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剛開學第二天，新北市三重某國小就發生六年級女童於學校內墜樓身亡，這已不是今年（2024）第一起小學生跳樓事件。4月在高雄市鼓山區，一名小五女童從自家大樓跳下身亡。根據衛福部最新統計，自殺已成為6～12歲學齡兒童第六大死因，6年來（2017～2022年）國小生自殺通報數飆升超過10倍。
近年台灣自殺率上升、尤以青少年族群最顯著。是什麼原因，讓本該無憂的童年也籠罩死亡暗影？《報導者》透過個案訪查、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實務經驗、國內外研究報告與數據分析，全面檢視正在浮現的小學生心靈危機。
沒有課的星期三下午，還有許多小學生留在學校，兩棟教室大樓間的中庭熱鬧不已，扯鈴、跳舞、樂隊練習⋯⋯各式社團與球隊活動展開；老師們在二樓的一年級教室，討論國語、數學、自然、社會各領域進修，五年級的微塵（化名）沿著無人的樓梯間，一路走上這棟被稱為「夢幻城堡」的大樓五樓。
他脫下所有衣物，摺好後整齊放置在安全門旁，除了腳上穿著一雙運動鞋，全身赤裸步入頂樓。
天空下起微雨。重物墜落的擊地聲音在中庭響起，打破了校園裡5、600名孩子迴盪的笑聲。
「聽到很大聲，我就出來一看，看到一個小孩在地上，我就衝到一樓，因為當過總務主任，知道東西放哪裡，我拿了一條綠色桌巾，趕快把他包起來。剛開始還有心跳，然後叫學校護理師，上了救護車護理師還拿AED急救，但到了（醫院）急診室很快就宣布死亡 。」台中市南屯國小校長蔡承憲永難忘記10年前的午後，親手包裹墜下的孩子，生命如此消亡，不留餘地。當時他是另一所學校的教務主任。
因為親手抱著墜落的身軀，從醫院回來的蔡承憲胸前衣服浸滿了血，整整兩個星期，夜裡他無法闔眼。
這並不是他第一次經歷學生墜樓死亡，2003年他在另一所學校擔任生教組長，也是星期三下午，二年級的小女生被離婚父親抱著，由12樓的住宅縱身躍下，父女雙亡。蔡承憲也趕到現場，被迫早夭的生命已無法挽回。
但這一次，是孩子自己的選擇。事發後，校方迅速尋求教育局資源，依受衝擊的嚴重程度，分別對現場目睹師生、班上同學、全校進行三個層面的心理輔導，並安排一天讓全體學生睡一個長長的午覺，好讓所有孩子都待在教室裡。此時，校方依循傳統民間習俗，請法師到校園招魂，並於川堂架壇「做功德」。
「這個經驗絕對是刻骨銘心的創傷，我永遠都記得他的名字、記得那個畫面。坦白講，是滿痛苦的，但是我把那個過程解讀成：他願意讓我有機會在最後幫助他。」蔡承憲回憶，沒有老師想遇上這種事，明明幾個小時之前，他還跟孩子聊了幾句。
當天吃完中餐後，蔡承憲跟微塵一起在洗手台洗碗，至今他還記得那時的對話：
「微塵你吃完了，在洗碗啊。」 「對啊，主任，我洗好了。」 「那你等一下去寫功課喔。」
「他本來就比較安靜，你問一句、他再回一句。」再平常不過的對話，蔡承憲說，完全看不出什麼異樣或心情低落，「就是日常對話，沒想到兩個小時後，就跳樓了。」
安靜且內向的微塵，班上成績總是保持前五名，母親也是該校老師。他沒有上安親班，當天放學後就待在媽媽的辦公室吃午飯、寫功課。後來，蔡承憲從悲痛的同事口中才得知，前一晚因為功課沒寫，微塵被母親責罵到晚上12點多。
微塵自頂樓墜地，除了整齊擺好在頂樓入口的衣物，沒有留下遺書與訊息。
10年過去，今年剛開學的9月2日，在島嶼北部，另一名小學生從學校樓頂跳下。
劉馨如2013年就到目前學校任職，是全新北市最資深的專輔老師，見證第一線校園輔導工作近10年的轉變。升學掛帥的台灣校園，過去並不重視學生心理狀態的支持與協助，國中小校園的「輔導室」大多聊備一格，專業有限、人力稀缺；直到發生數起重大事件，帶給社會巨大的衝擊和影響，才開啟一系列修法，從制度面由上至下發生變革。
2010年桃園八德國中發生一系列讓社會震驚的校園霸凌事件──強取財物、帶西瓜刀到校、3名女學生在廁所強拍1名女同學裸照、教師遭學生摔桌椅並恐嚇「叫人帶槍到學校教訓你」、開心炮丟進洗手間等，導致《國民教育法》第10條的修正，強化學校輔導教師編制，並正式增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2014年5月，21歲的鄭捷犯下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他在犯案後曾向警方透露「從小學五年級就開始計畫這起殺人案，對於砍人殺人的犯行一點也不後悔」，並供稱父母對他期望太高，「從小學時就想自殺，不過沒有勇氣，只好透過殺人被判死刑，才能結束我這痛苦的一生。」而在鄭捷行凶前12天，當時就讀的東海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教師會同軍訓教官，曾約談鄭捷並進行心理輔導。
鄭捷的犯行與童年經驗凸顯出校園心理輔導制度的不足，對醞釀多年的《學生輔導法》（簡稱《學輔法》）產生臨門一腳的作用。2014年10月28日立法院三讀《學輔法》，增加專任輔導人員員額，大幅強化學校輔導人力資源，影響至為深遠。其中規定高中以下學校必須至少設置1名專任輔導教師（專科以上學校每1,200名學生，必須設置1名專業輔導人員），並建立學生輔導的三級體制，以達成學生心理發展、社會適應的目標。
今年7月立法院初審通過《學輔法》修正草案，是該法上路10年來首度大修，中小學將再增加603位專輔老師，總數達5,942人，從人力的大幅增加以及其他具體措施（包含健全學生輔諮中心定位、三級輔導之間的合作、落實兒童表意權、強化輔導人員多元在職進修等），反映出政府意識到投注校園輔導資源的急迫需求。
「（ADHD特質的學生）他們很辛苦，當然有一些問題行為源自家裡的其他問題，但他們不一定適合這個（輔導諮商）。」劉馨如說，其實有很多看似乖巧的孩子，也是很需要協助：
「我自己小學六年級很痛苦，曾經很想去死，因為我所在的台中，中學就讀私校的風氣很盛，那時候家裡逼著每天一直補習。當我想到自己的經驗，就覺得或許這些孩子也有類似的困擾，不管是情感上還是人際上，六年級是一個『坎』，他們好像被迫長大，童年突然間就結束了。」
因著自身的童年經驗，以及想為有苦說不出的「乖小孩」再多做些什麼，劉馨如從2014年開始，以台灣自殺防治專家開發出來的簡式健康量表，為六年級的孩子進行憂鬱症與自殺風險的篩檢，並將每年的結果以量化數據及質性問卷記錄下來。她在第一線輔導現場持續至今10年不間斷的篩檢，累積出一筆可觀的實證資料。
- 安親班是多數孩子的主要壓力源，每年課業壓力都遠超過其他壓力源。其中又有超過半數的學生在質性描述寫下課業壓力來自安親班老師的成績要求、寫不完的評量測驗卷、留很晚才能回家。
- 轉學是一個創傷經驗，尤其是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必須離開的，好幾個憂鬱指數很高的孩子都是從國外搬回台灣，對土地沒有歸屬感、覺得自己交不到朋友，也有從鄰近學校轉學過來的孩子在問卷寫下自己的孤獨。
- 有壓力很大的孩子紓壓方式只有一種：打電動，也因此壓力來源會是網路被切斷，甚至會因為沒有網路可以使用而感到憂鬱，除了網路成癮的角度，若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想，唯一紓壓方式被阻斷會有的絕望感。
無獨有偶，就在劉馨如持續近10年的小六學童憂鬱檢測首次具體呈現自殺意念的比例時，2023年10月，台灣好鄰居協會與台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發布調查結果，台灣兒童曾經認真想過要自殺的比例達13.8%。
進一步分析發現，學業、外貌以及家庭壓力皆與兒童自殺念頭、計劃及試圖自殺有顯著關係，尤其家庭壓力是影響計劃及試圖自殺最重要的因素。若與韓國相較，台灣兒童的學業壓力及外貌壓力與其近似，而「家庭壓力」卻高於韓國，顯示兒少心理健康議題的複雜性。
事實上，近5年來，國際頂尖的醫學期刊已陸續有相關研究結果發表，2020年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研究團隊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研究，運用青少年腦部認知發展（Adolescent Bra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BCD）研究超過1萬名9～10歲兒童的樣本，發現有消極性自殺意念（passive suicide ideation，有死亡念頭但並未著手計劃）占6.4%、積極性自殺意念（nonspecific active suicidal ideation，有想過自殺但未想過方式或著手計劃）占4.4%，1.3%曾企圖自殺。
該計畫研究主持人、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心理與腦科學系主任巴奇（Deanna Barch）提到，「針對青少年的自殺意念已有廣泛研究，但在針對9～10歲年齡層的範圍中，幾乎沒有關於自殺意念比率的數據。」這反映出歷來的普遍迷思，認為青春期以前孩子不會有自殺想法，毋需過問，「我們的數據顯示這並非正確，孩子會出現那種想法，只是所占比例和成人不同，而此資料非常重要。」
2022年，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研究團隊於《刺胳針精神病學》期刊（Lancet Psychiatry）發表更大規模的調查，綜合過往30份研究、總計98,044名6～12歲兒童的樣本，發現有自殺意念者為7.5%，2.2%有自殺計畫，1.3%有自殺企圖，21.9%則有非自殺的自傷行為。
從意念到行為，跨越的卻是一道無人知曉的生死界線，從台灣歷年的通報數據中，我們看到難以想像的危機悄悄降臨。
短短幾年內，國小層級的自殺通報人數也急遽增加，從2017～2022年，國小學齡層自殺通報數6年內飆升超過10倍（從24人次到355人次），顯現台灣校園自傷與自殺人數增加的同時，也有向下擴展的趨勢。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台灣大學護理學系教授吳佳儀認為，自殺通報數的增加，不見得是壞事，主要可從兩個觀點來看：通報的增加代表校園內對防治自殺意識提高，通報制度愈來愈完善，仰賴後續相關體系來承接；其次，通報增加也顯示更多潛在的風險個案已接受訪視關懷。
有通報代表有機會及早被社會安全網接住，但現今統計數據中發現，14歲以下（學齡層包含國小及國中）孩子多數在自殺身亡前並沒有任何通報，73.7%的個案自殺通報日已經是死亡日，是全年齡層中比例最高。
吳佳儀認為，孩子若年齡太小，像小學一、二年級，對自殺理解並不完整、不了解死亡的意義，大腦發育也尚未完整，「但國小高年級已經進入青春前期，這時人數增加確實是隱憂。」
吳佳儀先前有個輔導個案，是一名國小高年級11歲的孩子，長時間熱衷於網路上的飛翔遊戲，因為不想去補習班，上課前突然從12樓跳下去，還好送醫搶救，保住一命。一般人難以想像這麼小的孩子怎麼會跳樓？其實孩子想法很直接，「他就是聯想到網路遊戲中角色，可以任意地自在飛翔，跳下去後一切壓力都沒了，一衝動就跳了。」
是不是真的想要死？吳佳儀表示這年齡的孩子「情緒駕馭能力」不足，「他只是想要逃離壓力、結束現在狀態。」衝動也反映在自殺方式上，2022年《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成果報告》發現，在國小學齡層當中，自殺方式大多為衝動性較高的跳樓與割腕，最高比率就是「高處跳下」（145人次，占40.8%），「割腕」第三（79人次，占22.3%）。
若進一步從自殺通報的原因來看，2022年在國小學齡層通報中，國小自殺原因以「學校適應」及「家庭成員問題」為主，不過吳佳儀也呼籲不能輕忽占比第三高的精神疾病，兒童出現的憂鬱症狀跟成人不同、表達心理問題的方式也不同，導致國小階段被診斷精神疾病比例較低，但她強調，「孩子憂鬱、焦慮情緒並非少見。」
從現有的文獻已知，有四分之三的成人精神疾病發作時就是學生時期，落在11～18歲之間，尤其國中發病孩子有些早在國小高年級時已出現端倪。亞東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醫師施顯學觀察，國小五、六年級女孩較早進入青春期，但情緒問題一直沒處理，常常到國中階段變得更嚴重，才被發現而接受治療。
當孩子有自殺意念時，通常不會馬上有所行動，這時是最好的介入時間點，以防止自殺。但國衛院「建構兒少自殺防治校園體制之行動綱領與方案」提到，2018～2019 年自殺身亡的學生中，有7成未曾接觸學校內的輔導資源。
衛福部金門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台大醫院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兼任醫師徐志雲剖析，整個教育輔導系統都有資源缺乏的問題，加上學校老師太忙無暇顧及，或導師輔導知能較弱，第一時間沒辦法發現孩子有狀況需要協助。他也觀察到，另一個阻力來源其實是家長，家長依自己的價值觀去認定「你是叛逆」、「你就是懶惰」、「你去上教會就好」，導致有情緒問題的孩子無法就醫、不願意就醫、有問題不被正視，各式各樣原因阻礙孩子得到心理輔導資源。
「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孩子跳下來。」蔡承憲表示，學校都是開放空間，如果孩子真的想跳樓，防不勝防。他提到，今年8月，台中某國小又跳了一個孩子，是一名小二男童，因為遭媽媽責罵，之後媽媽帶弟弟出門買東西，男童就搭電梯到自家大樓頂樓19樓，一躍而下。
面對整體國小階段自殺風險提升，多領域專家試圖理解孩子怎麼了？為何選擇用極端方式告別世界？自殺是複雜的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可能因素包括情感、父母離婚、社群霸凌、人際關係、疫情衝擊、精神疾病、因疫情而無法到校、有憂鬱傾向等，目前無法用單一原因來解答。
要找出確切自殺原因沒有那麼容易，每個孩子內心，存在著一個父母與師長不曾看見、理解的世界。徐志雲在擔任兒少精神科醫師的第一年，就遇到一名罹患亞斯伯格症的男孩，他一直深信著有另一個世界才是他的歸屬，當時徐志雲還與督導積極討論怎麼處理個案，但隔了一週孩子遲遲沒回診，打電話過去，媽媽才說「孩子已經在停屍間」。
「除非跟當事人深入談，否則不太可能知道自殺真正答案，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隨意下定論。」徐志雲語重心長地說，對於自殺者遺族而言：「重要的是，找出能夠好好活下去的理由。」
衛福部桃園療養院副院長李俊宏觀察，近年進入到桃園療養院急診的患者中，三分之一都是18歲以下的孩子，多數可能是割腕、吞藥或跳樓即時被拉回來。許多兒少自殺身亡的新聞，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現在孩子生得少、問題卻更多，孩子在求學之路上搖搖欲墜，李俊宏認為，主要跟家庭功能改變與社會變遷有關，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家庭的支持力量不如以往；雙薪家庭都有長工時、普遍的「時間貧窮」困境，親子互動時間不足，就會讓孩子感到孤立無助，進而產生負面情緒反應。
身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李俊宏有感而發：「現在社會多為雙薪家庭，家長應是陪孩子長大的角色，現在卻變成孩子的考試評核者。」
太少的親子連結，也令人憂心，孩子的心事沒有出路。「多數孩子都是安親班養大，照顧上一定比不上父母，較難在意到孩子的心理健康，」李俊宏認為，父母應建立一個願意分享情緒、尋求自信、可以容錯的環境，「家長要能夠接受孩子犯錯，理解挫折本身是成長的動力。」
如果受挫、迷惘的年幼心靈，能感受到安全，就不至於恐懼；如果恐懼有「樹洞」可以承接，不論是父母或老師扮演聆聽角色，就不會覺得絕望；如果能感受到尊重，就能長出自信。以安全、自信、尊重等正向特質，餵養我們的下一代，孩子就能長出面對挫折的韌性。生無可戀、走上絕路，不該是小學生的人生劇本。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