拍完就拿到錢了！」

以上，都是在討論影視業勞動困境解方時最容易出現的答案。在台灣，勞力加上資本密集的影視產業，似乎形成一種「勞資雙方都很窮，大家只能共體時艱」的恐怖平衡。

但有了資金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倒也未必。

「有2千萬想拍4千萬的效果，有4千萬就想拍8千萬的效果，」導演協會共同理事長連奕琦說，這是台灣電影圈長期存在的想法，不能說錯，但對於穩定發展電影工業來說並不是好事，「韓國是倒推，評估市場只有5千萬，就只能用2千萬去拍，對導演來說是受限，但對產業是好的。」

「台灣電影有8成都是新導演，他們可能拍完後就沒有下一支片了，」《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只有大海知道》製片陳保英認為，這代表產業體制不健全，人才和經驗難累積。

除了高估資金回收、人才折損快外，深入拍片現場，更有劇組普遍存在卻難以察覺的致命慢性病：無效率拍片。

「不是工作到12小時很累才開始拖，是第一個小時就開始拖，因為他（劇組人員）根本不知道今天要拍到幾點，乾脆一開始就慢慢來，」魏德聖說。

攝影大助大志（化名）回想，他曾拿過日出日落時間詳細到分鐘數等級、「預計拍攝時間」卻付之闕如的通告單，完全看不出哪場戲打算在幾點拍攝，知道太陽幾點下山也沒實質意義，「早上用拍電影的規格在拍，慢慢磨，到下午變成拍電視劇，拍到晚上時間不夠就變八點檔了。」不只工作人員無法預期行程，也導致作品品質參差不齊。

「它不是一個單一因素，不是特定的誰的錯，有時候這裡等一分鐘，那裡再等一分鐘，好多的一分鐘累積起來就delay（延誤）了，」曾出演公視影集《返校》女主角的韓寧，提到她在不同劇組現場的觀察，「因為演員在一個比較旁觀的位置，有的時候也看不出來工作人員在忙什麼，可能是討論或setting，但就是等。」不過，所有流失的時間會堆積成壓力。在某檔戲裡，韓寧拍到當天最後一場已經超時，只剩她的一顆鏡頭拍完就能結束，「我那時候太緊張了，NG了10幾次，心裡很怕讓大家晚收工。」

所有問題一環扣一環，惡性循環。工時愈長讓工作效率低，工作效率愈低工時就愈長、受傷風險愈高；效率低，拍攝期就要拉長，資金就要愈多；資金如果無法補足，只能壓縮拍攝期，每日工時就會拉長。

面對長期困境，已經有影視工作者努力尋求解方。

近年來，有勞權意識的新生代影視工作者在產業中逐漸取得決策權，在規劃時程和預算時，願意將劇組人員的工時和安全納入考量，雖然排序未必在最優先，至少得以進入視野、開放討論。部分中生代導演也發覺，產業要有健康的體質，工作者才有本錢發展更長的職涯，年輕人也才願意踏入這一行，勞動權益的改善已是不能延後的議程。

改善拍片現場的勞動條件，可以借鏡美國電影工業、韓國影視勞動改革經驗，從法規、勞動合約進行合理修改，更可以透過縝密、系統性地前置規劃，大量提升拍片效率，就看影視工作者與主管機關能否面對問題與積極改革

（延伸閱讀：〈如何擺脫血汗命運？韓國經驗在前，台灣影視界籌3項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